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智谷趋势

01

全国在限电风波中忐忑地等待一个确定的声音，告诉他们今年的冬天不会太难熬，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东北在摸黑寻找方向，而上千公里外的水乡乌镇，2021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也释放着另一重信号。

世界市值前十大企业中没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今年乌镇大会上主要发言的企业家，是以世界首富、特斯拉CEO马斯克为首的，英特尔、思科、高通这几位美国科技公司的掌门人。

马斯克在会上，以及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夸赞中国的数字经济，称中国是“全球数字化领导者”。这是一种姿态。

但开幕当天最重磅的，还是来自中央的声音。高层在给峰会的致贺信中写下，“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仍将是中国迫切的任务。

大会致辞说到：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致辞中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克服“鲍莫尔病”，一个是克服“数字鸿沟”。

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是一种成本病和增长病，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他将宏观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并得出结论：进步部门生产率增长快，将导致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相对不断上升。

这里的成本，大部分时候指劳动力成本。对停滞部门来说，成本相对上升即会造成价格波动，从而影响需求侧和消费侧，行业面临萎缩和危机。但对就业者而言，工资上升反而吸引了他们加速进入停滞部门。

这种矛盾最终会拖垮停滞部门，引发连锁反应，进而使国家经济增速趋近零。

在鲍莫尔所处的年代，进步部门是指的制造业，而停滞部门则是教育、餐饮、娱乐、表演艺术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这个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在上世纪中后叶发达国家的诸多产业政策变化。

谁是进步部门，取决于生产率的增长快慢。高层在当下的互联网大会上提出鲍莫尔病，“进步部门”指代的是以互联网和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而所有需要转型、升级、改造的线下产业和实体经济则成为另一极。

毫无疑问，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引擎和造富行业。最早布局“互联网+”和数字产业的城市，如杭州和合肥，在今天已经啖到头汤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工业强市。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13.6万亿美元），规模增速高达9.6%，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在中国GDP占比已超38%。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到，鲍莫尔病会同时导致“资本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空心化，对数字经济时代而言，就会出现技术与资本合流形成的‘技术利维坦’，不断向其他相关行业拓展延伸。”

克服鲍莫尔病，是仍然继续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进入强监管、规范化、反垄断和防止技术资本无序扩张的阶段。最终是为了带动各个经济社会部门共同增长，造福人民，构建命运同同体。

02

《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卷首写到，“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

沟壑的加深正在成为当代发达国家的大麻烦。

于是，人均GDP稳定突破1万美元的中国迅速转向了共同富裕的实践。可以看得见的是，在2021年里中国的话语体系围绕于此迅速改变。

两会时，政府工作报告就写下了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这之后，各个领域里治病纠偏的政策陆续出台，给楼市、互联网、金融、中概股、教培行业等带来巨大的变化。

从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多的人对“共同富裕”这般执着。

过去四十年，中国讲究效率优先，创造了大量财富；未来则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避免资本主义式的撕裂在中国发生。

21世纪初，有学者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描述国情。这四个世界分别是一线城市、沿海和大中城市、中低等收入地区，以及贫困地区。

今年初，高层用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三大差距”论做了定调。目前，教育、医疗、住房为代表的产业将持续进行均等化改革。这都是过去依靠市场化和资本没有解决问题的领域，也就是改革的深水区。

在国际上，往往把“数字鸿沟”列为城乡二元、工农差别、脑力体力劳动之后的“第四大差别”。

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生产效率提升，它最好是普惠性的，而非再次让鸿沟加深。

如今中国在探索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构的道路上，比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

中国从数字化技术落地之处，就特别注意不要让这个差别，又成为一些人撬动差距的杠杆，而是能随着时间积淀的红利。

在全球脱钩和撕裂的大环境下，中国克服数字鸿沟的故事或许更具有时代意义。也许，能够为世界提供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03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差距是被收入水平拉开的。

在国营体制内端着铁饭碗，但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下海、闯深圳的人很快收入达到了数百块。社会上出现了开小车、讲大哥大、梳大背头的万元户群体。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代人，差距就已经是被房子、股票投资等资产拉开的了。

资产性收入对于劳动收入完全碾压，拆迁户、股民的身家对于大学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全面超越成为常态。

改革开放的第三代人，拉开差距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可继承。

代代传承的财富和资源，逐渐超越了个体通过技能、知识创造财富的边界。官二代、富二代与厂二代、农二代之间的天堑变得无法逾越。社会垂直流动趋向停滞，将影响之后每代人的命运。

一边，无处可去的热钱不惜花上百万去购买NFT画作，把股票概念炒得泡沫化；另一边，云贵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在憧憬何时才能走出大山。这种极端的对比情况如今常常在各大媒体平台上看见。

改革开放至今，数字技术应该是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权化的一次技术普及，让不同身份、不同学历的人都能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顺序中的可能性。

随着外卖、直播、快递物流的下沉，很多人能在老家就做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不说比肩一线城市，但也比当地平均薪资和在家务农要活得滋润很多。

互联网在中国腾空而起，编程教育的门槛不断下降，很多以前只能去流水线和建筑工地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白领、程序员和创业者。这样的故事很多，其意义在于普通人仍然能够通过自身的奋斗成为新进生产力的代表，实现收入和身份的改变。

去年火上了热搜的孙玲，从湖南农村出生，到深圳电池厂当工人，最后自学成为美国谷歌程序员，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讲台。这是一条传奇的“人生逆袭”的模板。

