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深瞳音乐，作者 | 河马君 ，编辑 | 楚青舟 

如果我们完整读完《罗刹海市》的原版故事，或许会发现刀郎新歌对音乐行业真正的意义。

就在人们几乎要忘记他名字的时候，刀郎带着新专辑《山歌寥哉》归来，其中一首《罗刹海市》更是引起了现象级的讨论。

《山歌寥哉》是通俗音乐的上佳之作，这几乎没有疑问。整张专辑带有“新民歌”概念，又借用了文言志怪小说的一些内涵，词曲都引人思考。

不过它的病毒式传播，主要还是因为歌词被解读为影射讥讽那英、杨坤、高晓松等主流歌手——虽然不少媒体也都指出这可能是误读，但公众仍然相信他们最爱的故事：

少年出走，武神归来，刀郎回来打“恩怨局”，怼脸当年的歌坛大咖，这岂不是爽文中的爽文？

可现实毕竟不是起点小说，刀郎的回归，未必有那么多个人恩怨。

更重要的是，解读刀郎的歌，其实有其更重要的意义所在：真正听懂刀郎，或许意味着听懂华语乐坛的这20年。

被批判的刀郎：20年前的华语乐坛，“谁是马户”并不重要

或许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原版的《罗刹海市》故事情节，本就和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蒲松龄《罗刹海市》故事的前半段，说的是一位容颜俊秀的青年人马骥，在从事海上贸易时因为飓风，误入“罗刹国”的一个村子。

他发现当地人都长得奇丑，几乎不像人，偶尔有长得像人的，也衣衫褴褛如乞丐。

马骥用了几天，才使村民相信自己不是噬人的怪物，进而与他们交流，知道罗刹国最重外貌，极美者可以为上卿，这个山村居民，不少都是因为奇丑无比，父母都认为不祥而被抛弃的人……

马骥于是前往罗刹国的都城，正好见到了退朝的相国。

这位本该“俊美”无比的相国长得不忍直视，正如刀郎在歌词里写的：“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

罗刹国和中原的美丑是相反的，因此被乡里称为“俊人”的马骥，在这里丑得惊神泣鬼。

接下来，“音乐”的作用出现了。

一位曾到过中国的行商，发现马骥唱歌比五音不全的罗刹国乐师强多了，想要将马骥举荐给国王，但因为担心马骥丑得过于惊悚吓到陛下而失败。

直到马骥以煤涂面作张飞妆，才因为歌曲和见识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只是罗刹国官员因为知道马骥的妆容是假的，仍然会私下议论和鼓励他。

刀郎借来《罗刹海市》这个名字，谈的是“审美标准”的问题，罗刹国以丑为美，甚至在马骥委曲求全，以煤涂面故作丑态以后，他们依然不能接受马骥的“伪饰”。

这是当年刀郎的遭遇吗？

我认为是的，刀郎不计较是一回事，但刀郎歌曲受到中心化“审美标准”很大的挑战，则是当年的事实。

当年的乐坛依然保留着中心化结构，那英、汪峰和高晓松，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了这个“中心”圈子里。

他们可以品评作品优劣，甚至在奖项评选时不让当年人气最炽热的歌手入围，因为他们对于“艺术性”有着垄断式的话语权——

当然，这并不等于那英或者汪峰人品卑劣，这个中心圈子里换任何人来，结果都不会差太多。

因为刀郎是新物种，那英也承认，刀郎的专辑“我们谁也卖不过他”。

正版专辑销量270万，加上盗版可能接近2000万，这样一个半路出家、没经过系统声乐学习，也没有被“唱片公司—经纪人”工业化体系盖章的歌手，被视为中心化结构中的一种“异质”，不正常吗？

太正常了，中心化的封闭结构一定会试图驱逐这样的异质，直到新物种的声势扩大到无法驱逐。

在此之前，“新物种”要么选择融入原有权力结构（比如当年许多民谣、摇滚歌手，比如R&B的周杰伦），成为“旧世界”的明星。

要么接受排挤，在某些作品大火之后慢慢淡出公众视野，音乐圈一直是这样运转的。

刀郎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也尝试过做一些改变，但因为种种原因，“主流”的圈子始终没有完全接纳过他。

这也让刀郎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音乐是美的，是“有音乐性的”，那就一定有人在“颠倒黑白”。

所谓“恩怨局”，当年刀郎的态度就很洒脱，他甚至亲自为“那英说只有农民听刀郎”的流言辟谣，刀郎也没有借着人气强行留在娱乐视野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奖有什么重要呢，屁大点事。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话语权力中心”都不存在了，大家也都不在乎评奖了……你说刀郎会回来打脸复仇？那格局也太小了，不像他的作风。

从始至终，他面对的都是一个“话语权力中心”，而不是某个人，某件事，他弹剑作歌，讽刺的是“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风气，是与一个世界为敌。

