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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健道，作者 | 严瑞，编辑 | 尹莉娜

医生能不能“下海”？

乍一听，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人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再者，治病救人的行当里，“下海”与否有什么区别？但仔细想来，在中国，医疗一旦与钱挂钩，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送礼、回扣和“莆田系”。

问题背后，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之痼疾。众所周知，医保控费和医保基金穿底问题一体两面——医生得不到应有收入，患者享受不到应有资源；医疗费用灰色化、医患纠纷白热化——不断加剧恶性循环。

医生与公立医疗绑定，恰如学者与大学绑定，“产学研”旋转门被卡死，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限制性问题。

2009年，原卫生部曾印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开放公立医院医生院外执业，并于2011年再发通知，鼓励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

与之同时，好公司雨后春笋般涌现。天高任鸟飞，“向外迁徙”的医生们来到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上。

不过“出走”后的社会化并非易事。比如，张强医生集团的骨干“元老”朱筱吟，曾因诊室踢脚线做不合格掉过眼泪；而39岁离开协和，创业、合营，至今仍在跨界试错的“急诊女超人”于莺，起初看财报如看天书。

尽管困难，“出走”仍是许多医生追求价值的tu突破口。比如，在公立医院工作20余年后，突然跑到鹰瞳科技（02251.HK）研究医学影像AI的陈羽中……

他们，是近年走红医疗行业的新型复合式人才——首席医学官（下称CMO，Chief Medical Officer）。当下一位好的CMO，是医药行业的稀缺性资源。近日，《财健道》和他们聊了聊。

01 医患纠纷下，看山不是山

“出走”前，作为微博初代“网红”，“急诊女超人”于莺在北京协和医院经历过一段快乐时光。那时，微博刚刚兴起，她注册微博一个月不到，就跟网友们一下儿唠出了447条微博，到2013年即拥有超200万粉丝。

一次，送朋友出院前，于莺躲在卫生间门边想恶作剧吓他。门开、对来人大喝一声后，一切陷入寂静——她尴尬发现，吓到的是自己另位患者的男性家属。

她万般赔礼道歉、落荒而逃。结果第二天，竟好巧不巧又遇到了这位家属。她便微博记录下囧事一件：“（我）气宇轩昂、抑扬顿挫地查房，推门进来一家属，看到我叉腰站着，先愣了一下，然后强忍住笑，开始问我要病历带患者看门诊。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昨天下班时我吓唬的那个厕所男吗？矮油，不是笑我叉腰，原来是这个！一会儿我可肿么带领我的队伍转病房啊！”

至今，与微博粉丝相伴已成为yu'ying于莺生活的一部分。今年夏天搬家时，困扰她多时的宠物狗运输问题，便是在网友建议下很快迎刃而解的。头些年，于莺微博简介“还有什么好玩的，统统上吧！”这句话，大概是她在协和医生生活的缩影。

后来，在2013年7月，39岁的于莺决定辞职，离开工作12年之久的北京协和医院，告别公立医疗体制。

“出走”与2013年前后医患矛盾激化背景有关。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01-2011年11年间，全国共发生24起医患纠纷导致医生死亡案件，而2012-2014年仅3年间就发生14起之多，其中受害医生多被持刀者砍杀致死。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又是暴力伤医事件的高发科室。据公开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急诊科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率为24%，排在医院各科室第一。

现实因素让她无法继续安之若素，医生究竟该怎么做？“出走”，成为这群医生寻求答案的重要路径。

就在于莺辞职的前一年，即2012年，研究生毕业于上海大型三甲医院的朱筱吟，也成为“出走”队伍一员。

她放弃三甲医院整形科的工作，转而投向一家外资医院。这份工作的机缘，来自某次“看见”。2012年，她到一家外资医院面试途中，在走廊里看到一位外籍医生正与病人轻声交谈。匆匆一瞥，仅靠二者间肢体语言，她就能看出那位医生是在耐心安抚患者。

医生跑到走廊、坐在患者身侧，再配合脚下地毯、落地窗阳光——这种场景，震撼到了长期浸淫公立医院体系的朱筱吟，“感觉自己走进了《实习医生格蕾》的现场”。某些理想，似乎突然照进了现实。

在公立医院，医生们别说拿出耐心与时间安抚病人，譬如朱筱吟这类年轻女孩，能否做医生都未可知。

这种“看不到未来”的感受并不鲜见。“尤其急诊科这种的（医生们），到我这个年纪都会开始担忧自己的40岁、50岁。”于莺说，急诊科医生是年龄愈长、经验愈丰，前路或也愈加暗淡。这是“唯论文论”的晋升体系之龃龉，排名数一数二的协和急诊科也不例外。没什么论文写，晋升无门，逐渐上不了夜班的老医生们总逃不过成为“累赘”的命运。

