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病人」:不加班,就很慌

一度风行的996、007的职场生态环境,让许多年轻人患上“时间焦虑症”。他们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幻想,主动成为过劳的工作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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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豹变ID:baobiannews),作者 | 陈晓妍,编辑 | 张子睿,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25岁的林肖属于主动加班到最晚的那一批员工。

他对公司的夜晚尤为熟悉:公司的空调会在晚上8点准时断电,声音突然停止,整个办公室陷入凝固般的寂静。很快,角落里会继续传来噼里啪啦的打字声,电脑散热器发出间歇性散热的呼声。起身打一杯水,他看见加班的同事们脸上挂着眼袋。

不久前,“字节跳动将推行1075工作制”登上了微博热搜。但对林肖丝毫没有触动,他所在公司明文规定的朝九晚五,到了林肖这里,变成了自愿的“996”。

“不知道怎么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没钱赚,感觉就要死于安乐”。

这是林肖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关于加班的讨论。这群年轻人有着相同的烦恼,被工作的快节奏和kpi(绩效考核)练就出强大的自驱力。一旦休息,就会感到恐慌不安。

近一年来,随着“996”、“大小周”等话题的广受热议,大厂的加班文化也慢慢在退热。字节跳动、快手、Boss直聘等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已宣布取消“大小周”。近日,连格力这样传统企业也宣布实行双休制。

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作制度的调整,能放缓快车道上的工作与生活吗?

“工贼”?

林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互联网运营负责人。来上海半年,他每晚都在10点后才离开公司。最近一个月,办公软件显示,林肖每天的工作时长平均为12.6个小时。

加班不是公司的强制要求。公司明文规定的朝九晚五,到林肖这里,变成了自愿的“996”。即使有双休,林肖也会抽出一天到咖啡厅,抽出电脑继续工作。

林肖所在的团队也成了公司的“内卷发起人”。他发现隔壁部门晚上的灯熄得越来越晚,也听到过同事抱怨加班的风气,“把整个公司的人都‘卷’了起来。”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乐观地预估100年后的生活: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人类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自由、消磨光阴?

如今,距离这个畅想的时间不到9年,每天三小时的工作制却遥远得宛如天方夜谭。许多像林肖一样的年轻人患上了“时间焦虑症”,一休息起来就没有安全感。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在北京工作的王敏就习惯了下班后主动加班。她通常会在7点下班,经1小时的通勤回到家里。吃饭洗漱之后,又在晚上10点开始工作,直到12点才休息。

到另一家互联网内容公司应聘时,上司明确告诉她,公司没有加班风气。她先是感到诧异,入职后偷偷观察身边的同事:他们的确会按时下班,但大多带着电脑回家,继续白天没写完的稿子。“其实就是隐形加班。”她说。

在互联网公司,很多工作无需固定场合,一台随身携带的电脑,就是所有人的移动工位。

对王敏而言,不管公司上下班制度如何变更,对工作时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月度kpi。为了完成绩效。她常常同时操作多个项目,难以完成的工作量,只能靠自愿延长工作时长来填补。

有一次,她在上海出差采访,在酒店看完资料,已是深夜。她想起手头另一个漫画的项目,只能熬夜到凌晨三点,写完文案,倒头睡去。第二天9点,又得开始采访。

那段时间,王敏形容自己是一根“紧绷的弦”。有好几次,她觉得自己处在崩裂的边缘。但王敏始终默认,这才是“正常”的工作节奏。

在社交网络上,主动加班、内卷的人,通常会嘲讽为“奋斗X”、“工贼”。有人在网上发布吐槽同事加班的帖子,标题上写着:工贼何必为难社畜?底部有人跟着评论:“哪天公司不行了,你这种人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上班偷懒了?”

