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睿珺和《隐入尘烟》:在花墙子村,他曾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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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

年轻人想摆脱农民的身份标签,可无法在城市扎根;老一辈倾尽所有,让孩子走出农村,却在贫苦的环境中,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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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睿珺和《隐入尘烟》:在花墙子村,他曾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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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凤凰深调(ID:ifengdxw),作者 | 丰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隐入尘烟》的故事,是39岁的李睿珺,在4年前回乡的路上逐渐想清楚的。

2018年春节,像往年一样,他从北京回到老家——甘肃省张掖高台县下面一个叫“花墙子”的村庄。

2022年这部打动了许多城市人的电影,就是在这个村子拍摄的。演员,除了女主角贵英是海清演的以外,全是村里的村民。包括男主角马有铁(老四),就是导演李睿珺的姨夫,55岁的武仁林。

花墙子村

花墙子村,现今大约有六百多户人家,村子的东西两面,绕着一条黑河,四周被沙漠与湿地包围,村里人世代以种植玉米、小麦为生。这个村,隶属于张掖地区高台县,张掖以七色丹霞地貌闻名,景色壮观,但当地的生活是贫瘠的。2021年高台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县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870.4元,每月不到2千元。

在村子里,随时可见的就是电影里那种土坯房,用黄土、砖石、木头搭建,低垂在天际,冬天,西北风猛烈起来时,家家户户的窗框吱嘎作响。

年轻人离开土地

每年春节回乡,李睿珺时不时就会听到村里老人离世的消息,有的并非善终:有绝食死去的,有喝农药去世的,一问,这样的老人多半无人赡养,或是得了病,却没钱医治,不想拖累家人。

“年轻人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陆续离开村子的”,李睿珺向凤凰深调回忆说,他们的去向要么是广东的电器厂、要么是北方的砖窑厂,也有四散在各地工地上打工的。李睿珺自己在1997年离开花墙子村,当时14岁。父亲到县城任教,他跟着转去了高台县的中学读高二。

和中国许多贫乏的农村一样,农业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生活。花墙子村,虽然距离高台县城只有40公里,但两地间,只有几趟班车支撑村民们来往于村县,通勤不便。

李睿珺的小学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五年级前必须学会骑自行车,因为全乡只有一所中学,学生们都要骑着自行车去上中学。从小学开始,每天放学后,李睿珺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庄稼地里为自家牲口割上些饲料。从学校到庄稼地一共20分钟的路程,土路两旁是金黄的麦子。

1990年秋天,李睿珺7岁时,花墙子村大规模通电。他记得通电当晚,他在堂叔家的堂屋,早早将灯泡开关打开,抬头等着那个15瓦的灯泡发出黄色光亮。

堂叔,后来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拥有黑白电视机的人。童年时,李睿珺和堂弟、同村的小伙伴们在这台稀有的黑白电视前渡过了不少时光。

老式旱厕

西北的许多农村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冲水设备,村民就在自家后院搭起一间土房,地上挖几个椭圆形的洞,当蹲厕。这种厕所不及时清理,会发出恶臭。至于洗澡、供暖,只能靠下河和土炕解决了。

田地间的水道也不互通,村民采用的仍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效率很低。农业要规模化生产,需要集中土地,同时投入重金修建水道,完善连片的灌溉系统。

2008年前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花墙子村也开始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村民按一亩地500元的价格转让。以村里人均拥有10亩地计算,土地流转每年所得5000元,这相当于一个农民此前耕种2年的收入。这个政策激励了不少村民签订30年的流转合同。

对于土地流转,村里的叔伯们与年轻一代的想法却不同。

年轻人觉得务农的收入微薄,无法支撑生活,急于将土地出让,然后外出务工,再增加一笔收入。

老人们不这么想。他们大部分出生在1949年前后,“给地主打过工”,或经历过“西北饥荒”,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土地(实际上也是承包权,不是所有权),再困难的日子,也能通过务农有个口粮。

村里很多老人,目不识丁,一辈子都和土地打交道。他担心将土地拱手让人后,万一有一天,无法收回地租,子女又漂泊在外,自己可能面临零收入。

《隐入尘烟》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承包土地的种田大户张永福因患病,无法按期支付地租,村民们就聚集在广场内讨要租金。

但现实中,年轻人们还是宁愿先将土地流转出去,拿到租金后,他们可以直接在县城里租房、打零工,摆脱务农生活。在与老人们的争执声中,他们陆续离开了村子,“这是很多80后遇到的问题。至于90后、00后,愿意耕种的年轻人就更少了。”李睿珺说。

年轻的村民,想要摆脱农民的身份。

李睿珺告诉凤凰深调,2003年春节,他在村口遇到了一位小学同学。后者穿着一件灰色的保安制服,佩戴着臂章,笔直地站在村口,村里人上前搭话,那同学便颇有底气地回应:“过年了,回来转转。”

寒暄几句后,李睿珺才知道这位同学在北京一个商场做保安。他当时有点困惑,既然过年不在工作岗位上,为什么还要穿着制服?