于是，于莺提出辞职时，主管主任没有阻拦，真心认为她值得更好的可能。

02 洗脱前尘，摸爬滚打

10年前，走出体制的医生，和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都是勇者。

勇者多难，所言非虚——“大三甲+医保”的治病观念在前，院外患者资源从何而来、能有多少？旁人质疑，医生们更不确定。

朱筱吟刚入职时，每日门诊数只有个位。冷清之下，曾暗自发誓一定要超过同年龄协和医生的她开始焦虑。幸运的是，很快她就结识了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前辈、导师兼后来的领导——张强医生。

他们一样都好强。创业迎来第一次融资时，张强曾在北京东方广场租下写字楼昂贵的一整层，正对协和医院，“就是要看着协和，想和他们对标。”

2012年，张强就宣布离开公立医院，彼时，轰动医圈的邓开伯教授多点执业还未开始。张强作为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的“明星医生”，早早决定下海吃螃蟹，然而，失去医院“庇护”，一开始每月都碰不到几位患者。

张强宽慰朱筱吟，患者少并不代表需求少——信任张强的患者，大多是因为医保不能报销却步；不信任他的患者，也并非质疑他的医术，而是根本视非公医疗服务为“莆田系”，不敢靠近。而观念问题的改善，其实很好解决，只要“医生把患者而非医院放在最中心的位置，看重诊疗质量而非数量。”

千里马遇伯乐，很快，当公立医院同学还在抄写病历时，朱筱吟就开始独立看门诊，当同学们有资格进做手术室“勤杂工”时，她早已主刀多时。如此，她明白了“冷清”的好处。

张强医生集团（Dr. Smile Medical Group），于2014年7月正式成立。朱筱吟作为第一个加盟者，甫一入职，便参与中国最早的静脉曲张日间手术平台建设。2015年，静脉曲张射频技术进入中国的第一台手术中，也有她的身影。

▲图/来源受访者微博

成为静脉曲张病种的专家，是朱筱吟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她的自我认知只是医生。但逐渐地，朱筱吟发现对白手起家的他们来说，跨界管理、公关、绩效、采购等等事务，是必须要扛的责任。

一开始做经营管理，不适应，有过为手术室踢脚线做不直流泪的经历，还被朋友评价过“很不喜欢你那样说话”。不过是金子总要放光，长年累月积累，会在某一刻显露成果。

2017年的某次会议上，张强医生提到静脉曲张手术的局麻可能性。朱筱吟看到了它医学、科技甚至集团国际影响力的可能性，查资料、看文献，跟国外专家学习。

这是一种名为CHIVA新型静脉曲张手术，患者不像传统手术需要全麻住院治疗，仅需局麻、微创即可。这种手术患者极少住院、几乎无手术并发症。但据某公立三甲医院医生表示，这种先进手术方案市场不大。其发明者是法国医学专家Claude Franceschi，在法国CHIVA手术比例却仅占静脉曲张手术的10%。

一方面，这类手术需要精准超声诊断，医生想要培养这方面诊断能力，需要身后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作为新技术，语言、定义等系统性循证医学基础并不完整，换句话说，就是连翻译都还没做好。

朱筱吟与团队一道，盯住了这一点。2021年，张强医生集团开始联合全球医疗认证机构Inteleos，制定关于CHIVA技术的医生认证制度。逐渐，不少公立三甲医院甚至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慕名前来接受治疗。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碰到张强。于莺便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摸爬滚打后，才认识到何为医疗价值。

“出走”之初，协和12年的履历，为于莺带来院外医疗机构雪片般的offer。她并未急着入职，而是宕开一笔，转头赴台湾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全科医学培训课。

“说实话，我以前真的没什么情商。”谈到变化，于莺这样笑着说自己。协和里，病人永远比医生多，“没情商”才出效率，而效率高于一切。“多治一个算一个。”

从协和“大罩子”出来后，短暂赴台学习经历，重新让她认识到医疗服务人性化的重要性：“（台湾）本来就没有公私医疗之分，整个医疗行业给人最大感受，就是稳。医疗应该是人文关怀。”

2014年暮春，于莺加盟美中宜和，担任综合门诊服务中心CEO。她全科素养的家庭医疗构想很美好，到执行时发现，“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自己对医疗行业的价值几乎完全不了解。

