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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 | 严雨程 李珊珊 史晨瑾，编辑 | 季敏华，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新冠疫情并未挡住成都民营医疗机构的扩张脚步。

疫情前，民营医疗在这座城市的开张速度几乎是日均新增1家诊所，年均新增30家医院。

疫情中的2021年，成都市民营诊所新增709家，接近日均两家；全年新增民营医院、妇幼保健院62家，是疫情前的两倍。

成都目前拥有民营医院、妇幼保健院总计544家，数量超过京沪，是社会办医的另一重镇——深圳市的7倍；民营医院床位数占比38.4%，明显高出全国均值（28%）一截。

更具“碾压性”的社会办医指标是成都的民营诊所，形形色色的全科诊所、中西医结合诊所、中医诊所，以及口腔、医美、皮肤等专科诊所遍布大街小巷，总数近8000家。以覆盖整个城市的人口计，平均每家诊所可服务2500人，把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打造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诊所之都”。

以上数据主要来自成都市卫健委的“2021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告”，当地民众对这些抽象的数据或许并不敏感，但对于民营医疗宛如毛细血管一般融入生活的感受却分外真切。一位成都居民告诉八点健闻：“我家周边的诊所和医美机构往往能够经营很久，旁边门店都换了好几轮，但诊所依然持续在营业。”

当地业内人士的看法也同样质朴而直接：“我们这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非公医疗几乎摆脱了莆田系的影子，起点很高。”一位成都民营医疗机构的从业者如是说。

过去一年间，有1600万人次选择在成都的民营机构就诊。过去十年来，外来的社会办医机构潮水般涌入这座2000万人口的西南都会。外界把“民营医疗之都”的美誉冠予成都。然而为什么是成都？

放眼全国，民营医疗高歌猛进的几年倏忽已去。尽管近年来自上而下的政策、自下而上的呼声依然不断，却多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憾。卷入所有制之争，各方认知也已渐行渐远；跳开公立民营之辩，则往往有意外之获。

外界瞩目成都，总希望找到某种发展的诀窍。而成都成为“民营医疗之都”，看似偶然，其实自然。

天时地利，再加政府之手

走过成都纵横交错的小巷，各色社会办医机构几乎随处可见，既有小巧玲珑的诊所，又有颇具规模的专科或综合医院。它们如同遍布大街小巷的商场和便利店，随处可见，无所不在。

在成都数百家公私医院的丛林中，公立的华西医院绝对是巅峰级的存在。但在中国其它省会城市中屡见不鲜的公立医院“虹吸效应”，在成都相对温和。华西医院走了一条高精尖研究型的发展道路，无意成为在数量规模上的所谓“宇宙第一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把驻扎成都的华西系、四川省人民医院系的公立医院拿到一旁，成都市一级公立医院的能力其实相对薄弱，在全国排名中总在百名开外，这为社会办医留出了相当的空间。

除了为当地2000万常住人口服务，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成都的医疗服务更可辐射云、贵、川、藏等西南诸省和自治区。

天时地利之外，成都社会办医得以长足发展，还少不了省市两级政府的强力推动，此可谓“人和”因素。

2010年6月，成都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此后半年，国家层面支持社会办医的文件方始出台。

广阔的市场与友好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社会办医机构从全国各地涌向成都。2010后的五年间，成都的民营专科诊所发展迅猛，涵盖口腔、眼科、骨科和脑科等，2015年超过7000家。

2014年，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出台；2015年，主管部门自上而下推动“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这两个全国性的医改政策，从人才、市场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成都市社会办医加速发展。

对成都市社会办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2016年。当年，四川省出台《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类别和地点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意见》还引领性地提出了社会办医的一项原则——“非禁即入”。这一类似负面清单的制度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办医的准入门槛，成为当地民营医疗起飞的引擎。

同样在2016年，全国上下启动国企医院改革，大批医院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寻求民营资本接盘重组；部队医院亦迎来重大改革，大量医务人员被裁撤后进入社会，为社会办医带来至关重要的的人才来源。

那一年，还发生了著名的“魏则西事件”，莆田系走衰，民营医疗大洗牌。此后，大批外来“闯入者”蜂拥成都，既有混合所有制的大型医疗集团，也有新兴的互联网医疗机构，还有此前从未与医疗沾边的地产企业。

大批摆脱了莆田系的民营医疗机构进入成都，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就医选择，更好的就医体验。多元的医疗服务养成了成都人对于医疗市场兼容并包的态度，2000万的人口体量迸发出巨量的医疗需求，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医疗机构接踵而至，最终令成都焕发出“民营医疗兵家必争之地”的气象。

