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潮”不是什么好现象

毒眸

毒眸

· 2022.06.05 18:29

更需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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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潮”不是什么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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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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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毒眸,作者 | 周亚波

面对“内娱的尽头是考古/复古”这种说法,我的感受是复杂的,或者更偏向负面。

不是排斥“复古”,而是“尽头”的说法相当触目惊心。这不仅是“和一句玩笑话较真”,而是是“内娱”作为主体词汇正在失去信任:它代表着,我们当下对“复古潮”的使用,只会停留在“流量制造”本身,剧综愈发复古为话题,短视频创作者以考古为乐,如此循环。

许多声音不断强调“今不如昔”,但这种声音不但没有形成鞭策,反倒在创作端形成了新式犬儒:从长视频到短视频,大大小小的创作者开始放弃抵抗,以情绪代替情节,以怀念代替创造,选择背对未来,从过去的记忆里淘金。

长期来看,这不算积极的信号。任何流行文化的主体都应该是“当下”:当下的不如人意,人们的目光会向前转移,这是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是,“复古潮”反过来影响到了当下流行的创造,它没有提供进步的空间。这就脱离了“复古”的本来意义。

不是说谁做错了什么,危险往往在于,没有谁真正“做错了什么”。在总体不算积极的现状当中,如果流行已经不能带来附加值,甚至不能与“过去”一战,行业就应当反思,是否对冗余产能的淘汰力度还不够大,是否需要重新理解渠道与观众的分化,重构文娱作品的多元价值。

因为,吸收和创造不是对立的。内容行业比任何行业需要理解媒介演化的影响,也比任何行业都接近“心里想的是什么,才能创造出什么”。

01 复古,还是怀旧

2022年上半年,内娱的热点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自“考据”。例如“羊胎素”,“你是我的神”,“0713快男再就业”,到最近王心凌和《爱你》成为“浪姐”焦点,《甄嬛传》和《知否》也重新出圈,制造热搜话题。

虽然几件事情在逻辑上各不相同,但还是如滚雪球一般点燃起了大家对“娱乐圈往事”的热爱:当“过去的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挖掘,对现在的拉踩就会很自然地发生,也不会有太多人去考究合理性。

复古本不是新鲜事儿。在时尚圈,这种对过去元素的吸收和反复使用,很早就已经发生,且已经成为日常。已故《纽约时报》编辑艾米·斯宾德勒(Amy M. Spindler)曾表示:“无论谁在时装界超过5年,都会感觉时尚的轮回重复,就像溺水的人回忆一幕幕生活片断一样。”

不过,与时尚意义上的复古不同,这一批的复古,带有明显“怀旧”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追寻,很难对当下产生影响。

疫情对人们心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心理学角度看,怀旧之所以产生,往往在于身份认同危机,或者说归宿感的缺失。在恐惧、不确定、焦虑的环境中,人们便倾向于怀旧,“重新体验过去生活的片断,以增加对现有环境的适应能力,并协助达到自我完整的目标。”

怀旧疗法(Reminiscence therapy)的概念来源于老年精神学,学者巴特勒主张,在老年人的心理关怀过程当中,需要“在分析和评价中回忆过去,达成自我整合的目的,并将过去的生活视为有意义的经验”,从而“获得人生的满足感及自我价值的肯定感。”

同时,内容渠道的分散,又将国民记忆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它的重要性,也深刻影响到了对作品的好坏判断,这刚好对上了“今不如昔”的总基调。一种非常经典的声音是:“如果不是现在的剧这么难看,我们会看一百遍《甄嬛传》吗。”

我也曾经想象过很多次,《甄嬛传》这样的作品,如果在近两年上映,或许很难获得如今的历史地位,反而有一身的硬伤会被审视:原著的抄袭争议就有原罪,超长的集数会被斥为注水,争宠的主题可能会被打上“雌竞”的标签,剧中的诸多细节瑕疵,也很难躲过放大镜的观察。

但这并不妨碍它因为相对精良的制作、各异的人物和剧情的可延展性迅速传播,在社交货币的加持下,话题的制造也裹挟着一种“过来人”天然优势:2011年落地的《甄嬛传》,恰逢电视台剧集最后的辉煌期,电视台,这一国民记忆的制造机,发挥着最后的作用。

以至于,2018年优酷获得了《甄嬛传》的版权后,又进行了相当强势的宣传,并延续至今。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对优酷这样的长视频平台而言,观众寄予的厚望是创造新经典,但从商业角度,对已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大投入营销,显然比投入新内容的风险更低。

峰瑞资本创始人李丰曾经表示,在内容行业,供给永远比需求更重要。对长视频而言,只投入老内容并不现实,保证新内容供给是一切商业模式的来源,结果就是,仍然不够高的成功率,以及一些负面作品的出圈,反而在与国民记忆的对抗中屡战屡败。

02 被动,还是主动

长视频的悖论,并不存在于中短视频。或者,并不存在可以灵活生产的UGC视频内容当中。

在“复古潮”当中,就有人很快闻见了流量的香甜味道。王心凌在《浪姐》中一曲《爱你》回忆杀出圈,短视频上立马出现一众油光满面的中年男性,用典型的短视频博出位方式,试图“代表”一类群体对王心凌的态度。

