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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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又该如何积极应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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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每经头条(ID:nbdtoutiao),作者 | 吴林静,编辑 | 刘艳美,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按照惯例,1月中下旬,国家统计局每年第一场重磅新闻发布会,会发布上一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这场发布会的一大关注点,明显落在了人口数据上。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为61年来首次负增长。

这些年,全国人口增势逐年走低:2020年比上年末增加204万,2021年净增48万,再到2022年减少85万,正负切换,弹指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即将出版的新书,就直接定名为《人口负增长时代》。那么,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又该如何积极应对?

从48万到-85万,趋势由来已久

2022年,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历史性转折。

1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从分项上看,全年出生人口 956万人,人口出生率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 7.37‰;人口自然增长率-0.60‰。

2022年首度跌破千万的出生人口,以及连续两年站上千万的死亡人口,其实延续了过去多年“一减一增”的趋势。但净增人口的总结果,从正数变为负数,还是有点儿让人猝不及防。

去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蔡昉提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变动趋势早已有迹可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此前分析,“我国已经累积了30多年人口负增长惯性”。

张许颖指出,拉长时间维度,“1992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已经由正转负,人口变动主要是低生育水平不断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推动的。”

所谓“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

张许颖又做了一次模拟测算,基于1.3的现实,即使现在把总和生育率立即提升至2.1并保持,“受累积负增长惯性影响,2044年还是会开始人口负增长,并持续至2090年”。

人口规模大,正的、负的惯性也大。不过,这就像一辆行驶的车,不踩油门靠惯性向前,停下来是早晚的事。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再加上模拟测算,张许颖提到,我国人口负增长会呈现“短期温和,逐步加速”的规律。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以后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时期。

新增京冀浙,15省份“深度老龄化”

人口负增长已然势不可挡。这种趋势带来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少儿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另一面则是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攀升。从数据上来看,“两减一增”的趋势确已明显。

2022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76亿人,占比62%;对比2021年,人数减少666万人,比重降低0.5个百分点。

2022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10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14.9%。2021年,这一比重首次超过14%,我国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则更进一步,比重继续提升0.7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群体的绝对数继续增加922万人。

从局部看,多个省份“深度老龄化”程度还在加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到2021年,“深度老龄化”蔓延至15座省份,新增河北、北京、浙江三省市。

老年群体增加,压力传导到劳动年龄人口群体。

《中国统计年鉴2022》发布了2021年各省抚养比数据,从中可以看到各地劳动人口“上养老、下育幼”的负担。

其中,河南省总体抚养比最高,为56.7。比例越大,压力越大,意味着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者。整体来看,总抚养比突破50%的省份共7个,除河南外,还有广西、贵州、山东、湖南、河北及安徽。

但看细分项,排名前八的省份负担比较“甜蜜”,因为他们主要的抚养压力来自孩子。

总抚养比排名第九的四川,抚养数值出现交叉,即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也就是说,同样是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人,四川养的一半多是老人,而贵州养的2/3是孩子。

单看老年人口抚养比,到2021年末,辽宁、重庆、四川、江苏、山东、上海、湖南等省份压力靠前,与进入“深度老龄化”省份高度重合。

结构性压力,经济社会新挑战

人口是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当它来到负增长的转折点,“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势必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复杂而深刻的挑战。

蔡昉近期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过分析。

从供给侧来看,最基础的变化是劳动力规模的收缩,从而助推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比较优势下降。与劳动力规模缩小相伴的,是新增劳动力减少,这就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

从需求侧来看,人口与消费天然相关,形成“人口总量效应”。老年人消费倾向低,年轻劳动力收入增长慢消费也会收缩,综合各群体变化因素,消费总额的增速势必放缓。

在蔡昉看来,供给侧、需求侧两侧改革现在需要同步、互补,不过他更强调需求侧的改革。

近年来,有关“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的部署,从需求侧来看,就是旨在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超级大市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进而改善消费格局,从而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从地方行动来看,一些应对措施开始出现。

比如推动“机器换人”,从制造工厂延伸至农业养殖,帮助各类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技术进步,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比如部署“适老化改造”、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将“养老服务消费”视为扩内需、促消费的一只“潜力股”。

还比如催生。“发钱鼓励生娃”的风潮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蔓延,今年一开头,一直以“很能生”闻名的深圳公开《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准备从“一孩”就开始给育儿补贴。《起草说明》中特别提到,要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我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人口形势出现转折,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成为大家要面对的新课题。当然这种“转向”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

观念上不能再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人少了,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基础和动力了;行动上则要从人口结构变化中挖掘新的机遇,稳定就业率,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教育与市场的匹配度,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总而言之,新的“人口红利”,从制度来,向改革要。在人口规模下降背景下,创造更多的价值,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经验之谈:人口负增长,其他国家如何应对

放眼全球,从东亚到欧洲、从美国到巴西,人口负增长趋势并不鲜见——“就像地平线上已可望见的海啸,转眼就将冲到我们眼前”。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洲等。

全球人口减少的征兆最早从欧洲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指出,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人口负增长。

而在亚洲,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甚至有人口学家预言其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面对人口负增长,鼓励生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应对策略——包括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此外,瑞典、韩国等还通过津贴补助、减租减税、减免子女大学学费等措施来降低生育成本。

不过,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全世界还没有一个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成功扭转出生人数减少趋势。

为此,吸纳移民也成为推动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陶涛介绍,一方面,部分国家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励高素质、高技术水平移民迁入。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提供语言培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保障非本国国民的社会融入。

此外,为应对劳动力减少及消费减少的风险,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各国政策的着力点,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海啸”将至,趋势无法逆转,我们能做的,就是抓住时间窗口,全力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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