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也许是大部分公立医院医生的共性。看病可以、药品价格记得极清晰，但自己的诊疗服务值多少钱？没人关心。公立医院中，医生价值长期被药品和器械所压倒。

到了院外门诊，于莺发现需要处理的疾病都“小打小闹”，打针吃药不多，更别说化验手术。这种普通问诊收费门槛应是什么？只能是以医生诊疗行为本身的价值来定。离开医保，收费标准从何而来、如何可能？

经营决策问题也艰巨。开张只是前战，患者如何能知道、踏足并信任诊所才是关键。很多服务上的问题比如态度、共情程度和失误后的补救措施，以前不改善作罢便作罢了，可现在，一举一动都牵扯项目存亡。有公立医院医保支付的“大竞品”在前，不改进，一定会失去顾客。

洗脱公立医院临床医生局限，一切从头学起。公司组织了专门团队，从0开始培养“小白”CEO的财务测算、人力资源管理等能力。比如采购，相关工作人员与她一一对接药品或者器械耗材种类、价格、进货渠道，她亲力亲为，慢慢开始学会衡量医院、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供需天平。

设计图纸、装修门面、找工人定工期，于莺也从打通第一家工厂电话开始补课。这一过程中，其临床医生思维逐渐向医疗机构经营者转变，后来，所谓的财务模型、ROI、KPI、OKR，都不再是陌生字眼。

这背后，美中宜和愿意为于莺组建团队，不吝时间人力“输血”的原因，在于体制外的专家医生实在是稀缺资源，专业医疗服务更是供需极度不平衡。对企业来说，只要能将于莺1993年入学开始，一直积累到2013年的专业价值释放出来，任何投入都是值得的。

社会化过程不简单，于莺学得艰难，但最终不负众望，建立起较为专业化的综合门诊服务平台。到2017年，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月度平均门诊量达到2000人次以上，成为同行中的姣姣者，一切都走上正轨。

03 精准探测，精准决策

“出走”并非关键。只有成功社会化的CMO们，才能帮企业锚定航向。

今年11月5日，作为“医疗AI第一股”的鹰瞳科技，在港交所顺利挂牌上市。顺利背后，是鹰瞳对医疗AI内卷问题的突破。它的CMO，是已经49岁、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陈羽中。

业内，有两大垄断助推“内卷”。第一大垄断是医保支付，所有医疗影像AI公司要竞争同一块买方市场，“三甲医生电脑里，装着不下30家公司的诊断系统。”

另一大垄断，是在大家熟知的大影像医疗AI领域。比如，肺结节领域一定离不开“GPS+联影”的硬件垄断和综合优势。初创公司研发出的单一软件产品，无论是从数据、医生资源，还是软硬件结合的商业落地途径，都难以匹敌大厂。

这种状况下，创始人张大磊和CMO陈羽中，一个掌舵一个参谋，要驶着2015年成立的“小船”，要在内卷潮里辟出新路。

2016年，陈羽中和张大磊结识。那时，张大磊去上海长征医院沟通AI项目合作，陈羽中看后一见倾心。这年春天，AlphaGo4：1击败彼时世界第一围棋高手李世石，震动全球，成为AI划时代的里程碑。

无数科学达人心怀激荡，像“九二南巡”激发出“九二派”企业家一样，纷纷选择进入AI创业之海。

“你说科技可以这么有意思吗？真就这么有意思。”2017年陈羽中辞职，回忆当时突然“下海”原因，笑道，“这个和爱情是一样的，看到的时候就来劲，心想就是它了！”

张大磊经历过亲人被误诊，如鲁迅因父肺病被“神医”耽误而决心学医，他也被激发出一股执念：“一个人能随时随地掌握身体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这应该是天赋人权。”曾是“IT”男，跨界学医又曾任互联网公司高管的张大磊，将视线投向医疗影像AI。

这一领视角和陈羽中不谋而合。曾在高中自学量子物理，想过在物理界一展拳脚的陈羽中觉得，科技就应该和具体的人结合， 在医疗领域，若真能在成本低廉的前提下，做到预防先于病变、将身体状况的知情权交给每一个患者，陈羽中表示，“那这种技术就很可能颠覆医疗现状。”

11月26日，胰岛素首次国家集采将正式开标，牵动着亿万糖尿病患者的生命线。自本世纪初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医保基金结余减少甚至部分地方医保基金穿底一直是大问题。

《过度的医疗》一书作者尤格·布莱克在访问多个国家、地区的医生曾总结，“人获知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疗的频率越高。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能为自己健康所做的贡献，比现代医疗更多”。

