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之后,辉瑞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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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被新冠疫情铸就的辉煌,很可能是黄昏的晚霞,而不是清晨的阳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深蓝观(ID:mic-sh366),作者|吴妮、李昀、高翼,编辑|王晨、高翼,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作为制药领域里最纯正的“宇宙第一大厂”,辉瑞每年的业绩都备受关注,它基本能代表全球范围内制药公司的一个景气度情况如何。

而这两年,在新冠疫情的加持下,辉瑞的营收一飞冲天,也让其销售额从收购法玛西亚晋升第一之后,再次回了全球TOP1的宝座。

它的这一成功,在业内人士看来,普遍认为是运气好押对了宝。

剔除新冠之后,辉瑞制药业务不到3%的增长,背后也影射了这家公司在最近几年的一些问题:纯靠并购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对并购对象依赖比较强;错过生物药大时代导致近两年增速下滑;新冠之后,后续管线乏力,缺少重磅支撑,但与此同时几大核心产品都面临专利以及竞争的压力……

但新冠带来的高额利润,账面上的百亿美金的现金,并未如想象中的改变辉瑞的行为模式。它并未更激进的开启的“买买买”。对药企人士的职业选择而言,它内部依旧是一团和气、适合养老、按部就班的大公司气息,少了一丝内部总是为了项目争吵的创业企业的狼性。

它的被新冠疫情铸就的辉煌,很可能是黄昏的晚霞,而不是清晨的阳光。

是开始,还是巅峰?

辉瑞原本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化工企业,柠檬酸和维生素是它发家的开始。直到二战时期,辉瑞才等到一个踏足医药行业的机会。彼时抗生素需求大增,美国政府组织辉瑞在内的三家企业开展大规模制造青霉素的计划。通过独有的深罐发酵技术,辉瑞率先实现青霉素规模化生产。随后几年,辉瑞的青霉素产量占全球一半,大发战争财。

青霉素之后,辉瑞一鼓作气,研发出链霉素、土霉素,后凭借“伟哥”万艾可,从全美第六的制药公司变成了世界第一药厂。

但辉瑞也许是在万艾可上把运气全用完了,后面辉瑞自己也难以再造一个万艾可级别的神药,再加上家底丰厚,此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辉瑞都是通过收购支撑业绩。

辉瑞的收购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通过并购世界各地的工厂建立辉瑞的海外机构。另一个方向是,收购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创新药企,将领先的产品管线纳入麾下。首个百亿品种——立普妥,正是辉瑞通过收购华纳兰伯特获得的。这也是辉瑞最为人称道的案例之一。通过马不停蹄地收购,辉瑞在21 世纪初多次登顶全球制药50强榜首。

在医药行业,“一招鲜”难以“吃遍天”。

随着全球小分子类药物式微,生物制剂、肿瘤药时代全面到来,辉瑞也不得不做减法。辉瑞2020年完成消费者健康和辉瑞普强(仿制药)两大业务剥离。也许是错过了单抗药的时代,辉瑞在这一年的销售额直接跌落至全球第七。

还没来得及适应历史低位,转机从天而降。新冠疫情黑天鹅来袭,辉瑞凭借新冠药物Paxlovid和新冠疫苗Comirnaty,2021年营收超过800亿美元,重回第一。

新冠红利持续到2022年,辉瑞2022年财报显示,全年总营收创历史新高,达到1003.3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个年收入超千亿美元的制药企业。但投资人天生自带忧患意识,新冠的业绩总归不持久,所以这一次,为之担忧的声音高过了喝彩声。

千亿收入中,两款新冠产品的业绩贡献超一半。一旦新冠增长点被抑制,辉瑞的业绩或将失去引擎。

这一幕将在今年发生。随着新冠缓解,加上政府库存还没有消化,新冠产品的销售额2023年将急剧下降。辉瑞预测,Comirnaty 的收入将下降近三分之二,至135亿美元左右,而 Paxlovid 的收入预计将下降 58%,至80亿美元左右。

来源:医药魔方

反观非新冠产品,2022年收入增长仅2%。支撑辉瑞当前业绩的非新冠品种,依然是抗凝药物Eliquis(阿哌沙班)和肺炎疫苗Prevnar family(沛儿)“两元老将”。Eliquis2022年销售额为64.8同比增长9%。Prevnar family在2022年止住了下滑趋势,销售额63.37 亿美元,同比增长20%。

抗肿瘤领域乏善可陈,治疗乳腺癌的Ibrance是辉瑞手中唯一一款50亿级别的肿瘤药,其次是Inlyta(阿昔替尼)和Xtandi(恩扎卢胺)两款10亿美元级别的药。

更糟糕的是,包括上述几个关键药物在内,抗血栓药Eliquis、心肌病药Vyndaqel、类风湿性关节炎药Xeljanz、乳腺癌药Ibrance和前列腺癌药Xtandi,专利即将到期。受此影响,辉瑞预计从2025年到2030年的收入损失将高达180亿美元。

