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县梗”出圈背后,这些小镇支撑起了全球乐器市场的中国制造

音乐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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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

世界乐器,一半是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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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梗”出圈背后,这些小镇支撑起了全球乐器市场的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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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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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 | 某文杰,编辑 | 范志辉

山东曹县火了。

近日,抖音上一位“精神小伙”一句略显夸张和土味的“山东菏泽曹县牛皮666”迅速走红,成功引发了一系列网友二创的“美国看纽约,世界看曹县” “北上广曹”“地球分为南半球和曹半球”等内涵梗,让这个山东菏泽小县城在短短几天内成为互联网上新的“宇宙中心”。

而在“曹县梗”出圈,好奇的人们很快发现,曹县不仅是“宇宙中心”,还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和汉服生产基地、桐木加工出口基地,每年生产全国70%的演出服,出口的桐木棺材占据了日本市场的90%。

在因梗出圈后,真实的曹县也引发了网友们对中国县域制造业的赞叹和好奇。而据音乐先声了解,其实在中国还有着很多类似曹县这样鲜为人知的小城镇,支撑起了全球乐器市场的中国制造。

那些鲜为人知的乐器生产地

中国早已是乐器生产的大国了。

早在2014年,中国乐器协会秘书长曾泽民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世界乐器一半是中国制造,中国已然超过美国成为乐器主要产品产量、营业额和出口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当时的数据显示,从主要乐器产品产量看,中国生产的钢琴、西管乐器、提琴、吉他、电声乐器等均占世界产量的50%~70%。

而据《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在还未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中国乐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447.64亿元,同比增长5.45%;出口交货值91.29亿元,同比增长4.79%;利润总额20.31亿元,同比增长1.35%。

在疫情的背景下,2020年的乐器产量有所回落。中国乐器协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全行业212家规模以上企业累计营业收入221.54亿元,同比下降16.16%;中国乐器制造企业共有6000余家,产业结构中小企业占比居多。

虽然暂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疫情对中小乐器企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但从主要乐器的产能看,中国仍然是世界范围内乐器生产的大国,钢琴、西管乐器、提琴、打击乐器、吉他、电声乐器等均占世界产能的 50—65%,行业优势依旧。

而构成这些数据的很大一部分生产制造,就发生在中国的县城和村镇里。

有人说“中国摇滚的火种在山东”,就电吉他生产而言,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中新网报道显示,鄌郚镇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这个只有10.5万人口的小镇,2019年就达到了年产电吉他、木吉他、电贝司以及乐器配件近500万件,其中电吉他产量超过80万把,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6%,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也是芬达等国际知名乐器品牌的代工地,国内吉他爱好者们所熟知的“鲁芬”大都产自这里。
李志在山东鄌郚镇探访国产电吉他圣地

李志在山东鄌郚镇探访国产电吉他圣地

而在与山东隔渤海相望的天津,有一个叫四党口村的村子,它只有不到一万的人口,但每年生产的各类西洋管乐器达到了几十万支,其中95%用于出口。

据当地的乐器厂厂长陈宝展介绍,四党口村生产的萨克斯大约占全世界产量的50%以上,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能生产两万支萨克斯。因此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北方村子里,经常能够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乐器采购商。

不同于萨克斯生产的一家独大,国内提琴的生产更多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

据财经学者吴晓波统计,中国大规模生产提琴的基地不止一个,按照各地宣称其地方产量占全国的比例,江苏省黄桥镇(70%)、河南省确山县(40%)、北京市平谷区(30%)三地共同生产了中国提琴年产量的140%。

百分百数据的不精确,其实是“由于缺少一份系统性的行业报告,每个地区都会高估自己低估别人。”吴晓波如此说。但事实上,其实行业内并非没有相应的报告,不过由于许多生产提琴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对于其产能的统计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很难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中国乐器协会发布的《2019年乐器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提琴系列产品的总产能预计在 150 万把左右,中国提琴产业格局大致如下 :江苏黄桥县提琴产业集群,提琴产能在80万把左右;北京平谷地区,提琴产能在20万把左右 ;河南确山县提琴产业集群,提琴产能在15万把左右;广东地区10多家企业生产提琴产成品近15万把;其他还有分布在上海、辽宁、山东等地提琴企业年产约10万把左右。

纵观国内提琴产业布局,江苏黄桥镇在全国提琴产业布局上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当地仅凤灵乐器集团一家,提琴年产量就达到了35万把,除此之外,凤灵还生产木吉他和电吉他,年产分别达到60多万套和15万套,其9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销往86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乐器生产重镇还有很多:“中国最大的西洋乐器生产基地”河北武强县、“中国吉他制造之乡”贵州正安县、“中国民族乐器之乡” 河南兰考县、“中国钢琴之城”湖北宜昌市……

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和乡村,正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乃至世界产出能够奏出美妙音符的乐器。

物美和价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就不在于向女王提供更多的长筒丝袜,而是让工厂女工们都买得起它。”

许多乐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而国内的“乐器小镇”们之所以能在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各自的市场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们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更为便宜,且质量尚可接受的乐器。

以小提琴制造产业为例。1996年,江苏溪桥镇(后被并入黄桥镇)的溪桥乐器厂拿到了自营出口权,并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产品开始销往国外市场。自此,凤灵乐器一步步成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商,中国提琴也逐渐改变了世界弦乐器的生产格局。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欧洲的几个城市一直在小提琴制作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小提琴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如今世界范围内学生用的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大都产自中国”。

