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深,在小城市挣钱的数字游民

蓝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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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01 18:12

成为数字游民的自由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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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深,在小城市挣钱的数字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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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数字游民

图片来源@数字游民

文 | 蓝字计划,作者 | 龙玉环

为了从深圳回到从小长大的县城,邓健做了整整两年的准备。

抱着“技术改变命运”的信念,邓健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来到了深圳。

从实习工资3000元到月入过万,从只有一张床和卫生间的公寓到30多平的一室一厅,从零存款到攒钱买了车,他感觉到生活在变好,但回家的念头却愈发清晰——靠自己在深圳买房定居,实在太困难,“你就算待到老了,也得回家去。”

工作一年后,邓健开始经营副业,等收入稳定后就辞职回家。今年7月,他如愿回到老家县城,租下每月500元的两室一厅,开始不通勤、不打卡、不加班的生活。

这两年,伴随着疫情及经济因素的影响,逃离一线城市的风潮再次兴起。像邓健这样,不受地点限制、通过互联网工作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住在成本低的地方,为付出高薪的客户服务,利用“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时间养活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也有许多年轻人在期待和观望:我也可以成为数字游民吗?如何才能实现?

回到小城

当了三年程序员的邓健,没有感受过“996”的摧残。他在找工作之初就定了底线——不找经常加班的公司,在入职前就会和老板、HR谈,能接受薪资不涨、奖金少点,但是没有紧急任务的话,平常不会加班。

邓健认为,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下班后的时间应当自由支配,哪怕是去精进技术。程序员的工作强度大,吃青春饭,自己的学历又不占优势,多学点技术,就多点安身立命的本钱。

工作一年后,邓健开始意识到自己“靠技术涨薪晋升,留在大城市”的想法有多难实现。那时疫情刚爆发,处处裁员,晋升为管理层更难,而深圳的房价高,生活成本也高。

来深圳第一年,他住月租800元的公寓,除了床和卫生间,容不下一张桌子衣柜,衣服洗完只能挂在窗框上。下雨时,雨水打在遮挡窗户的蓝铁皮上噼啪作响,楼下打麻将的声音,吵得人难以入睡。

邓健租住的公寓(供图:受访者)

有一次和同事吃饭,公司前台姑娘说到自己在写公众号,已经积攒了一定用户,有付费课程还能接广告,他看到一丝曙光:原来不是只能靠上班赚钱。

他尝试在公众号和知乎上分享技术心得、个人作品,明白了在互联网展现自己的重要性,“你只有放大自己的才能,才能被更多人看到,有流量就有了钱。”

他很快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有人看了他在知乎写的东西,找他开发一个小程序,3万块——当时他的月薪也才8000块。

前后花了20天的业余时间,顺利拿到这笔“横财”,邓健没去想怎么用掉,他只有一个想法:真香!如果可以居家挣钱,就回到老家去。

邓健老家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偏远且贫困,高中从农村去县城上学,要走一段路再坐6小时的车。但近几年因为大力发展旅游业,建了个很大的水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四周多山,环境很好,很多年轻人都回去了,邓健也想回去。

小城风景(供图:受访者)

邓健一边上着大小周的班,一边经营着副业,就这样过了两年,他还是觉得没做足准备,怕离职后接不到单。

今年年初,他在深圳被封控了一个月,没法去上班,远程操控保存代码效率很低,正好又有客户找他合作,他第一次感觉到,每天在家为自己的单子工作是这么舒适的一件事。他下定决心回家。解封后他马上提了离职,和女朋友一起搬回老家。

在县城,邓健租了一套月租500块的两室一厅,早餐不再买包子馒头应付,而是悠闲嗦碗三四块钱的粉再工作,午晚饭都自己做,朝九晚六不加班,十点睡觉。

邓健每周末都能和父母团聚。老家空气清新,能玩的地方多,即使只是开车绕山路一圈,也让人心情愉快。伴着入眠的也不再是各种噪音,而是鸟叫、蟋蟀声。

工作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平均收入反而增加了。以前上下班、节假日都在忙,主副业加一起也不过1.8万左右,但回去后5个月,月平均收入有3万。一开始也有接不到单而自我怀疑,熬过去之后,就一切顺利。邓健也在拓宽业务形式,减小单一收入来源的压力。