所以谁是“马户”，谁是“又鸟”，根本就不重要。

《罗刹海市》写的是他一路所见的东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单指一人一事。

正如《聊斋志异》写鬼写狐，本就是为了刺贪刺虐，描绘的事“世相”，是时代的轮廓。谁会去关注狐妖代表哪个人，书生又代表哪个人呢？

20年后的音乐市场：去中心化以后，依然需要价值锚

刀郎曾经面对的那个以“唱片公司—经纪人”系统为核心的流行音乐“权威”体系，今天已经彻底瓦解。

新浪潮对刀郎和那英来说都是公平的，这也是所有音乐人必须要过的关卡。

已经过了创作表演巅峰期的那英选择以综艺等其它方式维持曝光度，而刀郎依然选择用创作硬蹚潮水，两种选择其实都是合理的。

实际上，刀郎早就在访谈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年的冲突是观点不同，不存在绝对的对错”——20年后回头看，杨坤或许有一些不太理性的表达，但那英的发言其实很有意思。

她一方面坦诚在专辑销量上“我们”谁都卖不过他；另一方面又坚持刀郎的创作一定是有问题的，虽然她自己也无法准确描述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本身是一个极难量化的东西，同样是汪峰的歌，你可以赞美它是“人文摇滚”，也可以批评它“毫无摇滚精神”。

学术归学术，至少在商业领域，“艺术性”确实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了更多话语权，谁就是真艺术，这也是刀郎对“圈子”不满的根源，只要稍微代入一下，我们就能感同身受：凭什么我的东西就不是艺术呢？

而现在，刀郎从排斥权威，到理解权威，很可能将要成为权威了。传唱度不是唯一的标准，动辄20亿播放的抖音神曲，刀郎就能打得过吗？如果各类榜单复活，《山歌寥哉》能刷得过顶流爱豆的数据应援团么？

最终刀郎也需要真切地面对“艺术性”这个无比现实的“软指标”，音乐，或者说所有的人文艺术作品，都有一种硬核的需求，就是在商业/物质标准之外去锚定自己的价值。

不是说冲垮了中心化结构，摆脱了唱片公司和经纪人系统的控制，这种需求就不存在了。

时至今日，刀郎在歌里唱的依然是“狗屁高雅”，这是当然属于他的艺术选择，我们无从置喙。可是假以时日，等到刀郎被各种认知捧成“大师”、“权威”的时候，他依然会坚持“狗屁艺术性，都是装X”么？

最终他也是要寻找价值锚定物的（没有谁是100%纯靠自己的内心作为标准的），这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罗刹海市》故事的后半段：新民歌，华语乐坛的无价之宝？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刀郎他确实压根就没打算主动去找什么“价值锚”。

但他一直坚定地知道“民间”的力量，或者说新民歌的力量——这从他的《山歌寥哉》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在蒲松龄《罗刹海市》的下半部分，被罗刹国群臣孤立的马骥告假三月，回到山村，听说了奇珍异宝云集的“罗刹海市”，不畏风浪前往，希望有所见识。

在罗刹海市，马骥结识了出手都是非人间珍宝的东海三太子，娶到了龙女，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满足。

这一部分，刀郎在歌里没有具体地提到，但他在现实中的经历却有些相似。在远离聚光灯的岁月里，刀郎遇到了能够欣赏自己并且两心相悦的妻子，在“民间”收获了在“圈内”不会有的灵感和积淀，最终他带着《山歌寥哉》回到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才是无价珍宝。

《山歌寥哉》中的南腔北调，嬉笑怒骂，有人说这是“喊麦”的更高形态，这其实有点意思。

我甚至觉得《罗刹海市》民歌的外壳下，涌动着说唱的内核，在中国说唱被过滤掉尖锐和粗鄙以后，民歌其实可以替代说唱的一部分生态位。

因为那些荒凉浑厚的调子本身，就能勾起潜藏在“文明”表层下的激烈情绪，是表达的良导体。

聊斋和山歌都是“形式”，你真让刀郎阐释歌曲的深刻内核，他不一定解释得比前几天分析歌词的自媒体好。

但创作者永远是比阐释者珍贵的，形式本身就有价值。

就在那英、汪峰的“中心”流行圈不接纳刀郎的时候，官方其实很看好刀郎的西域情歌。《冲动的惩罚》获得中宣部“金唱片”奖；《爱是你我》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真正的主流，是在肯定他的创作方向和颇具民族性的创作形式。

刀郎在港台的口碑也很有意思，中国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自己不听S.H.E，但是会听刀郎。虽然罗大佑接下来赞美刀郎的声线，但应该不会真的有人认为，罗大佑只是因为声线去听刀郎的歌。

对罗大佑、谭咏麟这样的港台音乐人来说，刀郎的作品中一定有什么他们稀缺的特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刀郎取材所用的山歌和古典志怪小说的“形式”打动了这些资深创作人。

或许刀郎就是在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心中观想无数遍达摩尊者像，自然学会达摩剑。

《山歌寥哉》就是初步的结果，向传统文化借剑这个想法，真是太酷了……

比起“莫欺少年穷”的老桥段，我确实更喜欢《雪中悍刀行》中李剑神大雪坪那一声“剑来”——万千剑刃浮空而起，李淳罡向天下人借一剑！

《山海经》《聊斋志异》《搜神记》《虬髯客传》……古典文化中还有无数宝藏，哪怕仅仅是作为装饰性概念出现在音乐中，也可以瞬间照亮一片天空。

当然，只凭《山歌寥哉》还做不到，但其实，这已经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暗线”，今年热歌榜上常见到的《精卫》《武家坡2021》《三拜红尘凉》……他们当然不都是所谓“新民歌”，但同样都在向中国传统的意象/母题“借剑”。

所以，刀郎《罗刹海市》的老故事，可能正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