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闯事件频发,黄牛的野火怎么烧到了音乐节?

音乐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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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

春江水暖鸭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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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闯事件频发,黄牛的野火怎么烧到了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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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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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 | 某文杰,编辑 | 范志辉

在疫情影响下,中国的现场演出行业大概是全球最先恢复的。近日,原定在比利时举办的线下电音节Tomorrowland再次取消,而国内音乐节早已经历了年中的一波高潮,并随着暑期来临迎来了下一波热潮,许多热门音乐节在票价普涨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然而,高票价和黄牛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音乐节消费者的体验。没抢到票的乐迷需要在本就不低的原价基础上付出更高的溢价,才能从黄牛手上买到门票。而在今年,甚至还多次出现黄牛带领无票观众硬闯音乐节的恶劣行径。

比如,近期举办的山东“新青年音乐节”就有黄牛拆墙带人逃票进入现场,而更早在广州举办的MDSK音乐节上演的荒诞一幕声势更为浩大:黄牛撬开音乐节的围栏率领大批观众涌入现场,人流量之大以至于保安都无力阻拦。

在相关视频被发到网上后,一时舆论哗然,圈内从业者更是无奈、愤怒。有网友评论道:“无票硬闯,脸都不要了”。不过,在指责这些人无视规则之余,我们认为音乐节的黄牛现象还值得更深入的讨论。

黄牛的野火怎么烧到了音乐节?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某种程度上,靠着利益驱使下的灵敏嗅觉,黄牛可以被视为演出市场热度的晴雨表。而演艺市场从来都不乏黄牛的身影,从演唱会到粉丝见面会,从音乐剧到脱口秀,只要是消费者扎堆的地方,黄牛就能从中发现商机,音乐节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音乐节黄牛年年有,今年却备受关注,这与音乐节的越来越火、越来越贵不无关系。

可以看到,近年来音乐节的消费群体突破了原有的圈层,虽然在很多老乐迷看来现场的观众与从前大不相同,音乐节因此“不再纯粹”了。但这仍然无法阻止音乐节破圈的步伐。

随着《乐队的夏天》、《中国新说唱》等音乐综艺节目的热播,乐队和说唱等亚文化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很多乐队和rapper也随之走红。这些新冒头的艺人作为音乐节演出阵容的主打卖点,吸引了大量新的观众来到音乐节的现场。

另外一方面,音乐节在大众层面影响力的扩大,也吸引来了很多明星和流量艺人加盟。比如,2019年的麦田音乐节就曾请来周杰伦和蔡依林作为重量级嘉宾,而今年薛之谦、王嘉尔、周笔畅、张信哲、刘雨昕等偶像明星陆续在各大音乐节的舞台上抛头露面,其中薛之谦仅在今年上半年就参加了6场音乐节的演出。

主流明星的加入,反过来又使得音乐节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明星粉丝来说,音乐节的门票相对演唱会、见面会要实惠得多,是更好的追星途径。在音乐节演出阵容的升级同时,也带来了成本和需求的增加,从而推高了门票的价格。

同时,伴随今年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线下音乐节也陆续得以获批举办,压抑了一年多后强劲的消费需求开始释放。但毕竟疫情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出于疫情防控的考量,音乐节场地被允许容纳的人数大大下降。

据业内人士透露,原本能够容纳上万人的场地,现在纷纷调控至数千人,这大大限制了音乐节门票的供给,并提高了分摊到每张门票上的成本。在票价高昂且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很多消费者无法通过官方渠道以预期的价格买到音乐节的门票,因而为黄牛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一般来说,找黄牛买票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手速慢没能抢到官方售卖的票,另一类则是认为官方票价太高,希望能从黄牛手上买到更为便宜的票。

前者想要从黄牛手上拿到正规的票,往往需要以高于原始定价的价格购买,在付出了更多的成本后,如果音乐节不能带来满意的体验,无疑会更容易导致他们对主办方的失望以及对黄牛的怨恨;而后者为了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本就供不应求的门票,付出的代价就是需要承担买到假票的风险,有时甚至只能在黄牛的带领下逃票或硬闯。

而现阶段主办方为了遏制黄牛而采取的措施,如购票进场前严格的实名制检验、对假票的排查以及由此导致入场前排起的长队,可能反而为黄牛带队逃票和硬闯提供了更多的动力,从而加剧了这一现象。

而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牛的带领下硬闯音乐节这样极具戏剧冲突的画面,在被拍摄下来并上传至网络上后,很快便吸引来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让更多的人不禁感叹如今黄牛的野火已经烧到了音乐节市场。

演出票务市场的黄牛为何屡禁不止?

其实,在演出票务市场,黄牛与消费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畸形却又牢固的关系。消费者一方面对黄牛层层加价、搅乱市场的行为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怕没了黄牛自己抢不到票。

从行业层面来看,黄牛问题难以根除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黄牛为演艺行业应对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提供了弹性。

由于演艺市场的特殊性,主办方不便对演出门票做出过高或过低的定价,这是因为官方在给演出门票定价时,需要兼顾收益和口碑:演出热度高,门票供不应求时,更高的定价虽然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但可能会引来大多数普通粉丝的反感和抵制;而演出热度低,门票供大于求时,低定价往往能卖出更多票从而更好地回收成本,但低廉的票价又可能导致艺人和主办方的形象受损。

因此,大多数演出门票的官方定价往往会被限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并且官方票价一旦确定,无论真实的市场需求如何,都不便再进行更改。这往往导致了门票的短缺——由于门票价格波动受到抑制,人们无法仅仅通过出价的办法买到,而不得不采取其他(如排队抢票等)的竞争方式才能得到。