成为导演后,李睿珺几次回想起同学当时的模样,恍惚明白了,“他想要脱下的,是农民的身份,哪怕是在大城市做一个保安,也不愿意背上农民的标签”。

90年代,李睿珺同村的一位叔伯花两万元,给儿子买了一个“农转非”的户口,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农民十年的收入。

留在村里的老人

留在土地上的,是那些坚持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的老农民们。这些老人对土地有一种从出生起就联结起来的特殊情感。

李睿珺的爷爷在他小时候讲过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冬天,接生孩子的时候,家里人会从屋外的土地里舀来一些沙子,铺在炕上,炕的温度自然将沙子变得暖和,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在温暖的沙子里。

李睿珺回忆,小时候他几乎见不到麦地里有60岁以上的老人干农活。但近些年,春秋两季的农田里,常常可以看到白发的老人们费劲地拱着腰,手持镰刀或锄头,耕种或收割。

一位老人挑着石头,修缮自家的田埂。

老人们下地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常听老人家说“老有所养”,年轻时,老人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读书摆脱穷苦,自己拼命干活,遇到旱年收成不好,甚至卖掉耕种的牲口给子女交学费,如果考中,则倾其所有,让孩子上学、结婚生子。可等到自己晚年时,成年的子女却仍漂泊在外。

李睿珺自己也长年在北京工作,2003年,从山西传媒大学毕业后,他初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各个影视广告公司里面试,都石沉大海。最后经一位校友帮忙,才在电视台谋到了一份编导的工作。但他想做的,还是电影。

他想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并不受关注,业内对这种电影的票房预期不高,还可能在放映后引起负评和争议,院线通常不愿多给时段排片,几乎没人愿意投钱给李睿珺。

直到三年后,他才意识到,除了自己凑钱,是无法实现电影梦的。处女座《夏至》的拍摄资金,就是由父母积攒多年的十几万购房款和亲戚朋友借款构成,总共30万元。父亲对他说:“你们要做这个事,别人不支持,我们也没法不支持。”

因为资金有限,剧组里不少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李睿珺也不敢给他们提更多的要求,比如再重复拍几条。后来,工作人员因琐事发生争吵、乃至打架,他曾倍感沮丧,“明明说着那么热爱电影,为什么最后都变成了另一个人呢?”

好不容易拍摄工作完毕后,他把电影送去参加了一些国际电影节,期盼能够通过电影节获得海外发行的机会。虽然电影最后确实获奖,但他不懂英语,到了电影节现场也无法和发行人员交流,结果一个海外版权都没卖出去。

在打电话问候家中状况时,李睿珺总能隐约感受到,父母亲因承受经济压力导致的情绪低落。于是,他甚至来不及感到挫败,就不得不回到电视台工作,忙着还钱。

为了还清30万元,李睿珺用了将近七年时间。

他接过婚礼摄像、电视摄像、节目剪接、宣传片拍摄等零工。在一个知乎问答里,他这样描述当年的窘迫,2008年底,回甘肃老家过年,为了省钱,买了一张28小时的硬座火车票,拍婚庆片,拿到2万块钱、害怕在路上遇到小偷,就用别针把现金固定在衬衣内侧的胸口处。

李睿珺的大多数电影,就是在花墙子村实景拍的,演员班底也基本是本村村民。近几年,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村里老人的生死观。

2009年,他在村里拍《老驴头》,不时有老人跑来,问他,能不能帮忙拍摄遗照。母亲告诉他,因为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几年回不来一次,老人去世时,风尘仆仆从城市返乡,往往连出殡的遗照都没有。子女们只能拿着父母的身份证跑到县城的照相馆放大、再放大,最后得到的是一张模糊不清、且印有长城防伪标记的黑白照片。

李睿珺回想起自己的爷爷。他是村子里的“入殓师”之一,在世时,工作就是与死亡打交道,经常帮忙为同村去世的村民整理遗容。李睿珺高中时,爷爷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打算:让家人定制了一座棺材和一套合身的寿衣。

爷爷知道,大部分人死去之后会显出浮肿的状态,身体大一圈。因此,他特意叮嘱儿子,一定要做一口宽敞的棺材,寿衣也要大一号。村里的木工做好了之后,老爷子还躺进棺材里试了试。

李睿珺学美术,爷爷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在棺材上临画一些图案。按照当地习俗,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接触逝者的物品不祥。李睿珺不顾母亲的反对,还是画了,画到爷爷满意为止。这个用心制作的棺材一直放在爷爷家的后院。2008年,爷爷过世,走得很安静,像他自己预设的那样,寿衣正合身,棺材也宽敞。

爷爷对死亡的豁达和离世的从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0年后,村里其他老人的离世,却多了一份残酷。

一个70多岁的老人,身体还健康,突然决定绝食,到第五天,他还没有去世,女儿从外地回来看他,说,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饭。老人仍决绝地没有吃一口饭,喝一滴水,几天后终于过世了。李睿珺惊讶地听家人讲这个事,后来他渐渐理解了,“这个老人觉得趁着自己身体还好,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是一种好的选择,假如有一天自己干不动活了,靠孩子养活,会变成他的累赘,或者自己病了,不能自理,孩子们伺候一段时间就心生厌倦,想着让他走、又说不出口。那时候死去,孩子们感到的是解脱,而不是怀念了。”