除了土生土长的爱迪眼科、锦欣医疗、盖亚诊所等，2016-2018年间，强森医疗、卓正医疗、企鹅杏仁、张强医生集团等纷纷落地成都；2019年，万达、泰康、京东方等跨界企业高调宣布进驻成都，布局国际、三甲医院等高端医疗……

没有秘密，平等对待就足够了

民营医疗的外来者们为何如此青睐成都？

多数受访者告诉八点健闻，社会办医“非禁即入”的规定虽然已经面向全国，但在成都，这项规定真正落地了。

多名民营医院负责人表示，他们在成都的建院过程非常顺畅，在满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很快就能拿到执医许可，期间并无刻意设置门槛的现象发生。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在进驻成都的过程中深有体会，甚至感觉成都营商环境堪比沿海城市。

张强医生集团的诊所性质是配备手术的大型外科诊所，这几乎打破了成都对诊所的认知。但在了解了需求后，有关部门并未一口拒绝，而是组织了专家讨论研究，“为什么北京上海可以，成都就不行？”最后，在确定诊所高标准配置和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张强拿到了外科诊所牌照。

与之类似的，还有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作为中国医科院医院（北京八大处）的延伸，这家医院在成都建立的过程也非常顺利。经营院长李勇告诉八点健闻，得益于医院立项时的深入沟通，项目推进迅速，最终一次性验收通过。“2018年9月26日完工，第二天赶在十一假期前就完成验收通过，政府部门效率高、服务深入。”

吕医生连锁诊所创始人吕奉平提到了与外地前来的医生交流，“全科的市场肯定是存在的，患者肯定是希望就近看病的，但在其他地方，政府好像总有点害怕，不太敢放开让民营的全科诊所满天飞。但成都就不一样，政府经常听取我们的意见，而且会根据意见作出调整。”

2016年，吕奉平拿到了全国第一张全科连锁诊所的牌照。2021年，成都下发《成都市诊所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连锁化、集团化诊所开设新诊所，只需网上备案，大大简化审批程序。

在当地多名民营医院院长看来，社会办医在成都取得成功，并无所谓诀窍，政府只要做到“一视同仁”，不搞显性或隐性的差别政策，就足够了。

比如，成都可能是最早一批对民营医院进行评级，并授予三甲级别的城市。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四川省卫健委一度设立的“健康服务业发展处”。在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架构中，这是四川省独有的一个处室。

爱迪眼科医院院长张游说，公立医院想要评上三甲，可能需要一步步从二乙、二甲晋升到三乙、三甲，往往耗时数年乃至十余年。然而民营医院往往“出生也晚”，攒不够年资，怎么办？为了支持社会办医，四川省卫健委为这些机构开启了医院等级评审绿色通道。

在省卫健委“健康服务业发展处”的推动下，2021年，成都对30多家民营医院进行了评审，包括爱迪眼科医院在内的7家医院，成功进入了三甲行列。爱迪眼科有着强烈的华西属性，团队不同级别的医生，有不少来自于华西医院。

四川省医院协会社会办医分会会长景秀京强调，政府能够真正履职，做好监管工作，对于民营医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给予民营医院三甲等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严格的等级评审能够帮助医院自我完善，同时也是一个管理工具，其背后有一整套的技术标准推动民营医院主动对标，“有了政府这只手，大家就会动起来。”

除了参与三甲评审，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学术学会、管理参与等方面均能享受到与公立医院几乎一样的对待。

一位成都市民营医院院长坦言，民营医院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优惠政策，只要能做到与公立医院平等对待，就已足够。

自然而然的民营医疗定位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初促进社会办医的发展，或许是希望往医疗领域扔进一尾鲶鱼，搅活低效、僵化、资源耗损的公立医疗体系。

对于民营医疗机构而言，它们进入这座城市，宛如羊群逐水草而居，是为了追寻形形色色的医疗需求，在满足这些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投入产出的价值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公立医院看不上、不愿做的业务，成为社会办医进入的切口。而切口一经形成，并在不断的供需试探中得到验证，就可能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

成都民营医疗的“第一枪”，打在了扎根于社区的全科诊所中。

吕奉平回想起十几年前创业的场景——那时候整个高新区“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当地居民就医无门，往往为了一点小病，赶到大老远的市区大医院去看病。如今，吕奉平的全科连锁诊所已开了31家，全部开在社区中，价格实惠，门诊次均费用百元左右。而在成都的公立医疗体系，2021年的次均门诊费用是371.19元，最贵的三级公立医院的次均门诊费用超过380元，社区卫生中心的门诊次均费用也要150多元。