此时,乘虚而入的黄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官方和消费者之间的润滑剂,让多样化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加灵活的应对,使得运气不好或错过抢票时机的观众,能通过支付更高的票价获得观看演出的机会。

而失去灵活定价权的演出主办方,有时也会与黄牛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尤其是冷门场次的演出,大量的票会通过各种渠道以远低于定价的价格流入黄牛的手中,而黄牛则利用自身的渠道能力,将这些票以同样低于定价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并从中谋取一份利益,这时的黄牛相当于为主办方提供了冷门场次的兜底。

而热门场次,黄牛如果能以接近甚至高于原价的价格大量收购门票的话,大部分主办方也乐见其成。因为这样一来,主办方在获取稳定收益的情况下,还将演出热度不及预期的风险成功的转嫁了出去。这个过程中,黄牛赚取差价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风险。

然而,黄牛所起到的部分作用,并不能为其大量的恶劣行径辩护——很多时候黄牛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利益:利用外挂软件抢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彼此勾结甚至与主办方共谋,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限制供给炒作门票的价格……

以2016年王菲的《幻乐一场》演唱会为例。当时演唱会门票由大麦网代售,在粉丝的狂热抢购中,号称总数近万张的门票在32秒内售罄。而在官方退场后,黄牛迅速登台,原本定价数千元的门票瞬间被炒到过万,1排1号2号门票更是要价一百万。

但实际上,市面上只有少量门票被放出,剩余的绝大多数门票被各路黄牛、机构以内购的名义囤积,目的就是在市面上营造一票难求的假象,从而推高票价。但随着演出的临近,大量囤积的门票在无人问津后只得降价出售,最终泡沫破裂,票价跌破原价。

比囤积居奇更恶劣的还有贩卖假票、率众逃票和无票硬闯演出现场等行为,黄牛的此类行径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甚至还构成了严重的违法犯罪,对相关个人的权益以及公共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解决黄牛,宜疏不宜堵

票务黄牛问题不仅仅困扰着中国消费者,反黄牛组织Fan Fair Alliance的调查表明,二级市场夸张的票价也严重地打击英国人的消费热情,2/3的受访者表示,在以数倍于原价的高价购买了一场演出的门票后,他们未来将减少观看其他演出的次数。

为了规范市场,英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法律,在2015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法》中规定,二级票务平台在销售娱乐、体育和文化类演出门票时必须标明门票的原始价格、所包含限制条件以及位置类型(站票或者坐票),这项法案还要求二级票务平台的卖家向买家说明他们的真实身份。此外,在之后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监管过程中,英国政府持续为规范票务二级市场、增加行业透明度做出努力。

然而,国内尚缺乏相关的行业规范,并且在监管层面,国内票务二级市场还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第三款规定:“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由于“倒卖行为”的界定极其模糊,在二级市场买卖演出门票稍不留神便可能构成违法行为,而在数字平台上大规模的公开交易无疑是自投罗网。因此,国内的二级票务交易平台头顶上始终悬挂着监管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更别提督促平台上的交易者进行有效的信息公开、提升市场透明度了。

但基于演艺行业的特性,票务二级市场始终存在旺盛的需求,这也是黄牛在夹缝中仍然顽强生长的原因。因此,国内亟需完善相关的立法并形成有效的监管,才能对相应的需求进行适当的引导。

而作为市场主体的演出主办方以及一二级票务市场的参与者,也应当不断摸索能够更灵活有效地应对不同需求的方法。其中,根据实时需求对票价进行动态地调整是一条尤其值得尝试地路径。

“动态票价”机制采取类似于航空公司调节机票票价的办法:同一航班同一档次的座位,乘客在不同时间购买的价格可能会不同。这样的购票方式能够帮助航空公司最大限度的收回成本、赢取利润,也不至于因为调价而引起乘客过度的反感。

目前,国内已经有主办方通过“动态调整票价”较好地应对了冷门场次空座率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剧院就采用“公益票”的办法更好的实现了“门票去库存”:在临近演出前,统计尚未售出的座位,以低价公益票的形式售出。

但相对于调低票价,官方调高热门场次的演出票价则要困难许多。此前,美国金属说唱乐队"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就曾为了打击黄牛和高溢价的票务平台,将2020年巡演的门票留出10%作为特殊的"慈善票"以高于普通票的票价售出,并承诺相应收入将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其票价根据座次好坏和场次热度而定。

据国外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在短短几天就筹集了300万美金的善款,并且打击了85%的高溢价行为,但也招来了大量批评,很多乐迷在社交媒体上对慈善票的票价过高表示不满。

相比之下,将动态定价的任务交给二级票务平台或许是更聪明的做法。平台可以通过建立与分析二级票务系统的数据库,根据观众群体、观众行为和购票时间的不同对票价做出实时调整。

同时,二级票务平台还可以将动态的数据及时反馈给主办方,使其能够根据不同票价的供求情况灵活安排座位的类型及数量,并及时对演出的宣传策略做出改进。随着二级票务市场的平台化和规范化,黄牛的野蛮生长也能得到有效抑制,但这也对平台和主办方的信息公开以及相关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尝试“动态票价”机制之外,演出主办方还可以在售票、检票等一系列环节,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黄牛:提升售票透明性、完善选座服务、加强购票实名制、运用人脸识别等检票技术、加强演出场地安保……同时,主办方还应提供更优质的内容,优化观看演出的消费者体验,努力使普通场次能卖出更多门票,热门场次的高票价也能物有所值。

总之,在面对黄牛现象背后存在的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时,“疏”或许是比“堵”更加有效的解决路径,但可以料想,对于国内演出行业来说,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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