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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零碳风云，作者｜大蔚，编辑｜华锋

作为一类规范性非财务信息，ESG已然成为政府、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指标。

ESG评级机构众多，但目前最权威、沿用最广泛的当属MSCI。MSCI英文全称为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指的是摩根史坦利资本国际公司所编纂的全球型指数，也是多数全球型股票基金经理人所倚赖的一个指数。

2018年6月，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 ACWI全球指数，中国上市公司也面临着全球机构投资者对其在ESG风险和机遇管理方面的全面考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ESG纳入评估及投资策略，更多上市企业主动披露ESG相关信息。早期，ESG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制造业中。近几年，互联网大厂也纷纷拥抱ESG。据统计，2021年以来，腾讯、阿里、京东、拼多多、网易、百度等头部互联网大厂，都已经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

今年8月，阿里巴巴集团也首次发布ESG报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开篇中表示：“ESG展现的是企业责任感与社会连接度。”

但经济学博士、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石烁表示，结合多个机构评级，从行业角度来看，国内的金融行业走在前面，能源和工程建造、房地产行业都在按ESG标准迅速转型，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互联网公司。

他说，“在美国，苹果、Netflix和亚马逊已经成为全球ESG领域的领导力量，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ESG表现，似乎还不足以在国内形成新格局。”

互联网企业野蛮生长20年，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跑出了许多市值万亿的超级公司，为什么却无法扛起国内ESG大旗呢？

报喜不报忧

MSCI对企业的ESG评级最高为“AAA”，最低至“CCC”。据MSCI等发布的ESG评级数据，评级较高、获得A以上的中国企业有蒙牛、兴业银行、复星、海尔智家、美的、华为、比亚迪、万科等。国内互联网大厂评级最高的是美团，2019年曾获AA评级。其余都在B甚至最低档CCC。

这个评分，在全行业中顶多只能够得上平均水平。

但是从大厂们发布的ESG报告来看，似乎他们又做得“非常好”，社会责任感非常高。

比如在绿色发展“E”方面，腾讯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100%绿色电力以及自身运营和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阿里巴巴提出了“范围3+”概念，承诺在自身运营和供应链之外，到2035年带动生态累计减碳15亿吨；京东建成了行业首座“零碳”物流园区，并将新能源物流车的投放量增加到2万辆；百度持续探索自动驾驶和智能交通等业务的减碳路径，目前在176个智能红绿灯减碳超2万吨……

针对公司治理“G”，百度成立了数据管理委员会，负责决策公司数据管理重要事项，制定数据管理相关制度规范，发布数据管理标准，并审核日常运营中相关使用行为等；视快递小哥为兄弟的京东全力推动高质量就业，分别投入14亿、1亿，打造“安居计划”与“救助基金”守护员工；践行“科技向善”的腾讯，在游戏之外的音视频、直播、社交产品上都推出了“青少年模式”，给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多适合成长的内容。

社会责任议题“S”中，“捐款”和“扶贫”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对于多金的互联网大厂来说，这可能是最简单的品牌曝光方式。

腾讯去年掏出了500亿投向“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网易有道关注乡村帮扶弱势抗疫救灾；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奔富计划”已带动农村实现产值3200亿；快手将投入30亿流量资源打造1000个快手农技人；美团为乡村儿童捐建多功能操场；米粉公益月启动 1000万善款让爱翻倍。除此之外，社会责任还包括乡村振兴、消除贫穷饥饿、教育公平、性别平等等话题。

翻阅多家大厂的ESG报告，我们会发现，它们更像是“社会责任报告CSR”——通病是仅仅披露管理的政策和结果，较少说明具体的执行方法和标准，看上去就像在自卖自夸。而且报喜不报忧，对一些敏感信息，通常有选择性地不予披露，这是有违ESG评估有效性原则的。

出于上述原因，ESG评级机构正在寻求额外的ESG披露，以补充企业ESG报告披露可能存在的不足。包括MSCI ESG评级、标普CSA评估、富时罗素（FTSE）ESG评级、汤森路透等几乎所有的国际评级机构都在寻求ESG替代性数据，以减少对公司披露的依赖。