主动加班背后是更为复杂的过劳问题。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动过劳背后也是压力。员工被要求不断为企业牺牲,才可能会被领导青睐。

消失的闲暇

在现代一线城市,似乎不存在时间上的富裕者。

即使提前完成了工作,林肖也会在休息时感到不安。2021年9月,他刚结束一个视频项目的策划。下班时,在电梯里,他听见隔壁市场部的同事竟讨论起了下一年的战略规划。那是一种课还没上完,学霸却开始预习起明年课本的感觉。

工作没有尽头。有时到了周末,林肖想停下来休息,但内心总是空荡荡的,没法放空自己,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来填满自己。有相似焦虑的不止他一人,林肖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讨论加班:“不知道怎么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没钱赚,感觉就要死于安乐”。

林肖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望京的一家创业公司。公司业务发展并不顺利。员工每周只需要坐两三天班,上司也很少找到下属交接工作。

在互联网公司遍布的望京,其他公司所在写字楼,总是很晚才会熄灯。这也提醒着林肖,他是这座加速运转的城市里的异类。

那时,刚好林肖认识的一位行业前辈,因为中年失业,加上投资不善,被迫变卖房产。身在互联网行业,林肖也做好了35岁失业的心理准备。而青春,就是奋斗最大的资本。他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崇尚成功学,那是焦虑的产物。他果断辞职,像是从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上抽身。

林肖得出结论,选择一家处于上升期、有前途的公司,加班在所难免。

焦虑感同时也是安在王敏身上的发条,她刚入行一年多,急着得到业内和公司的认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她一直秉承着效率至上。王敏自称“小镇做题家”出身,最懂埋头苦干。学生时代,每到饭点,从教室冲到食堂,再到吃完饭返回,她最多只留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

这股劲儿至今没从王敏身上消失。kpi是老板考核员工能力的最直观数据。有的同事会在完成一个工作项目稍微休息,但王敏总希望有另一个项目可以无缝衔接,甚至同时操作多个项目。一旦手里没活,就感到惶恐。

后来,王敏在网上看过过一个观点:多线工作的能力其实是反人性的。所谓的multitasking(一心多用),是为了服务效率社会,才强行培养出来的能力。

“都市人是停不下来的,我们不做无聊的事情,甚至失去了发呆的能力。”王敏在她自己身上发现了某种功能的退化。她会用碎片化的事物填满偶尔得来的闲暇,有时是一些琐碎的工作,有时是社交软件上的视频,扎进永不停歇的信息流。

来自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咨询师“心理芝士(下称芝士)”,在这群“时间贫困者”身上发现了异常。她告诉《豹变》,996、加班,这类过劳行为,会影响人的自我调适能力。工作强度正常的人,能更好应对生活里突发事件和压力,而过劳人群,在这方面的功能会出现退化。

芝士曾遇到在一家日企公司上班的来访者。他连续加了三个多月的班,后来想要离职,公司却不同意,以各种理由延后离职日期。他想申请劳动仲裁,却忌惮公司在行业里的影响力。

这样的雇佣矛盾并不少见。但这位来访者被长期的过劳工作透支,心理状况变得脆弱,因此患上了中重度的抑郁症。

芝士在来访的职场人士身上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往往在面对人际关系时敌意更强,敏感易怒。

金融从业人员、程序员等,是来访者中工作时长最长的一群人。芝士将加班、996形容为触发某些心理问题机制的“扳机”。

扳机扣动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切肤的“疼痛”——有人来医院时,说自己喘不上气,冒冷汗、心跳加快;有人一天拉十几次肚子,有人甚至泌尿系统出了问题,感受不到自己的尿液;更严重些,有人胃痛到无法正常工作,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毛病。以上种种,都是伴随着抑郁症出现的躯体化症状。

困在系统的打工人

主动加班,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个体的自发选择,但纯粹“自发的”过度劳动,似乎并不足以成为动因。

“北漂”“深漂”“沪漂”等词,让一线城市似乎天然带有一种奋斗叙事。还在北京工作时,林肖听一位朋友说,连公司挑选的挂历,都写着“成事之心”四个大字。老板在开会时情绪激动:“真想选择安逸,你来北京做什么?”

