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钱不再是第一要务

数智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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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

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捐款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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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钱不再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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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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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智前线

5月,腾讯和百度不约而同选择在同一天披露了ESG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而贵州茅台、理想汽车、恒瑞医药这些明星企业也都在今年迈出了第一步,首次披露ESG报告。背后有监管的要求,也有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期待。

从之前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到现在的ESG投资理念,大家越来越关注财务指标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在推动着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变得更好。

01

1999年,北京现代城的27位销售集体倒戈,还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控诉公司的末位淘汰制度。这个制度下,销售在三个月内随时可能会因为业绩不好而被辞退,甚至你业绩不错,但整个小组的业绩不好,也会被整组淘汰。一系列的高压做法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身心压力,有员工一度出现神经衰弱症状。

这个公司的老板不是别人,就是现在已厌倦了房地产江湖的潘石屹。当时潘石屹谈起此事,为自己辩解了一句:只有你赚钱了,你才是道德的,你才能给投资者一个回报。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热衷于搞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时候就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

这句话在国内有不少信徒。投资大佬赛富阎焱、经济学家许小年和太平洋建设创始人严介和都说过类似的观点,严介和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赚钱与道德》。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说得更直白:“我这个人是不要名,有利就行,实际上就是要能赚钱。因为你是在搞企业,如果企业不赚钱,就不可能承担社会责任,不能纳税,不能安排就业,不能创新,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觉得企业的责任就是赚钱。”

这是中国经济增速最亮眼的年代,造富机会遍地都是。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却落下太多。那几年时间,食品安全领域频繁曝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大案。2005年,苏丹红事件席卷全国。2006年,“多宝鱼”事件和“红心鸭蛋”事件相继被曝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2011年,双汇又陷入“瘦肉精”丑闻。

除了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故也是触目惊心。2004年,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2005年,松花江特别重大水污染。2006年,四川泸州电厂燃油泄漏事故。2009年,江苏省盐城市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案、江苏东海倾倒有毒物质事故。2010年,号称“一年投入了3.77亿元在安全生产和环保方面”的中国最大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更是连续两次发生污水渗漏事件。

随着这些五花八门的负面事件接连发生,社会上对于企业要从更广阔的层面追求社会责任的声音已经愈演愈烈,而不再是像早期一样,只要花点钱做点慈善公益,就能被称做一家“负责任、对社会有贡献的好公司”。

遵守法律之外,企业不仅要搞钱,还背负着责任和使命的更高要求。

2006年3月,作为央企代表的国家电网对外发布了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国内第一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意义重大。当时的政府一把手还做了批示:这件事做得好。

不过,美国《财富》杂志却不太给面子,它评估了64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倒数第一和第二名的分别是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国家电网不服,又去对比了一下评分标准,发现很多地方可以加分。两年后,国家电网的排名就提升到了14位。

无论是CSR,还是后来流行的ESG,这些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始在国内生根发芽。

在早期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下,国外有过“伦理投资”,像涉及烟草、石油重工、酒精、赌博等业务,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投资对象,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要被排除在外。

2004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亲自给全球五十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的CEO们写了一封邀请信。信中,安南明确提出了开展ESG投资的建议,还专门搞了个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列出了6大原则、34项建议可行性方案,提供给投资者作为投资准则。

以前,大家提到比较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作用是塑造公司形象,报喜不报忧,而由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因素构成的ESG指标,被正式纳入投资决策考量过程,成为国际上衡量一家企业的重要指标之一,并在后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02

不久前,比亚迪长沙工厂遭遇了附近居民的集体维权。比亚迪最近几年生意好,电动车销量势头凶猛,但制造企业最容易在ESG的E(环境)上翻车。

长沙附近小区的居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空气中弥漫的刺鼻气味,且出现头晕、咳嗽等不适症状,甚至周边小区上百个孩子出现不明原因鼻出血。

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居民身体不适与长沙比亚迪工厂相关,但工厂生产对环境和社区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了,快速奔跑的比亚迪只好暂停了长沙工厂的生产。

社会的每一个进步背后都是一部血泪史。十几年前的苹果也遭遇过类似问题。在乔布斯传记热销时,苏州一家给苹果笔记本电脑代工铝制外壳的公司被投诉了。附近小区的居民发现,苏州可达的工厂内污染严重,制造大量刺鼻难闻气味,已经导致头痛、流泪等症状。有关部门实地检测显示,非甲烷总烃与臭味指标高于国家标准。可达也成了国内第一家被勒令停产的苹果供应商。

那些年,苹果因为环保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2008年,苹果供应商联建科技为提升工作效率,要求员工用挥发速度更快的正己烷替代酒精擦拭手机显示屏,结果导致49名员工慢性中毒。2009年,苹果代工厂富士康连续发生12起员工跳楼事件。