也就是说，自愿性披露无论如何“美化”，也并不意味互联网大厂ESG评级会像报告所说的那样高。

评分“落后”，根源在”G”

表面来看，互联网大厂无论从社会贡献、科技创新、员工待遇等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绝对地站在金字塔尖，为什么会出现B级甚至CCC级的低分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ESG评级体系来一探究竟。

ESG评级的核心是系统性的评估指标体系。从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MSCI评级体系来看，ESG指标框架可以分为四层：

第一层，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个维度；

第二层，E、S、G维度下的若干主题；

第三层，若干主题对应的关键议题；

第四层，各关键议题的评估指标。

在MSCI ESG评级中，评级是分行业的，做的是同业对比，评级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企业ESG在行业中的相对位置，不存在跨行业对比。

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企业为例，国内有腾讯、新浪、百度，国外有Facebook、Twitter、Snapchat、Yandex等。那么，在MSCI的评估体系中，会将这些企业放在一起进行三个维度的对比。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则会与京东、亚马逊等进行对比。甚至我们普遍认为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属于不同的行业——比如小米属于技术硬件、存储及外设行业，对标的是富士通、思科、惠普、联想、三星电子等硬件公司，不会与腾讯、网易、阿里巴巴来对比。

而不同行业用以开展ESG评级的主题、关键议题有所区别，这些主题和关键议题，才是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因此在评估中，权重更高。

在不同类型的子行业中，MSCI为每项关键议题分配了“高”“中”或“低”的影响程度，以及“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时间。

而在涉及主营业务的关键议题中，如果出现争议事件，则表明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存在结构性问题，会大幅降低评分。典型的争议事件包括气体泄露事故、监管机构采取的相关行动、针对同一设施的多项健康或安全性罚款、针对同一产品线的多项反竞争行为指控、多个社区对于同一家公司所在地的抗议等。

所以尽管互联网大厂各种捐款、慈善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不及一个业务负面新闻的减分效应。

2019年，Facebook由于数据泄露被标普500ESG指数剔除出列。当年Facebook的各项得分分别是：环境82分，社会22分，管治6分。尽管Facebook在环境方面获得82分，但由于互联网社交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该因素仅占互联网社交平台ESG综合评分体系的21%。更具影响力的是社会和管治，占比分别为27%和52%。

而在我国，反面案例出现在美团身上。

2020年9月，《人物》杂志社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成为关注热点。文章指出，在外卖平台系统的算法与数据驱动下，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被大大压短，而骑手为了避免差评、维持收入，不得不选择逆行、闯红灯等做法，极大限度地压榨着自己的身心健康。瞬间所有矛头都直指美团，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也最终让美团付出了代价。

当年，该事件导致其美团MSCI ESG 评级由AA下降至A，彭博社编制的ESG评分只有可怜的30.2分，排名295名，在港交所排名直接倒数。

互联网大厂“不差钱”有目共睹，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职场，互联网大厂都让人趋之若鹜。然而在公司治理（G）方面，互联网大厂的治理水平始终受到多方质疑。

在互联网大厂中，996、大小周、35岁分水岭、末位淘汰是普遍现象，带动其他行业也开始内卷，导致“焦虑型”社会出现。而在Google，45岁以上的程序员非常普遍。

今年年初互联网企业此起彼伏的裁员潮，则将寒气传给了每一个人，人人自危。动辄几百甚至上千人的裁员也引发了人力资源部门的约谈和警示。

在互联网ESG评级中，公司治理（G）议题的权重要远远高于环境权重(E)。所以，国内互联网大厂ESG评分低，并不冤。

花钱可以营造出“有责任”的企业形象，却无法改观一家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大厂的ESG报告更像一场严密策划的“作秀”，亮眼的数据，漂亮的措辞，却无法掩盖员工、用户对于企业的不满，以及社会责任的缺失。

企业管制、数据隐私与安全、人力资源、商业道德等，既是互联网企业的关键议题，也是业务根本。觉得评分低的大厂们或许应该想想，自己漂亮的ESG报告上，真正涉及主营业务的关键议题是否做得够好，是否对社会输出了“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