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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共有105个大城市，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105个大城市包括了4个县级市，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 

我国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对城市作了如下划分：

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目前共有7座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500万到1000万为特大城市，目前共有14座特大城市；

大城市又分I型和II型，前者常住人口在300万到500万之间，后者在100万到300万之间。 

七普数据显示，江苏昆山常住人口达到209.25万人；浙江义乌常住人口达到185.94万人；浙江慈溪常住人口达到182.95万人；福建晋江常住人口达到206.16万人。 

而且从经济数据来看，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也均位列2021年GDP十强县。这GDP十强县是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宜兴、长沙县、神木和义乌。 

四个县级市以一县之地而跻身大城市之列，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深思：人们何以如此热衷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呢？城市从何而来？它的发展最终又将带来哪些深刻的变革要求？

城市的核心是分工与协作 

城市的出现是劳动分工的产物。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正是由于职业的分工而使人们彼此提供商品和劳务成为可能，他们相互依存，汇聚起来，才形成了城市。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柏拉图写道：

“这就像我设想的那样，产生了一个城邦（city），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自足的，还需要许多东西。你认为城邦的产生还有别的原因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种需要迫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联合，另外一种需要又迫使他与另外一个人联合，由于有很多种需要，就要求把许多伙伴和助手集合在一个住处，这样一个共同的住处我们就称为城邦。” 

柏拉图还给出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模型。为了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所和衣服的需要，不得不有一人专门来生产食物，再有一人来建造住所，还要有第三个人来织布做衣服。为便于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利用社会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的雏形。自然而然地，这些人的需求会再召唤其他人加入进来提供补鞋服务，进而再招来第五个人提供医疗服务，如此等等。 

最终，源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收益---由劳动分工而实现的专业化报酬递增---与随之而来的成本之间的权衡，导致城市的规模趋于均衡，在这一均衡点上，城市“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聚居地……也不会只是一个小村落”。 

城市也成为其成员之间贸易的地理聚点。而且，城市会通过与其它城市之间的联络和贸易而存续：“要在一个地方建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城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柏拉图还在《理想国》中讨论了城市居民消费多样性的问题。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柏拉图的模型中，城市的成长会导致职业商人（professional merchants）、法律体系和公共服务这些新职业的出现，从而为权利边界的界定，人际交往规则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不可能预见到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城市化浪潮，但他所给出的城市模型还是道出了城市的本质：它首先是劳动分工的产物，其次它又为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基本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像野蛮人的部落酋长一样体面，甚至还可以享受到比那些酋长们多得多的商品和服务。 

自从现代商业社会的引擎启动以来，人类的生活就被这部庞大的机器卷入进来，我们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业的生活方式，转入到一种无所不在的交易网络中来。 

只有在大城市中，每个人只需要专心地做好一种职业，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农村有人能靠给人修指甲就能生活下来的，我小时候也从来不会想到送外卖会成为一种职业，而且在今天还成为了我们生活如此不可或缺的职业。

知识上的溢出 

在城市中，我们更容易找到与我们志趣相近的人，一起碰撞思想的火花，一起憧憬商业上的未来。这种知识上的溢出效应，我们的老祖宗管仲早就预见到了。 

在《管子》一书里，有一段特别有趣的表述，主题是关于同一行业从业者相互聚居而出现的知识溢出效应：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这段大意是，桓公问管仲：“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先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其中对于手工业者，他特别提到“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 

如果把这里的工匠换成今天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劳动者，管仲的话仍然适用。 

我们集中在城市生活，彼此可以更好地考察各种器材，思路也更开阔，在做各种工作时考虑得也更加周全，工作起来也会更加精细，相互之间可以比赛技巧，提高智慧。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年前，管仲就已经认识到城市的生产效率将大大超过农村。 

因此可见，大城市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来自产业集聚的收益。这一收益，乃是由从事同一贸易的专业化人员之间知识的溢出、附属产业的增长、机器水平的提高、熟练工人实现了更匹配的工作、与吸引庞大的熟练劳动工群体所构成。 

正如城市经济学家艾伦·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在大型辐射性产业周边，这种集聚现象常常会高密度地出现……当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生产单位借助分工成长之际，这种集聚倾向也会呈现出来。这些生产单位常常只是小规模、高度专业化、相对独立的工业企业。” 

由此来看，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劳动者在空间上的流动，还表现为各种经济资源在地理上的集聚。大城市，就是这种集聚的表现。

中国城市化接下来会怎样 

就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言，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出现的要远比工业化来得早。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以及这场重大事件之前不久和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变得极为普遍，有时甚至会以大规模且快速推进的方式呈现。 

这自然提出了一个有关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孰因孰果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对这个问题的恰当问法是，城市化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归因于工业化主导的发展呢？ 

事实上，工业发展和市场范围是彼此依赖的，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所带来的经济成长，可以以遍布整个经济的交易网络的递增收益来概括。作为横扫众多产业的一场革命的结果，随着市场的显著扩张，城市化所未触及到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基本上荡然无存。

最重要的是，城市化还会引发更深远的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缺乏社会自治传统，或者传统的社会自治资源稀薄的国家，依赖于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权威，通过动员、激发地方与地方、民间之间竞争，以及有效利用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与国际市场，可以迅速启动全社会上下互动的工业革命。 

但接踵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将把工商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多样性与异质性——释放出来，进而要求变革现存的产权体系与权力格局，对政府职能与职权的重新定位、财政、司法、舆论监督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提出要求。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时，还要去思考这背后更为深远的改革要求。一句话，城市化只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整个社会进一步地深入探索和实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