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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热议“鼓励生育”,一文盘点可借鉴的“国际经验”|钛度图闻

他山之石可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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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度图闻·第三十九期

策划 | 钛媒体内容中心 

制作 | 钛媒体视觉中心

“允许30岁以上单身女性生育一胎”、“将产假延长至半年”、“建立公立婚介组织提高结婚率”… …两会中,鼓励生育的提案不绝于耳。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两会委员代表们提出了至少15条有关“鼓励生育”议题的提案,涉及人群范围可谓历年之最,不管是几孩家庭还是单身男女们,都成为了委员代表们的“操心”对象。可见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尤其是许多高收入国家,出生率降低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难题”。

此类国家曾经推出的鼓励生育政策,与如今中国委员代表们提出建议相似,分别涉及提高生育假期、增加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保障幼儿照护与教育等等。从结果来看,延长女性休假长度并不能提升生育意愿;缩小男女就业差距,对生育率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而家庭福利开支比例、入托率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数据数值越高,对生育率的刺激越显著。

钛媒体·钛度图闻第三十九期,以史为鉴,通过“国际经验” ,看看人大代表们的鼓励生育提议是否“靠谱”?

中国出生人口又又又下降了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对比历年数据可见,2021年净增人口数量创下了近60年来(1962年以来)的新低。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中国已经逼近人口“零增长”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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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维系人口延续的核心载体,我国近年来生育意愿下降,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背后,是结婚率逐年下滑,离婚率节节攀升的社会现实。为此,不少专家担忧,中国人口拐点可能加快到来。而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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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男女就业差距成为提高生育率关键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均GDP高时理想子女数少,人均GDP低时理想子女数多。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影响,不止中国,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经历断崖式下跌,尤其是许多高收入国家,出生率降低早已成为他们的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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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2020年人口增长率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次于大萧条时期;日本的少子化成为近几十年的 “ 头号难题 ” ,至今仍未得到缓解;欧洲则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生育率再次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

参考这些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可以在历史中发现潜藏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提升生育率提供参考价值。比如欧洲各国中,法国是较早意识到低生育率问题并採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法国政府提供了除了产假及产假补贴外,父母可选择完全休业或部分休业来养育孩子,政府会提供育儿家庭补贴。此外还有保育机构、学龄前教育、大家庭卡制度相关支持政策。在这些政策接连出台后,1993年后法国生育率从1.73回升到了2010年的2.03。

瑞典的鼓励生育政策也颇具成效。上世70 年代末期,瑞典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随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措施。经过10多年的努力,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再度让瑞典生育率降低。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出台政策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近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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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丹麦、俄罗斯等国,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对比这些国家生育假、家庭福利开支等政策与生育率起伏数据可见,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因为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

而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缩小男女就业差距,对生育率提升效果较为显著。比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
11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家庭福利开支比例、入托率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以人口形势持续严峻,总和生育率未实现好转日本的为例,其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再加上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这些因素共同加剧“少子化”对策常年没有进展,成为日本挥之不去的生育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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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育率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促进生育,任何单一政策都不可能立竿见影,综合、长期、渐进才是可能是促进生育的可取之道。

不过,目前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5-29岁与30-3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提高,且在2018、2019年连续处于2005年以来的高位。并且,中国受到过往生育政策影响,各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分布极不均匀,其中高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占比较高且生育率很低(受计划生育影响),拉低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因此,近几年新出人口快速下滑,其中受到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较大,但这并不能证明年轻人生育意愿出现断崖式下降,中国人真实生育意愿的数据很可能比国家公布数值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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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钛媒体科股宝、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Wind、OECD Family Database、OECD官网、法国政府官网、民政部

本文系作者 梁缘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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