离家近，就医体验友好，价格实惠，令吕奉平的诊所即便在疫情期间，年接诊量也一直稳定在20万，“有了患者积淀，即便疫情封控，也可以给病人送药上门”。

成都民营医疗的“第二枪”，打在了消费医疗上。“传统的公立医院承担的主要是救死扶伤，而对于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却不那么危及生命的疾病，往往顾及不到。”张强说。

就在消费医疗中，其中一个分支，成就了如今“医美之都”的成都。

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的经营院长李勇向八点健闻提及，“成都人的医美需求很旺盛，走在大街小巷，可能喝个星巴克，就能听到几个女生在聊美容的事，我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2017年，成都市提出打造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医美之都”。次年2月，政府发布《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2017-2030年）》，成为全国首个针对医美行业发布市级产业规划的城市。

2018年，中国医科院北京八大处医院在成都建分院，这也是当时国字头美容整形医院八大处医院唯一的京外分院。

市场自发形成的定位之外，成都社会办医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在很多省市，多点执业往往沦为一句空话——公立医院往往把自家医生紧紧看住。但在成都，管束相对宽松。

就在华西口腔医院的侧面，有一座财富国际大厦，这里入驻了许多口腔诊所，华西口腔医院的不少大夫们都选择在这里多点执业，交换流动频繁。当地患者说，华西口腔很难挂到的号，就去隔壁财富国际的口腔诊所看，一样的医生，一样的服务。在这里，公立与民营相向而立，大夫们穿梭其中忙忙碌碌，成了成都社会办医的一处独特景观。

就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成都的民营业者聪明地将自身定位投向了公立医院的短板、顾及不到的专科领域。这些民营诊所虽然规模偏小，却数量庞大，见缝插针般的无处不在，有效地填补了公立医院的服务空白，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

疫情冲击下的成都

三年疫情，全国上下，不分公立私立，医疗服务市场均遭重创，而民营医疗因缺少政府补助或贷款扶持，受挫尤甚。号称民营医疗之都的成都亦概莫能外。

首当其冲的，是成都的民营诊所。

一位当地民营医疗观察者表示，依据当地防疫政策，中风险以上区域的社会办诊所不允许接诊，加之疫情反复，今年以来，很多诊所的同期收入只有往年的六成。

盖亚诊所总经理周博告诉八点健闻，疫情殃及之下，成都连锁门诊大量关门。盖亚之所以还能勉强度日，全靠集团其他业务输血。

佳士集团资产中心总经理杨发翔提到，疫情对民营医疗机构影响很大，经营状况严峻，亟需资金支持。虽然国家政策也有金融创新扶持，但融资渠道却非常有限，“即使通过买卖取得的建设用地和固定资产，金融机构也很难提供支持。”

据业内人士评估，疫情后可能有三分之一不具备竞争力和条件的社会办医将出局。四川当地一位社会办医研究者透露，已有多名熟悉的院长在四处托人评估，试图转卖医院。

疫情带来的另一变化，是公立医院的新一轮扩张。

在成都，公立与民营之间的人才流动出现了反转。多名社会办医从业者表示，疫情以来，公立医院快速扩张，对民营医院的人才虹吸越发明显。“社会办医的人才结构是哑铃型的，不缺顶级专家和基层医护，缺的是中级职称医师，公立医院挖人让大家变得更紧张了。”

政府之手推动的公立医院扩张，增加了整个市场的医疗服务供给。在成都，民营医疗历经十年高速发展，服务供给量也已十分庞大。两项因素叠加，在景秀京看来，如今成都的医疗供给已经有些过度了，这势必会给当地医保带来一些压力。

一位民营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一旦医保资金出现压力，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社会办医机构。此外，商保对于社会办医也有“歧视”，据了解，目前全国市面上的大多数健康险产品，都会要求投保人在公立医院就医，才能获得理赔。

疫情带来的社会办医危机并非成都独有，而成都因民营医疗体量庞大，又难免波及更广。然而无论有无疫情，在景秀京看来，社会办医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一个高门槛、严管理、强运营的行业，社会办医机构一定不能选择与公立医院相同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坚持差异化，瞄准多样化的医疗需求和当下尚未被开发的医疗服务。

对于此番能否渡过危机，成都民营医疗业界悲观之中亦多有期待。对于更长远的未来，置身不断演变的市场与社会的背景之下，他们依然要继续探路——为自己，也承载着同行者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