基于此，鹰瞳科技要做的是预防。

比如，在糖尿病患者中，眼底病变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往常来说，医生都会提醒糖尿病患者关注眼部健康状况，而AI识别技术则“先发制人”，识别眼底血管和神经即能揪出糖尿病风险，让医疗行为从“单纯袪邪（哪里病变砍哪里）”，转变为“扶正祛邪（主动健康、预防为先）”。

2017年入职前后，陈羽中参与了公司研发方向上的“做减法”。当时，大多数玩家都扎堆在肺结节AI领域。《财健道》（《医疗AI，影像简史》）曾采访马瑞医生（国家卫健委直属某三甲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他表示：“最好用的是辅助诊断AI，而在辅助诊断AI中，肺结节又拔尖，几毫秒就能识别。”

为避免走入PD-1式的扎堆困境，张大磊选择另辟蹊径。从医学上来说，“血管神经是一家，视网膜能非常便利地提供密集的血管和神经信息”。

深谙此理的陈羽中明白这一决策的重要性，也明白其困难程度——与公立医院合作的程度，将决定AI算法训练成功几率。“冷门”视网膜医疗AI，需要比肺结节等“热门”影像AI投入更多。于是，正式入职前3天，陈羽中还没拿到名片，就先促成了鹰瞳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全国眼科排名第四）的战略合作协议。

他的眼界也不仅在医学方面。2015年，他曾主持过一次头脑风暴大会，发动企业年轻人畅所欲言，抛出刹那的灵感。比如，“眼底拍张照，健康早知道”这一业内耳熟能详的Slogan创意，便来自那时。

这个“健康早知道”的口号，和“眼底拍张照”间不是简单押韵关系。它是一个老医生对医患之间信息差的深刻认知，同时，亦是陈羽中自1990年开始经历上海长海医院、第二军医大、上海长征医院全院医政、质量、信息化、药械采购等工作20余年积攒下来的经验。

深知医疗机构经营之苦，就有为一家好企业释放独特价值的可能性。

看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独立管好一家企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于莺也是在摸爬滚打后，深刻体悟到这点。

在美中宜和的门诊中心走上正轨后，于莺感到有些索然无味。啃过硬骨头的她跃跃欲试，将基层诊所的理想提上日程。于是，2017年，她再次辞去工作，决定自己创业。

早几年，基层医疗方面，自营诊所在政策面上就过不了关。但2015年来，政策利好不断。201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管理意见》，国内基层医疗机构数量进入增长期；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明确指出：个体诊所设置将不受规划布局限制。

嗅到春风的于莺，为自己拉来了联想之星一笔不大不小的融资，保证它不会将估值吹成摇摇欲坠的气球，又足够支持实体诊所运营。“当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时候，这一切（指基层医疗诊所建立）都不难。”真难题在于医生不愿意去基层，她想，那就由自己来做愿意的那部分。

诊所选在北京立水桥附近的一个新兴小区，起名水岸祐邻。创业让她变得更加精打细算，“每天睁眼闭眼都是财报”。与公立医疗性质不同，“商业不是老好人”，医疗资源需要在流通中获得应有价值。

所谓的应有价值，在水岸祐邻初步体现在100元/次的诊费上。等于北京公立三级医院专家医事服务费，低于同类私人诊所诊费。其中，诊费的药占比不到10%。对比之下，也许可管窥水岸祐邻定价之意义。

诊所兴办似乎水到渠成了。然而，做一家诊所容易、做十家难；做一个城市容易、做十个城市难。于莺说，想要靠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开连锁诊所，实在是难于登天。

首先，愿意接受医保外付费医疗的，大部分都是小孩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小孩会长大，客源一定流失。这是医保支付体制带来的一重阻碍。

另一重阻碍，是各地医保局政策的差异性。报销方案、运营范围、准入模式，一个地方一个说法，都得靠于莺踩点、研究、做对应培训方案。

她分身乏术。和朋友某次餐叙，于莺曾说过一句“大实话”：“我打不过夫妻店（诊所），夫妻俩都是医生，老板（老公）不用给员工（老婆）开工资，员工还7*24小时干活。他违反劳动法，可我不能。”

连锁诊所做不到全覆盖，便是事倍功半，不如不开。“财务测算会告诉你，这不划算。”2018年，于莺决定接受企鹅杏仁的收购，管理旗下连锁诊所业务，拥抱更大的资本市场。

“幸亏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不然等到2019年疫情……”于莺笑说，她的诊所很可能早已现金流断裂、“死”掉了。有时，进退之选偏差只在毫厘之间。