居家工作状态(供图:受访者)

比起邓健的细致规划、审慎考虑,同样回到了老家、远程工作的倩倩,则是一念之间做下决定,可进可退地试探。

2015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倩倩工作了将近4年,攒够留学的钱后,去了国外留学,读市场营销专业。

2021年上半年,倩倩回国实习,进入了上海一家做海外市场广告投放的公司,当广告优化师,客户主要是“出海”的国内品牌商和该市场的本地公司。因为两地时差和假期不一致,再加上需要根据数据随时调整投放策略,她和同事们随身带电脑,24小时在线。

进公司一年多,除了过年当天,倩倩几乎没有休息一天。每天盯着数据,枯燥乏味、毫无创造力的工作内容更让她厌倦。

在机场工作(供图:受访者)

今年3月,她提了离职,想找份专业对口、工作强度低点的工作。没过多久,上海疫情爆发了,公司全面降薪。当时,倩倩以为过几天就可以出去求职,有工作经验、有硕士学历,应该不会太难,断然拒绝了公司的“挽留”。

一封就是三个月,别说找新工作,倩倩连上海都不想待了。解除封控后,她立刻回了浙江的老家。在村里,群山环绕、宁静祥和。

她想找一份远程工作,可以陪着父母,不用早高峰通勤、付高昂的房租,不用参加各种公司团建活动。过程并不顺利,几乎没有公司接受员工远程办公。

邻居们经常会说些“父母辛苦供留学,怎么都没有工作”、“还不如那谁谁”的闲话,倩倩又一次逃离了。她先后在杭州当过民宿管家、在火锅店兼职,在5个朋友家轮流借宿。从 9月开始,什么公司她都去面,还花3600元找“辅导老师”帮忙优化简历,但没什么用。

当倩倩不再挑工作内容、办公方式的时候,却幸运地拿到了一个完全符合期待的offer——一家做北美市场的代理商的客户执行岗,兼做策划。

国庆结束后,工作确定了,倩倩立马回了家。父母非常开心,连她要给生活费都拒绝了,面对邻居,也能很有底气地说,“我们家倩倩在家工作呢,也不用房租和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能省5000块了。”

倩倩的月薪比在上海时低了1000块,但不太加班、有节假日,倩倩觉得性价比很高。因为配合美国同事的作息,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她还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下班后还能和妈妈一起散步、跳操,看看书。

乡村景色(供图:受访者)

以前的经验也都派上了用场,工作上涉及的品牌出海和本地化方法,读研学到的市场营销知识,甚至曾经被迫掌握的互联网流量玩法……这些都让她有成就感。 

虽然乡村生活一成不变,但倩倩很享受这种安宁、规律的生活,不用随时盯着电脑,也不会在逛街时怕被封。她希望远程工作可以持续下去,不一定要在家,也许会去杭州等城市,但至少,不想再被地点限制住。

找回生活

本硕哈工大毕业的小陈,在2021年的秋招放弃了好几个年薪40万的offer,选择去深圳一所区属学校当数学老师。

与互联网行业的KPI考核、35岁失业焦虑、996工作强度比起来,稳定、看重资历、有寒暑假、有成就感、承诺30万年薪的在编老师岗,像天边的彩虹一样漂亮。

但真正入职后才发现,这道彩虹原来是架在肥皂泡上,一碰就碎。这份工作跟预期中大为不同。上课只是一小部分,打印试卷、开会、填表、联系家长、管孩子,才是工作的大头,这些纯体力劳动并没有给人创造和发挥的空间。

即便讲课,也有固定模式:每学期的课程内容决定了每周的进度,也决定了每节课的内容,先讲知识点,再讲习题,讲完也就下课了。小陈所预想的设计打磨课程、加入有趣的延伸信息,并不能实现。每天只是教学生们怎么做题、一道题的多种解法,好像在用自己“小镇做题家”的经验培养下一代“城市做题家”。

小陈学校授课时(供图:受访者)

