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禁止他们歌唱?

音乐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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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

音乐又成了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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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禁止他们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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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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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 | 朋朋,编辑 | 范志辉

塔利班又回来了,音乐又成了罪恶。

当地时间8月25日,《纽约时报》采访了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嘉希德。采访中,穆嘉希德表示,塔利班将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随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被迫关闭,音乐家被威胁停止表演。眼下,阿富汗电台和电视台一直只播放伊斯兰歌曲。

20年间,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滋养、构建的阿富汗音乐土壤,顷刻间灰飞烟灭。未来该何去何从,尚未可知。

烧不尽的音乐之火

时间追溯到1996年,塔利班夺权后曾对音乐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禁止电台播放音乐,磁带被大量焚烧,收音机和电视作为塔利班射击的靶子。音乐人们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向暴力投降,从此只表演塔利班歌曲。

直到5年后,在经历了政权变革、宪法制定、议会组建和总统选举后,阿富汗的城市里终于再次响起了音乐。喀布尔电台得以恢复,沉寂已久的流行音乐回荡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间。大街上,年轻人用随身听播放音乐,一边走一边打着节拍。在大巴扎旧址上,售卖录音带的店铺鳞次栉比。

这些音乐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在那里,阿富汗的难民们从未放弃他们的音乐梦想。随后,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向人民保证,只要阿富汗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协力进行经济重建,阿富汗将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战争期间流亡到西方国家的文化精英们受到感召,纷纷回国,希冀在千疮百孔的故土上实现文化的重建。

民族音乐学家艾哈迈德·萨尔马斯特在澳大利亚取得音乐学博士学位后,于2002年回到了阿富汗。他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孩子们提供专业的音乐教育。在外国当局和私人赞助者的扶持下,这所学校发展成为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

2010年,有“阿富汗猫王”之称的流行歌手法尔哈德·达里亚从美国返回故乡,贡献了一场阿富汗史上最大音乐会,当晚有5000人目睹他的风采。

而在饱受压迫的女性身上,也开出了倔强的摇滚之花。2003年,三位阿富汗女性组建了摇滚乐队布卡,“我们都穿着布卡,你认不出谁是谁。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那也可能是你叔叔。”她们藏在罩袍背后,做阿富汗女性权益的殉道者。

尽管塔利班成员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乐队成员,要将她们斩首示众,但却无法熄灭阿富汗的摇滚之火。

2011年,喀布尔举办了30年来首场摇滚音乐节。这场演出持续了6个小时,来自阿富汗各地的年轻人汇聚于此,逃避塔利班的毒害,和这世界上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暂时忘记战乱,纵情享受音乐。

在音乐的组织者特拉维斯·比尔德看来,这场音乐节并不是为了给阿富汗人带来仅一天的欢愉,而是点燃阿富汗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热爱。

转眼二十年,曾经靠音乐人视死如归的胆识和真枪实弹的保障得以复兴的音乐,塔利班如今则再次将它推进坟墓。

谁在禁止他们歌唱?

为什么塔利班要禁止音乐?

此前,塔利班发言人说:“音乐在伊斯兰教中是被禁止的。我们希望能劝说人们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禁止音乐一旦成为宗教中的应有之义,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民众眼中便具有合法性。就像塔利班要求男人留大胡子,女人全身裹在罩袍中里,不让女性上学,对于偷窃处以极刑,这些在阿富汗农村的百姓中毫无阻碍地推行着。

毕竟在这个国家的宪法中,赫然写着“阿富汗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神圣的伊斯兰教之教义及其相关规定。”

对于阿富汗的民众来说,要想保全音乐几乎很难。目前,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文盲率是63.7%,女性的文盲率则高达88%。再加上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炮火在这片土地上数十年连绵不绝。

在阿富汗目不识丁的穷苦百姓眼中,暴力是乱世中的唯一正义。在这样的地方,跟他们强调音乐的价值,谈爱与和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唯有毫不顾忌地操作枪支、破坏秩序的人,才能在这个无序的社会中抢占先机。

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是主流意见。流亡在外的文化精英们看到了这一转机,纷纷回国,试图在这片被摧毁的土地上重建文化。

从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正是在此时回到阿富汗,但迎接她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曾逢迎可鄙的异教徒”的控诉。

同时,滞后的经济发展和频仍的政权更迭,也是低效和腐败的温床,文艺作品的出版发行面临重重阻碍。在阿富汗电影协会的办公室里,卡里米想要借用灯光设备,负责人大言不惭地直接要求她行贿。在肮脏、低效的官僚主义中,不知有多少创作火苗早早夭折。

但卡里米负隅顽抗,完成了纪录片《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意图用电影唤醒阿富汗女性作出改变。她还从零开始,举办了阿富汗电影节。她要让阿富汗人知道,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只是被战争中断了。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者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摧毁艺术家们的努力,使民众达到绝望的目的。他们只需要谋杀一个演员、毒打一位诗人,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摧毁一次演奏会,人们心中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

2014年,阿富汗导演索尼娅·纳赛里·科尔在拍摄电影《黑天鹅》时,保守派绑架了女主角,并砍掉了她的脚,以惩罚她对宗教的不忠。

同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一场演出中,校长艾哈迈德·萨尔马斯特身后一位袭击者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但即便遭遇重重险阻,这些艺术家们仍乐观地认为塔利班的历史不会重演,阿富汗还有一线希望。

7年前在接受访问时,卡里米说“过去十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里,可以聊时事看电影,人们不会轻易允许别人给自己戴上镣铐。”

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现实打了卡里米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电影和音乐都没能拯救阿富汗,徒留社交媒体上的一腔悲诉。“我在我的国家所努力创作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从此后“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表达都将被子弹压制到沉默之中”。

她只能向这个世界疾呼,“不要忘记阿富汗”。

有音乐,便有希望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塔米姆·安萨利在《无规则游戏》中写道:哪怕是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

在无休止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中,音乐可以让受尽苦难的阿富汗民众喘口气,享受短暂的浪漫与欢愉。我们很难估计音乐对阿富汗民众的意义,对于布卡乐队的三个姑娘而言,音乐是她们反抗压迫,争取女性权利的武器;对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言,音乐是他们摆脱苦难和战乱的阶梯。

我们也了解到,阿富汗15岁以下的人口占比高达42.3%,这些青少年生于塔利班倒台之后,他们享受过世俗化的娱乐和自由,除了音乐之外,一切艺术、体育和娱乐都是他们的梦寐以求,有些人甚至愿意为此冒着死亡的风险。

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时,18岁的少年扎基·安瓦里从美国运输机上掉落身亡,而他逃离阿富汗的初衷,不过是有个足球梦,想有一片绿茵场。

目前,塔利班政权在这片土地上势如破竹,严苛的禁令之下音乐何时再宠爱这片土地还未可知。

我们只能为阿富汗祈祷,祈祷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年轻人还能够不忘却人性本真的渴望选择音乐,选择用艺术突破压迫的藩篱,不再迷信暴力和极端宗教,还愿意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努力。

毕竟,在阿富汗扛起吉他比扛起枪支更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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