苹果每年都会根据相关国际惯例和道德标准,定期发布《供应商责任报进展告》和《环境责任报告》。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苹果都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和地址。

当时国内几家环保机构和民间组织,发布了一份《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详细列举苹果的罪状,指责其“毒苹果”。

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苹果不得不开始转变态度,并首度披露了其全部156家供应商和生产合作伙伴名单,并承诺调查违规用工行为。

这成为了苹果ESG实践上的重要转折点。之后几年间,苹果在环保投入和建设以及劳工权益等方面多有建树。2019年,苹果更是成为了首家获得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绿色供应链CITI卓异品牌的企业。

同样在一次次危机中搭建起自己的ESG实践框架的还有富士康。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写了一篇稿子,直指富士康是“血汗工厂”,揭露了富士康工厂存在“一般操作工必须连续工作12小时,不得说话”、“三个女工因经常加班而在生产线上晕倒”等非法用工现象。

面对负面报道,强硬的郭台铭不仅没有服软,直接起诉了写稿子的记者和编辑,索赔3000万元,还冻结了两人的资产。不过,富士康后来又撤诉了。

这些年,尽管富士康的负面新闻还是频繁出现,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的ESG框架开始逐渐完善起来,ESG实践也不断深化,如今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血汗工厂”的评价了。

而苹果的ESG评级为A,好于大多数公司。苹果供应链也已经是业内标杆,很多企业宁愿不赚钱,也希望能进入供应链名单。原因很简单,它代表了行业最高水准,这是对能力的一种肯定。

相比之下,互联网公司则在内部治理和社会责任上频频出现问题。

996被认为是福报,企业文化越来越内卷,高强度加班导致员工猝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外卖平台对骑手运力的压榨,电商和OTA平台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以及游戏和短视频平台在上瘾和沉迷机制的设计,都在提醒着人们,互联网公司的ESG治理上也是任重道远。

被誉为“新兴市场投资教父”的马克·墨比尔斯在《ESG投资》一书写道:当公司不受任何管制时,往往会表现极差,因为它们在追求价值时没有充分考虑外部性——经济活动对不相关第三方的附带影响。它们倾向于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负责任、公平或公正的解决办法。其结果是导致环境退化、供应链上的社会和经济剥夺、腐败、盗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03

在谁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件事上,是有争议的。

2008年是腾讯成立十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生,腾讯发布了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回顾了过去十年做过的好人好事——当然主要是最近两年,并说这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从腾讯这个表述就能看出,腾讯对这个说辞并没有太多底气。因为在前一年,在香港上市、已经有7000多人的阿里巴巴就发布了首份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能查到的互联网公司最早的一份。

但有一说一,阿里巴巴的那份报告非常简单,加上公司介绍和马云语录,全文也才16页。腾讯就做得很扎实,足足有163页,还专门用环保再生纸印刷。腾讯说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没有太大问题。

当年大家突然开始积极发布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许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政策要求。包括国资委、环保部和证券交易所都要求上市公司对涉及环境信息进行披露。

2006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元年。2006年1月1日,《公司法》修订案正式施行,要求企业别总想着利益,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深交所也明确上市公司在要遵守商业道德,并积极承担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责任,参与社会捐献、赞助等各种社会公益事业。

不过,当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自愿披露。凡事光靠自觉就容易流于形式。2007年,A股市场仅有2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9年,证监会要求上交所三类共260余家上市公司必须随年报一起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要求深交所深证100指数成分股,共计100家上市公司必须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监管频频加码下,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随之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2009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报告数尚且为371份,2010年上涨至471份。

2021年,《公司法》又进行了修订,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2022年初,上交所和深交所更新了《上市规则》,提出“公司应当按规定编制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自愿变成了半强制。

港交所也经历了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2012年,港交所开始鼓励上市公司遵循“自愿原则”,每年系统性地披露ESG报告。两年后,自愿原则变成了“不遵守就解释”。而到了2019年12月,自愿变成了强制披露。如今,绝大多数港股公司都会披露ESG报告。

据Wind ESG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4月30日,本年已有1410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独立ESG报告,占全部A股公司数的29%,较去年增长22.5%。

但不难发现,国内企业大部分披露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虽然CSR与现在投资圈讨论的ESG有相同的内涵,但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CSR更多是讲自己过去做的善事和成绩,像阿里巴巴2021年的CSR,总共才63页,公益内容就占了44页。而ESG往往是一个系统的方案,有更多量化指标,需要提出愿景然后制定具体的措施。

社会责任报告通常也是由公司公益部门或者下属基金会来发布,放在官网即可,形式也按大家的心情来。但ESG通常在董事会下属,由投资者关系部门主导,还需要以公告的形式在证券交易所披露。

随着ESG理念的引入,内涵更丰富、更具备量化标准的ESG开始替代CSR,成为企业披露的主要方向。最近几年,包括腾讯、京东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开始披露ESG报告,这也将成为大企业的标配。