04 回归：永远向前的健康事业面前，看山仍是山

医学，是慢工出细活；资本，是热锅烹烈油。近年来，随着AI识别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有新消费领域“爆款”可能性。据专业人士介绍，在数据充足、系统训练高效的情况下，AI有足够潜力成为性格分析、星座分析等“玄学新消费”的领军者。

鹰瞳的选择是“人工智能+健康服务”这一更为长期的道路，当然，也是陈羽中加入鹰瞳的一大原因。对年近五旬、已做到局级干部的陈羽中来说，“钱或者名誉，都不是考虑的方向。”

他想遵从内心真正有长期价值的道路——“如果有了AI，是让人跟AlphaGo下棋，那就像让运动员跟高铁赛跑一样”，并未实现充分的社会价值。视网膜医疗AI这种新领域，才对陈羽中有绝对吸引力。

面试时，无论是资历尚浅的应届生，还是大厂资深者，陈羽中都不会大聊薪资待遇，而深入沟通医学AI研发，做双向选择。“有兴趣、有能力、拼命搞，就容易搞出成绩。”有了成绩，企业与员工物质上受益，形成良性循环是自然。

商人以“道”为先，甚至“绕利而行”，并非鹰瞳个例。

2020年春节前，正准备休假的于莺看到了武汉市肺炎相关情况。那时新冠疫情尚未证实，经历过2003年SARS的她，就已经从零星线索中预判出“兹事体大，得提前做好准备”。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于莺所在企业提早做好消杀隔离工作，疫情来时，员工们都较安全地居家隔离。她想到，既然停工在家、又有网络，不如展开线上义诊。疫情期间，公司60名全职医生，以及动员起来的网络兼职医生们，轮班坚守在线上医生诊疗岗位，托住了无数慢病患者、急病患者的生命线。

同时，也是在那个阶段，她捕捉到疫情、封城带来的恐慌情绪，尤其是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于是又马不停蹄带队，加入锁朋医生心理救援热线，疫情期间24小时轮班开解有轻生想法的孩子们。

尽管在经营理念上，于莺不断地强调财报、收入，以及“医生并不能做雷锋”，但谈到这次几十万人次的义诊服务，她表示，这都是应该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嘛，有电有网的，多帮几个人很重要。”

这次行动，也为她的医疗从业思路带来了新方向——互联网医疗。2021年，她决定正式加入阿斯利康旗下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做CMO。

据于莺推测，疫情之后，应该会有互联网医疗巨头产生。不过，可做的事情太多、需要考虑东西也太复杂，到现在还未看到胜利者出现。它不同于线下诊所只需实体服务有限半径内的客户，互联网平台涉及得要考虑整合全市甚至全国巨量医患信息，保证还原医疗场景，甚至做到更人性化、更精准。

和CMO这个还未成熟的职业一样，技术革新中的医疗行业也大局未定——于莺认为大家往前跑一跑，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这群跨界医生们“一直操心，所以一直做牛做马式地创新。”

05 尾声：医生社会化仍是未解难题

“我其实挺幸运的，”在谈到自己结识张强、一路走来的经历时，朱筱吟这样说道，“但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体制外的医生都能如此。”

“我自信，其实和那个年代有关。”于莺回想自己上世纪90年代求学、工作的经历，“智商在线当然是一方面（笑），当时的环境纯粹也很重要——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很多正向反馈。”

而如今，在“内卷”日渐成为社会化问题的时代，无论体制内外，所有人都要承受更多系统性压力。医疗行业本应为医患双赢场景而生，但身处机械、集约、复杂的系统网络内，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医患关系，都很难达到双赢局面。医改问题，是后互联网时代仍旧难解的世界性难题。

精英CMO们，能够证明医生社会化的价值，但他们在某一行业的成功，并不等于全体医生存量资源的成功社会化。

无论是于莺谈及自己2017年放弃创业、选择合营的问题时；还是陈羽中介绍公司支付方，讲到需求对视网膜诊断AI需求极高的药房竟然现金流最紧张时；抑或朱筱吟在讲到集团城市覆盖率、支付水平的问题时，都会谈到医保支付的大环境。

这不仅是政策问题、所谓的“上面对下面的管理”问题。陈羽中认为，这更是社会理念的问题。为什么国家鼓励医生院外执业，院外医疗仍门庭冷落？医院医保治疗和健康预防管理怎么抉择？这些是世界性医改难题，甚至，也是哲学问题。

目前医改方面，世界范围内还未出现完美答卷。而在我国，想让产学研旋转门不仅转出精英CMO，也转出普通医生，真正释放医疗资源存量，还需漫长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