钛媒体注：斯诺登登上了《连线》的封面，封面照片中他拥抱着一面美国国旗，因棱镜门事件而逃离美国的他，已经满31岁。名为《头号要犯（the Most Wanted Man in the World）》的采访一经刊发，引起了美国舆论哗然。而美国国家安全局至今拒绝对其言论发表评论。斯诺登在将近三万字的采访中，都说了些什么？

一，再次透露美国正在秘密进行的一个名为“怪兽头脑”（MonsterMind）的网络安全项目。这个项目能检测并能解除网络攻击，除此之外，它还能自动回击网络攻击。

二，斯诺登袒露了他的思乡之情，他说“即使要遭受牢狱之苦，也愿意回到美国”，他表示比起自身的遭遇来说，他更关心美国。但斯诺登依然坚持自由言论的立场，他是这样说的，“不论有多大的好处，都不能让法律成为政治武器，或者成为恫吓人们放弃争取权利的工具。”

这位头号要犯让《连线》杂志主编斯科特·达迪奇（Scott Dadich）印象深刻，一篇采访手记更是把面对斯诺登的镜头拉到最近，经钛媒体编译：

俄罗斯。在一家俄式酒店的房间，我等待着平生最重磅的拍摄时刻到来。

1.

我所在的这间客房已经拉上了遮光的窗帘，我们带来的高性能摄影布光器材价值数万美元，最好也要把它们掩藏起来。我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全球最有成就、最受人尊敬的一位摄影师布兰顿就在我身边来回踱步。《连线》杂志的摄影主管帕特里克·威达挨着门口站着，透过门上的猫眼留意空无一人的客房走廊。我条件反射似地手掏进左边的裤带，想取出我的iPhone，可兜里没有。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也只过了那么半秒钟时间，我回想起来，把手机落在家里了，所以这会儿也没法用上它。为了这次采访出差，我只准备了一个800卢布的炉子，现在它默默地躺在酒店的床头柜上。酒店提供的那本斯拉夫语菜单，让我一直摸不着头脑。

地球上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此刻的行踪和此行的目的。我正在莫斯科，和爱德华·斯诺登坐在一起——这是个要花大力气保守的秘密。我告诉同事和朋友，说我要去巴黎出差办点事。但更麻烦的是，我不得不掩饰我留下的数字行踪。斯诺登本人已经（通过棱镜门事件）充分展示了我们固有的隐私意识实际上是多么虚幻的假象！那是我们铭记于心的真相。它意味着，要隐藏行迹就不能使用智能手机，所有文件要加密处理，会议要秘密举行。

2.

为赢得斯诺登的配合，我们做了将近一年的工作，花了数月协商。如今，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第一次和他会面了。我在杂志这行干了20年，主导过很多封面拍摄，采访的对象有总统和名流，也有我崇拜的人和憎恨的人，既有牛仔、设计师，也有女政治家和数个英雄人物。可我从未感到过像这次采访这么大的压力。

中午12点15分，斯诺登敲响了我们客房的门。他显然做了些功课，已经知道了我同事帕特里克的头衔，随后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们带着他和我们一起在沙发上落座。我搬了一把扶手椅，坐在他左边。

斯诺登对大家说，“叫我埃德”，算是做了介绍。几句介绍和寒暄后，布兰顿向他提出了那个我知道在场的人都想说的问题：“你过得怎样？”

很快形势就明朗了，我们采访者都很紧张，斯诺登却丝毫不拘谨。他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他度过了怎样的日子。他谈起政治和政策、宪法、政府监管、个人隐私。他说，见到我们这些美国同胞，他打心眼里开心，因为他“已经想家了”。

斯诺登畅谈了将近半小时，话题一个接一个转换，无论是引用法条还是法案代号，或者是美国中情局的规定和行动，他的用词总是那么精准，似乎全都能回忆起来。

这一切之后，我们一行转移到了稍加布置的会客客厅，进入了重头戏。布兰顿（《连线》摄影师）请斯诺登坐在一个装苹果用的箱子上，他用那个小木箱为当今世上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拍过照，包括普京和奥巴马。布兰顿和往常一样蹲在拍摄对象面前，这样做显得他身形较小，没有任何威胁。他用很慢的语速解释自己的操作过程，告诉斯诺登，要面对镜头展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

我走到客房后方，在布兰顿开始拍摄时也开始取景。在我面前，布兰顿和斯诺登两人试了很多动作、角度和姿势，摄影进行了差不多一小时。显然斯诺登在享受这个过程。

3.

出发莫斯科前还在纽约的时候，布兰顿到他家摄影棚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买了点东西，我不知道他买了什么。

这会儿，他拿出一个打了结的塑料袋，里面有他在小店里的淘到的宝贝：一件正反面都写有“安全”一词作为装饰的黑色T恤，拼写那个词的都是大写字母；还有一件黑色T恤，衣服正面绘了一条爱国的标语，标语下方有一只张开双爪嚎叫的巨鹰；一面美国国旗（事实上，1998年为George杂志拍摄此后堪称标志的封面时，布兰顿也让好莱坞女星帕米拉·安德森挥舞同样的国旗。）

布兰顿把这些物件摊在桌上，请斯诺登挑选能让他产生共鸣的东西。斯诺登笑起来，选中了有“安全”字样的T恤。“这个有意思，”他说，“我觉得穿上这个会比较好玩。”他进了洗手间换上T恤。换好以后，斯诺登一出现就有点气喘吁吁，原来那件T恤有点紧，憋住了他的胸口，他还拿这开玩笑。众人捧腹大笑，布兰顿又拍了几卷胶片。

接着我们回到桌前，斯诺登继续挑选布兰顿从纽约带来的物品。这次他选了美国国旗。

布兰顿要他在拍照时随心所欲地摆弄国旗。斯诺登双手捧起国旗，小心地展开它。我们第一直觉就可以发现驱使他这些年揣着“爱国心”流亡在外的那种情怀。斯诺登说，他爱自己的祖国。他把国旗揽在怀里，紧紧地贴在胸口。

大家一言不发。我感到汗毛都竖了起来。我们在那而坐了好久，仔细打量眼前这个人。随后布兰顿高叫一声：“别动！”他一次又一次按下快门，每次灯光和斯诺登的姿势都稍有调整变化，有时他要斯诺登朝镜头看过来，有时又让他看向镜头上方。我们就是这样完成了封面拍摄。

接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了，我们坐在一起又聊了会。斯诺登说，他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理由很充分。我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组拍摄已经有点让他筋疲力尽了，因为除了吃午饭时稍微歇了下，我们这个下午一直忙了四个小时。我们杂志的主笔詹姆斯·巴姆福德当时还在飞往莫斯科的客机上。几天后，他会和斯诺登对话，访谈要持续三天。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布兰顿送给斯诺登的礼物是两本书，是他自己两部的作品。斯诺登当时请他在书上题词，我趁机抓拍了一张相片。我们开始和斯诺登握手道别，像我们在酒店大堂集合时那样祝对方好运。布兰顿说：“愿我们有一天又能碰上。我希望，回家以后在美国见到你。”

斯诺登直视着他，边把自己的双肩包背上肩头边回答：“可能你不会看到了。”然后他关上门，转身离去。（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