这可以从ESG的百度搜索指数变化中窥见一二。2021年8月之前,ESG的百度搜索指数几乎为0,之后普遍维持在了1500到1800左右的水平。

04

2021年,贵州茅台的ESG评级从B级直接掉到CCC级,不仅在全球20大市值公司中垫底,即使是在饮料行业的53家企业中也处于落后地位。搞得A股龙头非常没面子,股票也被几家外资机构抛售。

ESG信息披露太少,被认为是茅台被打低分的主要原因。吃了亏上了当的茅台,很快在2022年3月,发布了首份ESG报告,还贴心地做了中英文两个版本。

反观全球最大的洋酒公司帝亚吉欧,它的MSCI ESG评级是AAA。它的ESG报告完全是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制定,每一项的达标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并且用了大量数据,做客观量化展示。

优等生不仅与标准答案一样,关键字迹还非常工整。反观茅台的ESG,很多内容都是一笔带过,没有细节,没有路径,更没有说服力。

国外在ESG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英特尔早早就将高管的短期激励计划与ESG绩效部分挂钩,苹果、大众都打算将ESG和高管的奖金挂钩,星巴克CEO在2021年领到的2000万美元奖金中,有10%都来自于“消除塑料吸管”和“减少农场甲烷排放量”的奖励。

茅台的治理还是任重道远。2020年10月,贵州茅台小手一挥,决定向当地捐赠8.18亿元。这点钱对财大气粗的茅台是毛毛雨,不过已经创下A股捐赠纪录,尽管董事会同意了,但广大中小股东集体反对,认为不能这么随意花钱。这也不符合现代公司的治理理念。

但好消息是,除了茅台,包括理想汽车、恒瑞医药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都在2022年首次发布了完整的ESG报告。不少公司也在通过设立ESG委员会、招聘ESG专员等加快完善ESG管治架构。ESG不仅仅是企业履行责任,也是投资的一个标准。

今年2月,阿里巴巴首次将ESG进展写入财报;4月,腾讯也发布了首份ESG报告,阐述了其在惠普科技、数字共融、负责任产品、青少年保护以及商业道德等关键领域的表现。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拼多多。作为明星电商企业,拼多多迄今未发布过正式的社会责任报告或者ESG报告,只披露过《助农报告》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年报》,缺少员工发展、环境管理、慈善等内容。而像字节跳动这种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这些大企业们的一个共识是,国内的ESG发展虽然还未完全成熟,但潮水的方向已经明确。正如腾讯在其2022年ESG报告率先甩出的一个结论:过去十几年间行业参与者们过度强调“零和”竞争、激进的市场营销、无序的扩张、短期增长以及企业利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而是要更多开始强调可持续健康发展。

这种进步也是肉眼可见。大数据杀熟被明令禁止,系统和机器算法对人的支配在减少,外卖平台放宽了对外卖员的时间压榨,信息聚合平台也不再提算法的能力,广告可以一键关闭,用户在隐私和数据安全上有了更大的选择权。

此时,对于大厂来说,凭借着已有的优势积极入局探索,从中发现机遇并加以运用,和自己的业务发展深度融合,无疑将有助于自己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潮流下取得先机,寻到更多的可能性。

事实上,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上,即使是还未有大公司们那般迅速反应和深入实践的能力的企业,也在开始努力向ESG靠近。

当然,这玩意也不是万能良药。根据2020年的结果,按MSCI的划分,36家中国上市公司里,只有1家公司评级处于“领先”水平,这家企业叫金蝶,股价表现并不突出。所以说,更高的ESG评级与更高的投资回报并没有必然联系。

而且,在长期的低披露比例背后,环境问题、产品安全问题、侵害员工权益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过度加班的问题,甚至一度在互联网行业激进扩张、跑马圈地的那些年,成为被人们主要抨击的社会问题之一。

另外,无论是CSR还是ESG,由于大家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大家都捡有利于自己的说,存在自吹自擂、虚构浮夸、流于形式、缺乏准确的定位和成熟的标准体系、以及沦为单纯的企业宣传手段等问题。甚至一度出现过全文仅3页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程度严重不足。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家在朝着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前进。大家的眼里不仅仅只有利润和剩余价值,还有很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2007年,阿里巴巴B2B公司在香港上市时,马云说了一句至今还受用的话:“社会责任不该是一个空的概念,也不单纯局限于慈善、捐款,而是与企业的价值观、用人机制、商业模式等息息相关,社会责任一定要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商业模式中,才能行之久远。”

而在今年,马化腾在《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报告》中也谈了一句广受流传的话,当下的企业换挡期,“我们应该去做难而正确的事,以长期主义的决心推动社会共创,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而久久为功、长期主义也正成为当下企业,不仅在社会责任方面,而是公司整体发展中的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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