这就是西北这些农村老人的矛盾:即便生活困苦仍不愿离开,就算期待子女的照料、也不愿成为他们的累赘。

在《隐入尘烟》电影中,主人公老四和贵英的结局同样不如人意,贵英失足跌入村口的水渠中溺亡,老四选择“离开”。李睿珺认为,他们和那些坚持留在故土的老人们一样,属于“农村1.0时代的遗民”。他们相信,世间再没有什么像土地一样,源源不断地供给人类。随着老四和贵英,以及农村老人们离世,那个信仰土地的“农村1.0时代”,结束了。

回不去的故乡

李睿珺的姨夫武仁林,在这部电影宣传通告的现场,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告诉他给麦子浇水的时候快到了。匆忙结束见面会后第二天,他就返回甘肃下地去了。

在花墙子村,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村人,也有不少回来了,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

李睿珺在北京工作,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都没觉得自己离开过故土。每年,他都要在北京重新办一次暂住证,这不断地提醒他,“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我又不是北京人。”

李睿珺小学时候没有英语课,直到初中才从ABC开始学起,当时觉得自己学得还可以。到初二转学,在新环境里,英语成了弱势。在班上,他总觉得英语老师不喜欢他,甚至怀疑老师针对他。

因为这段经历,李睿珺竟对英语形成了一种情绪,总是故意不背英语单词,故意不交英语作业,初二、初三两年,英语硬生生被自己放弃掉了。长大后,他想补也补不上来,”整个高中三年考试都靠蒙答案,现在自己完全就是英语文盲”。

像李睿珺没能和英语和解一样,村里许多年轻人也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

甘肃张掖,雨后高台县城。

土地出让后,离开村子,在东莞、深圳的电子厂,在北方的砖厂间辗转打零工,然而落不下户、买不了房、孩子上不了学,他们就回村了,有的想在县城谋一份差事,近几年,在县城买房的人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县城房子的入住率并不高。

2013年,李睿珺的父母也在县城一个崭新的小区里买了楼房。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发现一栋楼4个单元,总共48户人家,亮灯的不超过15户。

李睿珺的堂弟,也在县城里买了房。可县城没合适他的工作,还得去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只有一个月时间在县城房子里居住。

走出去的,留下来的,又回来的,似乎每个人都经历着城市与乡村生活摩擦的阵痛。

《隐入尘烟》的两位主人公是从未走出村子的,他们是一对被村里人认为“没有希望的”男女,“在相互的陪伴下,两个人走出了阴霾,用心经营日子,盖房子、养动物、种植粮食,度过四季。”这是李睿珺心里想要留下的一抹乡村的挽歌吗?

剧照

但该结束的仍会结束。正像电影的结尾,贵英意外落水去世后,老四将毛驴放归沙漠,一切“隐入尘烟”。

李睿珺告诉凤凰深调,他曾经希望自己孩子的童年是在村里渡过的,因为那样更接近自然,更接近一个人原初的状态。长大成人的他,始终忘不了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田间地头里,同村人正在劳动,傍晚阳光照射在农作物上,露水闪烁着光芒,深吸一口气,田间地头散发出清香。

可他的希望因为家人不同意,最后没能成功。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像来来往往的打工人一样,成为了电影导演李睿珺的人生。

现今,以村民们的眼光看,李睿珺算是一个成功者——16年,6部电影。2009年拍摄《老驴头》之前,村里人还将他看作“笑话”,是人们茶余饭后聚集在村口聊天的素材。

《老驴头》拍完,村民们的态度有了转变。他们说,假如人活了一辈子,在某一个时刻能在电影里留下来这么一个片段,他就永远留下来了,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于是,李睿珺在2011年回去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村民主动报名出演。到了《隐入尘烟》时,村里人更积极地全方面配合了。

李睿珺认为,正如农村题材电影的拍摄、发行过程,《隐入尘烟》中,老四与贵英这样的农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为人所注目的存在,那是一种农村生活被漠视的痛楚。

剧照

拍这部电影时,他对故乡产生了一种既近又远的感情。在外面,也在里面,是爱的,也痛。

“我站在房顶上,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但是转向后,向后转,就看到河流、湿地,绿油油的杂草里面,有各种鸟飞来飞去。这就好像人生,很矛盾,眼前是绿油油的水和鸟,一转身就是沙漠。那时候,你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除了割裂,就是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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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深地打动了我

    2022-08-16 23:20 via netease
  • 一部有深度、有内涵的好电影!

    2022-08-16 23:10 via netease
  • 推介给父老乡亲了!

    2022-08-16 22:50 via netease
  • 这样的文艺片在80年代的时候会有很多受众,如今的年轻人无法欣赏了。

    2022-08-16 18:34 via netease
  • :“三分甜注定,气氛靠打拼~”

    2022-08-16 17:41 via ne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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