众多有编程知识的业余程序员回到家乡，专门做推动当地数字化的工作来创业。在安徽淮北，就有一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创业团队，推广二维码支付、智慧停车、小程序服务，在小县城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互联网大厂也会将服务中心、数据中心、客服中心等业务向更偏远的地区转移。这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更是得益于中国教育、互联网的普及。通过吸纳当地劳动力参与到数字产业的运营维护中，在十八线城镇能产生新生代的从业者，不经意间给那些在大城市不如意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希望的窗。

随着数字经济的普及和下沉，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应运而生。在共同富裕的主旋律下，社会垂直流动的通道正在被拓宽。

高层曾在讲话中说，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核心就是造福于人民。

04

大约从2017年开始，曾经属于一二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开始大规模下沉，进入到中国的小镇、农村。

属于城市的服务纷纷复制到了北京五环外的中国。

从扫码支付开始，电商网购、外卖点餐、网络打车……无论是繁华完善的东部都市的小商店，还是偏远的西部乡镇菜市场，使用手机扫码支付已经成为普遍的交易方式，使用纸币的场景大大缩减。

无论在一线城市的CBD，还是四五线的老旧居民区，App一开，就能点餐让黄骑士、蓝骑士为饥肠辘辘的你送来可口美味的晚餐。

虽然整体来看，中国既有着比纽约和伦敦还要现代化的城市，但也有才刚刚通电、通水、通路的乡村。发达国家的生活服务业数字化水平都超过了50%，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还有很大的红利空间。

如今，中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工业、农业的渗透率分别达到了40.7%，21%和8.9%。

伴随乡镇与大城市的全面接轨，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看，中国各地人民的生活是趋向扁平化的。在一线城市和十八线小县城，人们都能够自由选择和享受到相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高层曾在讲话中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

现在返乡创业也开始成为潮流。一些在城市里打拼过的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在成为乡镇农村新技术的推广先锋。

最常见的，是利用各大电商平台，盘活当地特色产品的产业链，将水果、蔬菜、花卉、肉蛋等农产品，通过电商的供应链摆上城市餐桌。

也让编织、篾具、烧陶等长期在小农经济、作坊式生产和传承的技艺，对接进直播电商、数字供应链、产业集群、中国智造的历史进程中来，获得新生。

以贵州为例，黄果树瀑布在十一假期的旅游人次接近200万，相隔只有1小时车程的晴隆县“二十四道拐”全年也只有12.8万人，这就是宣传效果的差别。在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数字化后，当地线上直播、民宿预约、景区攻略等业务纷纷上线，那些以往不为人知的小众景点，也能成为一时一地的网红打卡地。

过去小镇青年们刻苦读书、努力打拼，是为了逃离落后的家乡；现在他们回来了，要领着家乡一起向前冲。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产业，也是见识和教育。

更难得的是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管理农田。人工智能不断学习一块耕地的所有情况，并监测病虫害与灾情发出警报，使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大幅上升。

农民能够使用无人机做喷洒工作，更先进的播种、收割、采摘农业机器，让规模化农业、一人管理上百亩地成为可能。

能让少数人挣快钱不算本事，能带动乡镇与大城市接轨，让人、钱、技术回流，让遍地都可成家立业，这才是乡村振兴，才是数字化时代需要的奇迹。

我们相信奇迹。

05

疫情以来，数字经济对于各行业的改造几乎是不可逆的。

例如机器人行业，为了更安全、更高效地进行测温、消杀、救灾，专业场景机器人大规模使用；在小区和街道里，无人配送使用运输机器人也得到了充足的实验。

这些曾经只在实验室里做测试，少有应用和试验机会的技术，都在疫情中成功落地。

因此产生的很多技术和数据，由此打通连接的信息机制，在之后一年多的疫情复发、洪水暴雨、地震等事件中都派上了用场。

在郑州的暴雨中，共享文档的使用让大众参与到了救援信息分发和核查的作用，各部门信息的打通，让地图软件能实时显示受灾情况、待救援点……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在短短几小时内上线了诸多功能，维持了灾区的信息流动和联通。

再比如说，过去技术服务的迭代速度很快，通常没有顾及一些群体跟不上技术发展。疫情之中，很多地区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一切信息和沟通基本要靠网络联系。在一些高老龄化城市，发生过老年人被困在家中但无人知道的情况。

疫情之后，针对老年人因为不精通智能手机，导致举步维艰的问题，防疫健康码、疫苗登记、物资配送服务等功能都做出了一系列适老化功能。健康码适老化相关功能已覆盖全国至少3000万老年群体，有效打破了疫情期间老年人的出行窘境，展示了科技的温度。

老年群体是最难跨越数字鸿沟的。中国现在有9.89亿网民，其中5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达到26.3%。

一位老年人感到不舒服想要去医院，现在都需要网上预约挂号；去超市和菜市场买菜，都优先使用扫码支付，因为操作效率更高……现在任何程序，都至少要经历账号注册、设置密码、身份验证、绑定银行卡的步骤，每一步对老年人来说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今年初，多家网约车公司升级了老年人服务，在多地上线了“一键叫车”的功能，可以通过语音便捷叫车；在浙江，市民卡和健康码深度融合，老年人能刷卡直接就医、坐公交。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落下任何一个群体，这才是人权和人情味儿的体现。

纵览中国经济发展史，数字技术也许可以被称为最平民化、最接近平等的一次技术普及。

副总理在互联网大会上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有经验和能力管控风险，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将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支持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仍然会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和就业的稳定器。企业存在的使命，就是用商业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他们的社会价值所在。

在二战之后，美国标准成为了全球共同追逐的世界标准。如今，中国既要在成为数字时代的领导者，也要探索一条少有人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