后来,工作地换成了上海。有一次周末,林肖走进一附近的大型咖啡厅。窗外正下着雨,店里的位置都被占满,每张桌子几乎都搁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有正在跟客户谈业务的上班族,有考研党,甚至还有人辅导孩子的功课。林肖感到惊讶,这是一群生活在同样的城市节奏之中的人。

林肖所在的团队,是公司里加班最厉害的。而组建起这个“内卷小组”的领导,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在工作里永不疲惫的女强人。后来,林肖无意间得知女领导的另一面,那位女领导有一个微博小号,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上面发“不想工作”的动态。

国庆假期之前,女领导与团队的同事聊天。她突然提到,希望放假期间,可以和同事当彼此“七天的陌生人”,不要被工作的事打扰。但因为一位同事发宣传时,错放了带有竞品信息的海报,女领导又不得不加班,帮助下属处理这场事故。

林肖这才发现,不管是基层员工,还是管理层,每个困在这套体系之中的人,都有身不由己的一面。

“你毕竟还要跟别人合作。”王敏也有同样的感受,个体是镶嵌在链条中的一环,只能跟着转动。这既是工作伦理所教导的,也是严厉的工作机制所强加的。

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工作的系统。目前来看,技术非但没有将人从劳作中解放出来,反而为随时随地加班提供了更大便利。

在贵阳从事软件销售的小莫也有类似感受。最近一个周末,她刚为年末的活动加了一天班。这是她的第三份工作,进入公司也有三四年之久。但紧张的感觉从未改变。“一直想办法往前赶。”小莫说。

疫情是小莫所在公司加班文化兴起的节点。在此之前,同事们尚且不习惯远程工作的方式,有什么事都要到公司当面沟通。疫情期间,公司自己研发的办公软件带有会议功能。自从远程办公变得更加便利,老板随心所欲,大大小小无聊的会议比以前多得多,员工无法请假,处于全天候待命、随时工作的超额劳动状态。

有时候正值饭点,老板突然有事,召齐人开会,小莫刚拿起饭碗,又得放下,一个小时后,家人都已经吃完了饭。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占,为了完成项目,她只好主动加班。

“扭曲的”工作观?

帮来访者处理工作压力的同时,芝士自己也面临着工作时长过长的问题。有时候,她一天接待六七个咨询,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都处于大脑高速运转的状态,还要承接来访者的负面情绪。

一天下来,当她回到家时,也会发现,自己对待家人、孩子的态度更不耐烦。但是,心理咨询师们常常比普通人更能敏感意识到心理状态的变化。在她看来,人对自己情感体验越精细,就越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内在生活,就更能及时且正确地排解情绪。

最近一段日子,王敏正在学着如何放松。她申请在家办公,给自己留出半天的休息时间,刷完短视频,给自己煮点东西吃,又睡了一觉。几天下来,她没有感到轻松,反而多出焦虑感和内疚感。

上司询问王敏的工作进度,言语间透露出对她这几日工作效率的不满。这又让王敏陷入苦闷,她一直重视别人对她的评价和看法。

这种情况,被咨询师芝士认为是工作的错误思维之一。在她接待的来访者中,很多人在职场中受挫,过度自驱,都是因为在工作关系中加入了不合理的期待。

她曾接待过一位销售行业的来访者。为对方做了分析之后,芝士才发现,这位销售员并不是自己所说,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挣钱养家,而是希望在工作中能交到知心朋友。

一旦将过多的情感需求放到工作中,就会让工作变得更复杂。太过期待上级的认可的心态也很常见,很多人主动过劳、焦虑不安,也正因为如此。

在她看来,当人的成就感,是来自于自己设定的目标和标准,而不依赖外在的评价的,并不容易出现心理失衡的情况。但来访者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对自身情况和心理需求知之甚少,只能依赖外界的回馈。

林肖认为,自己的逻辑体系已经足够坚定。成为别人眼中的“奋斗X”,他也并不介意。

他身边也有一些既不满现状,又无力改变的朋友。朋友告诉他,工作日午间休息,总有种“放牢饭”的感觉。晚上下班,熬到坐电梯下楼那一刻,就算是“出狱了”。林肖并不想成为这种人。即使是现在“躺平”一词频繁出现,甚至成为身边人的观念热潮,他也为所动。

“能真正躺平是一种能力。”林肖坦言,很多人根本不舍得离开大城市,也不愿意放弃体面的收入。他更认同,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忠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在上海加班的无数个夜里,起身打水,看到办公室里凌乱的桌面和同事疲惫的眼神,他也会偶尔感慨:“我们公司真是个血汗工厂。”

有时候,无视这种异常,像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蒙蔽。但林肖总能顺利说服自己,想想扩张的平台,和正在处于上升期的自己。“挺自洽的,把自己活成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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