后继者能否成功补位,是个问题。

反观今年TOP10的其它公司,无论是礼来、默沙东还是强生、GSK,这些公司都没有新冠的“催化”,在当下的研发和押注策略之下,冲劲儿显然更足。然而,在外人忧心忡忡的时候,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对辉瑞到 2030 年的增长轨迹保持乐观。Albert Bourla的乐观,来自下一波具有潜在价值的候选产品。

来源:辉瑞2022年第四季度电话会PPT

从候选产品来看,辉瑞在获取产品方式上选择收购与自研并举,但对产品领域有明显的取舍。

辉瑞的业务板块分为COVID、疫苗、内科药物、罕见病、炎症与免疫、肿瘤、医院七部分。据巴伦周刊报道,罕见病和肿瘤学早期研究项目正在被外部化,具体方式包括资产出售、与其他公司合作开发,或剥离资产成立一家新公司,而“高影响”药物和疫苗被重点布局。

比如在GLP-1RA领域,辉瑞开发了两款口服小分子 GLP-1 激动剂PF-07081532和Danuglipron,这两款药预计能够达到100亿美元左右的年销售额。偏头痛药物也是辉瑞看好的领域之一。去年辉瑞5月以116亿美元收购Biohaven,将偏头痛系列药物Rimegepant、 Zavegepant收入囊中。这一组合产品的全球峰值销售额有望达到每年 60 亿美元以上。

在抗肿瘤方面,辉瑞选择扬长避短,将火力聚焦在乳腺癌、前列腺、血液肿瘤等领先的细分领域。辉瑞布局了口服 CDK4 抑制剂,ER PROTAC 药物 ARV-471、KAT6 抑制剂三款乳腺癌“种子选手”,同时力推CD3/BCMA 双抗 Elranatamab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突围。

其他业务板块的药物也有不错的销售预期,溃疡性结肠炎(UC)药物Etrasimod、RSV 疫苗、IFN-β抑制剂、PARP 抑制剂talazoparib的年销售额峰值有望达到10亿美元以上。

Albert Bourla表示到2030年,这些产品将产生200亿美元的销售额。这还不是收入大头,辉瑞计划借助外部业务发展额外增加250亿美元的年收入。

可以预见,辉瑞将迎来更多的外部合作和更聚焦的管线布局。

“辉瑞”们的运行逻辑

和国内传统药企和biotech们都自带“复兴”和“利税”的政治意义不一样的是,欧美的大厂从始至终都是奔着“赚钱”两个字去的。因此,除了研发层面,他们也会花很多资源去解决阻挡药品放量的问题,包括政府层面。

因此,美国的制药公司,会有一部分精力花在政府游说之上,这一点,也可以从辉瑞这次新冠业绩爆棚中看出来。

在美国,拜登政府一直是P药的代言人。去年三月份,拜登总统在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指出,P药的功效可以将新冠住院几率降低近90%。并且承诺:政府将计划发起“Test to Treat”措施,人们可以在药店进行检测,如果呈阳性,就可以接受一轮免费的P药治疗。

就在演讲的几天前,拜登政府的支持率降到41%的新冰点。演讲后,支持率短暂回温——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新冠政策息息相关。因为政府承诺的疫情拐点迟迟不来,民众将失望的情绪归咎于政府的办事不利和言而无信。

在这项计划中,美国已承诺向辉瑞购买2000万个疗程。在计划刚实施的几周时间内,这种口服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

辉瑞作为美国big pharma的代表,不仅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和政府合作密切;同时,制药业作为最有势力的行业资本之一,在华盛顿一直维持着广泛的影响力,和政客们保持着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

在2020选举之前,72名参议员和302名众议院议员均收到了来自制药业的资金资助,占整个国会的三分之二以上,仅辉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就为228名立法者寄出了支票——在华盛顿,公司向竞选候选人捐款是非法的。作为一种迂回方法,公司组建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外部团体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公司高管的捐款。

之所以制药企业大方如斯,是因为行业的发展一直受限于“公平还是效率”的社会争议之中。美国一直是世界医药领域最先进、同时在医疗可及性最被人诟病的国家。从奥巴马医改开始,美国针对医疗行业的改革就一直威胁着以大药企为代表的资本团体。

因此,药企会通过竞选捐款的方式,扶持心中理想的候选人。一些共和党成员尤其受到青睐:比如Sens. Thom Tillis和Chris Coons,这两位在负责监督知识产权法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占有席位。2019年,两人撰写了一项法案,用于扩大制药行业的专利保护。

尽管大药企一直警惕着不让民主党占领国会席位,但2020年竞选前夕对两边的押注比较均匀:700万美金流向共和党,600万美金流向了民主党。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辉瑞支出了1160万美金用以游说联邦政府,其中民主党成员拿了大头。大资本和在任民主党政府成员的合纵连横,让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以往的声音。比如去年,许多著名民主党人士,公开反对药品价格谈判政策,以及与低收入国家分享疫苗知识产权的提议。