这种可能会带来争议的“形式主义复古”剑走偏锋,却颇为有效。情绪的共鸣往往是流量的基础,不论是情绪还是共鸣,“过去的内容”都堪称富矿。集体记忆加上回忆滤镜,辅以当下内容的“品质+流通”双向不足,在短视频平台一旦有人做起来,就会立即有人跟进,进入到某种节奏中。

对节奏的跟进看似主动,但被流量的裹挟,实际上已经卷入了被动。并且,从去年开始的长视频强调对短视频平台的版权制裁,也反过来让短视频内容生产者们去选择更加古早的、侵权危险系数相对较低的内容,形成新一波的“切片热”。

甚至,复古风潮已经进入到了抖音内容本身。不少抖音博主嫌弃如今的抖音平台跟风多、创意少,还专门开设了回顾2018年左右抖音内容的“复古账号”。

这部分人成为了“复古潮”更大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让他们收益的这一部分流量,并没有直接转化到新的内容生产当中,流量在内在的转化当中被消耗,这接近了“内卷”的本来含义。

相反,与时尚范畴内“复古也在制造流行文化”不同,当下的这波“复古潮”,所尝试的实际上是与流行文化的对立,夹杂着话语权焦虑与假想敌的制造。

“王心凌现象”当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有人问王心凌为什么这么多粉丝,废话,我们是老了但不是死了。”这里的“有人”,在“有人问为什么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低,演唱会还那么难抢(2019年)”、“有人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2021年)”当中同样存在,即便原文来自豆瓣和NGA社区的发帖,但“有人”这个主体——假想敌——“无知的年轻人”被塑造的过程大同小异。

这种心理非常正常,并不险恶。与此对应的,这种现象的高发场所华语乐坛,也确实存在着新生代大众歌手的缺位,这与欧美乃至日韩的流行音乐的新人更迭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结果正确并不代表过程正确,“有人”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态度,这一批的复古潮当中,也不仅是看过的、听过的去回顾经典作品,也吸纳了众多“新一代人”与一些经典作品完成初见。

仅仅是因为无聊吗?我不太相信。当文艺作品实际上要与短视频、手游等内容争抢娱乐时间之时,错位的竞争只会陷入被动,在一阵所谓的流量风潮后,继续被嘲笑。尤其是,文艺作品本身就有书写当下、塑造当下的职能,用猜忌与嫌恶的笔调,去过度消耗“复古”,也是一种本末倒置。

03 守土,还是创造

更何况,内容的“制造者”和“消费者”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一体性。

很多人喜欢、或者习惯将两者对立起来,然后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认为内容制造者完全放任自流,粗制滥造一批“垃圾内容”,让消费者无从选择;另一种则认为消费者审美能力底下,从下游到上游反馈着劣质内容的生产。

但从古至今,内容的创作和欣赏,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更不是简单的“投喂”与“消化”关系。相反,不论是情绪的共鸣还是艺术的趋势,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必然是在潜移默化与现实对应。

现实是,渠道在分化,观众也在分化。一批人在互联网上争夺话语权,另一批人成为文艺作品消费的“沉默大多数”。当下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作品的创造,去连接那些本该有共识,不因为“集体记忆”的时代已经过去,就无视掉文艺作品的大众基因,更不应该在无尽的追忆当中,选择背对未来。

“当别人在《爱死机》、在《瞬息全宇宙》的时候,我们与此同时正在王心凌和《甄嬛传》。”现象是令人遗憾的,更遗憾的是这样的发言,也可能遭致因作品国界引发的非议。但是,哪怕隔阂与不解,正在成为社交网络社会话题交流的主题,我们对好的文艺作品的追求,也本该是跨越地理界限、跨越代际隔阂的。

这是实际上就是“守土”和“创造”的矛盾。内容的消费越是连结者主动的选择,那些创造性的尝试就越应当被尊重。

是时候解放想象力了,隔阂与不解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了对“意义”的追求,包括了我们对自己往房间里扔下的玻璃瓶——一些无聊的争议本不该发生,一些瑕疵本可以用脚筛选,市场需要更多的类型,更多的尝试,“提质减量”的背后,重复的产量或许仍有冗余,而质的方向,也理应包括那些略带粗糙、但独属这个时代想象力的胚胎。

我甚至会有些怀念娱乐至死的内容,因为那代表着对“无意义”的宽容。是枝裕和的电影《奇迹》当中,小田切让扮演的“废柴音乐家”父亲木南健次说:“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追求意义,那么你会窒息。”

当意义被消解,外扩还是内收,我们就不是没得选——至少,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对“复古”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在餐桌上反复回忆当年之勇,他会被指为油腻。当流行文化开始过分依赖回忆,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良性的运行机制之下,“复古”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调剂,但“螺旋上升”的重点必然是“上升”,我们需要流行文化有制造流行的能力。如果我们连“为当下创造一些什么”的意识都没有的话,复古到最后的结果,将是“无古可复”。

当人们提及披头士、鲍勃·迪伦,会迅速将时间线定位到20世纪60、70年代,对整个世界文化而言,那是战后文明复苏,是青年人勇立潮头的、激动人心的年代。

作者摩根(Robin Morgan)和列夫(Ariel Leve)在《1963变革之年》中写道:“1963年,青年人不再毕恭毕敬地等着受邀去坐上席;他们不过是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宴会厅。”当文化早已不是蛮荒年代,青年人也不一定掌握着宴会厅的钥匙,然而只要依然有守望的机会,就不要亲手关上这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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