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放学后回答问题、批改作业、备课,有时候忙到11、12点,而且承诺的薪资也大幅缩水,降薪、拖欠绩效收入时有发生,也没法维权。今年4月,小陈离开了那所学校,去一家外企做半导体软件研发。

因为公司所在地有疫情,小陈一直在深圳远程办公,有一天他忽然了解到“数字游民”的概念,当即决定实现它,背着包、带着电脑出发了。

带着工作去旅行,就好像把那张日日相对的写字桌搬到了大自然里。前一天也许还在桂林的喀斯特石林,第二天就到了西双版纳的傣族木屋。以前下班后,去打球跑步逛公园,现在合上电脑后,可以在土楼村落走一圈,可以骑着小电驴逛星光夜市,可以徜徉在阳朔的十里画廊。

小陈带着“全副身家”旅行中(供图:受访者)

各处走动的花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甚至比在深圳的生活要低”。平时的机票“白菜价”,酒店100元也能住到不错的,酒店都有WiFi,便宜的吃住都能找到。在小陈看来,当“数字游民”,最重要的是探索欲和独立性——想走出去,且能自己解决突发问题。

2016年从厦大会计系毕业的Solar,转行当了产品经理,从厦门回到了从小长大的深圳,几次跳槽后进入了一家头部大厂。

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Solar开始远程工作,为公司搭建员工健康状态报备的产品,因为非常重要且紧急,进度很赶,Solar每天睁眼就开始工作,直到深夜。

长期加班,加上办公室政治、各部门抢夺资源,工作也缺乏成就感,Solar不愿意再耗下去,在2020年11月离职了。

离职后,Solar想做一个和远程工作有关的产品,在调研和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已经有公司在做,就在2021年2月份加入了这家公司。

因为是远程工作,Solar和女朋友一起搬到了苏州,在太湖边上租下了一间120平的三室一厅,月租金只要3000块。

Solar严格遵守朝九晚六的上班时间,把下班后的时间花在阅读、谈恋爱、看影视综艺上。Solar依然认为努力工作是必要的,但生活也很重要。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发展到大规模远程办公,而自己在做的是在推动这件事尽早发生。

为理想出发

大学毕业后“北漂”的Niki,因机缘巧合成了一名婚礼策划师。在世界各地办婚礼的过程中,Niki见识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巴厘岛认识的一位白人,工作半年后度假半年,这让她觉得很新奇。她不曾想到,几年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2019年,Niki回到柳州老家,在一家婚礼公司继续做策划,还成了公司合伙人。但她对一直重复的传统婚礼形式感到厌倦,便辞职了。

她反复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还要一直在集体里被推着往前走吗? 

裸辞在家,Niki把自己做婚礼策划的经历分享在小红书上,吸引了不少粉丝。有的是想转行的工作族,有的是快毕业的大学生,但都对这个职业感兴趣,问她怎么才能成为婚礼策划。受此启发,Niki开始认真设计并分享“成为婚礼策划师”的课程,并带来了收入。

探索了一年多,Niki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方向:环保婚礼。少使用一次性物品,使用户外场地,减少现场装饰,甚至是编花环戒指代替钻戒等等。环保婚礼不注重排场、流程、仪式,更注重新人双方的交流,

Niki在求婚工作现场(供图:受访者)

她在小红书分享这种理念,也接到过一两次环保婚礼的单子,但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小众,知道且认可的人并不多。Niki也不着急,她相信可持续是必要且对人类有利的,因此坚持了下来。

2021年5月,Niki从柳州搬去了北海,既有不同的环境,还离家不远。北海房租便宜,消费也不高。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在这一年里去了12个城市旅行。

Niki在旅行中捡垃圾,践行环保理念(供图:受访者)

虽然裸辞后成为“数字游民”,收入不稳定,但Niki自认为找到了长期职业方向,而以前的工作经历也并不是一段弯路,“北漂、国际环境的工作、多年的传统婚礼策划,这些经历和见识才让我找到了现在的方向。”

Niki看来,作为“数字游民”,拥有技能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如果真的想做,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但自由也有代价,有要背负的东西,在出发前,要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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