这背后,是因为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在议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包括Moderna和辉瑞这样的新冠治疗提供商。

他们除了向议会成员直接捐助外,这些年BIO也在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灌注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比如向致力于选举参议院民主党人的非营利组织Majority Forward提供了500万美元;又向“21世纪美国之桥“美国桥捐赠了250万美元——这是一个民主党事实核查和研究网站,在佐治亚州特别选举期间赞助了支持乔·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和民主党人的竞选广告。

政企绑定,这是美国体制下制药公司和监管方长期以来达到的某种平衡。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来,这不是某一两家公司的特权,任何公司只要能参与进来,机会都是一样的;二来,美国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不存在单纯为了讨好某一群体而牺牲另一个群体,并且在一些道德和法规问题上,不会因为利益而退让。

所以,前段时间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出炉时,不少人解读为美国版的带量采购要出炉了。事实上,在这种稳态平衡之下,美国虽然因为药品费用问题在控药价上持续做文章,但绝不会出现国内这种动辄80%、90%的药品价格谈判降幅。

高药价也是美国创新药持续不断的某种源头之一,这是体制决定的。

辉瑞与中国

前段时间,关于辉瑞Paxlovid医保谈判的事情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其本质逻辑是,在当下中国新冠口服药的市场竞争格局之下,以价换量的逻辑到底还有没有?

在当时谈判的时候,已经有一款阿兹夫定,并且三款口服药“箭在弦上”,另外还有一堆临床1/2期的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虽然在当时看P药仍处于万人哄抢的局面,但能很容易预测到国产口服药一出,这种稀缺性会荡然无存。

因此,对于还有着其它全球市场的辉瑞来讲,P药在中国的以价换量,并不能取得很大的正向意义。毕竟,低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带来的全球定价体系破坏的被动尴尬(比如会不会有人攻击为何在中国这么便宜,在美国这么贵;再比如会不会有反向代购的情况)。

所以,P药在中国能卖下去,是因为要么P药能给“辉瑞中国”带来一定可观的利润;要么是能给辉瑞中国或者全球带来品牌效应,从而提高其它产品的销量,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P药会放弃中国市场。

其实不止这次新冠口服药,整个外资药企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一个以价换量的逻辑。只不过这个“价”不局限于药品的价格差,更多的是在于资源上的投入,和体系的建立。“盈利”才是最终的目标,至于“帮助中国患者”、“推动本土产业发展”等等,都是附加品。

回到辉瑞中国,像Biogen在2021年那样以70万降到10万的幅度换取一款罕见病进医保报销目录,辉瑞几乎很少做。其旗下不少明星产品,比如CDK4/6,比如恩杂鲁胺,自始至终都跟医保无缘;更有甚者,直到如今,它的一代ALK抑制剂卖得比罗氏/贝达的二代的还贵。

这次新冠也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路径依赖”,辉瑞在中国的策略,更像是要走一条高端路线。而辉瑞在这种路线之下,尝到过一些甜头。

2019年,带量采购全面落地,辉瑞中国区业务两款核心产品(阿托伐他汀和氯吡格雷)因为集采出局,丢失部分院内市场份额。虽然两款心血管产品格局都恶化了,但很快辉瑞这两个产品的增长变扭负为正。成了目前这一类产品里“高端”的代名词(因为其它原研药都已经死了)。

不过,对于降压、降脂、抗生素、(长周期使用的)抗病毒……这类产品都存在一个特点,就是制剂和工艺水平决定了这些药物的吸收,很多时候决定了这些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一个整体的有效性,这种“放大效应”存在下,不少医生和患者还是会按经验去做选择,这使得这些药物都还有一些品牌效应。

但是对于靶向药、大分子类,尤其是治疗晚期癌症的药物,除非临床试验数据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药在真实世界的使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品牌溢价效应要弱许多。而这些药本身又是当下医药市场里定价高的品种。

所以,一个结果就是,辉瑞仿制药业务每年都能取得可观的增长,晖致的全球办公室甚至就直接落户在了上海。然而它的生物创新药类业务,在中国运转得并不好。这是中国这个市场决定的。

辉瑞的这种“高端路线”,其它外企也在学,比如这几次集采,针对一些重磅品种,比如高端抗生素、紫杉醇等,不少外企基本给的都是1%左右的降幅;再比如医保谈判,几大进口PD-(L)1,连名都没有报。

这背后是中国有一批本土玩家,在当下的治疗水平里做到了对全球一线水平很好的追赶。但创新药的开发总归需要高密度、高分量的资金投入,中国的市场属性决定了很难产生能够有“颠覆性”的疗法,但需求不会变少。

等到“人有我无”的时候,或许又能看到监管层和支付端再一次的向欧美的MNC药企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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