2007年洛杉矶时报在题为《中国:小提琴制造王国》的报道中写道,“由于采用了流水线生产并拥有对每小时挣50美分感到满意的熟练工人,凤灵公司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由此,中国的小提琴制造厂商逐渐把德国、法国乃至日本和韩国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在当时的海外媒体眼中,中国产小提琴无非是“中国制造”的故事在提琴领域再次上演——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在欧洲,如今大概也仍是这样,尽管中国的制琴技术这些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再以山东鄌郚镇生产的电吉他制造为例。

“鲁芬”早已以低廉的价格享誉国内吉他圈,为无数囊中羞涩的吉他初学者提供了一个能够触碰得到的梦想。然而,很多时候价廉和物美是很难兼得的,许多吉他爱好者对“鲁芬”的评价并不高,戏称其为“烧火棍”。甚至有人调侃说,早年间摇滚乐手们在舞台上砸琴之前都要把琴换成鲁芬。

记录片《伟大的制造》曾经探访过山东鄌郚镇的吉他工厂,片中采访了一位乐手,他在谈及山东吉他的时候说:“我知道,我在山东上的大学,深有感触,潍坊(鄌郚镇所在市)的吉他特别牛X。”但被问及他为什么不用山东产的吉他时,该乐手直言“因为它的质量达不到作为一个乐手的要求。”

记录片下的热门评论,也表达了对山东吉他的不看好。甚至,还延伸出了关于乐器质量的“地图炮”:比如美国>欧洲>墨西哥、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

不过,白皮书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刘家辉对鲁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真的,我会给大家推荐,鲁琴也有便宜的、贵的和一般的,如果你花三百块钱买一把吉他,要求它出三千块钱的声,它没出这个声,你骂这个琴太烂了,其实这是你的问题。但如果你能花两千块钱买一把两千的真正的鲁琴,真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做工、性价比都非常好……很多人可能他入门只想花两三百块钱,但最起码这些便宜的琴给了这些人机会。”

其实低质并不是山东吉他的原罪。当地吉他工厂的负责人赵卫国表示,他们曾花两年时间为一位日本乐手定制过一把贝斯(低音吉他),完全根据对方的要求打造,这一把就卖了十几万。这说明一些乐器制造厂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只要你有图,他们就能做。

而对于质量的质疑,问题可能就出现在“工匠气”上。当你询问吉他厂里干活极其熟练的工人会不会弹吉他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会”。

工人不会乐器不懂音乐不只是山东鄌郚镇的问题,它同样困扰着国内其他“乐器小镇”。

上文提到盛产萨克斯的天津四党口村也为此发愁。当地乐器厂厂长陈宝展认为,人与乐器之间缺少交流,是阻碍乐器村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使得村子里生产的乐器虽然在数量上领先全球,但在质量上始终难以跻身一流。

转型升级路漫漫,要将乐器做成艺术品

据了解,很多“乐器小镇”乐器厂的工人原本都是当地的农民,有的人在进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将要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在“鲁芬”的生产地鄌郚镇甚至连年轻的工人都很难招到。

大唐乐器负责人李华波在2019年统计时发现,鄌郚镇一万多名从业者中,年龄在28岁以下的只有三人,其中两人还是某乐器公司老板的儿子和儿媳。制琴厂一线技术工人严重缺乏,且老龄化严重,年龄在45岁以上人员占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在乡镇工作,断代现象严重。

与此相反,天津四党口村几乎没人出去打工,村民学点技术就到工厂做工,可以从年轻干到老,但这也带来了坐井观天的问题。村子从事乐器生产已经超过三十年,有近3500名村民在从事相关的制作工作,但是几十年下来,全村会吹萨克斯的成年人却不足十个。

工人们并不会演奏自己制作的乐器,不识乐谱,也没有鉴赏能力,只能按图索骥地完成机械化的生产,无法依照自己对音乐和音色的了解,对生产的乐器做出细微的调整。

作为四党口村乐器厂的厂长,陈宝展也曾从外面聘请过专业的音乐老师到村里教大家吹奏乐器,一时间还引起了村民们学习萨克斯的热潮。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乐器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都年近中年的村民们很快就失去了热情。

在帮助村民们学习乐器的计划失败后,陈宝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从自己的儿子陈子轩和陈子桎入手,兄弟俩七八岁就开始学乐器,后来双双考上四川音乐学院。

陈子轩在学音乐的过程中,了解到美国乐器制造业的情况。在美国,很多工厂也是在偏僻的农村里,工人们也大都是当地的农民,但是研发人员和核心人员是懂技术的,他们教给工人们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动手做的人不一定要懂,但必须要有懂的人去指导。这也使得他打定主意毕业后回爸爸的厂子里指导大家做乐器,他说:“你在某个地方,肯定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干该干的事,跟农村还是城市没有关系。我毕业肯定要回四党口。”

现在,还在上学的兄弟俩也会乘寒暑假回家的时间给工人们上课,给大家演奏乐器。虽然很多人学习乐器的进展并不顺利,但当听到美妙的音乐时,工人们质朴的脸上也会焕发出光彩。

而类似的故事也在其他的“乐器小镇”发生着,正如陈子轩所说的:“村子发展到现在,已经需要慢慢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工人们学习演奏乐器,没准有一天音乐也能真的走入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一件工作,这样才可以生产出更好的乐器。”

正如陈宝展所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工业品,而不是艺术品。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因此很难提高。”转型升级早已是国内乐器行业的老生常谈,而要真的把乐器从工业品做成艺术品,无疑还有一段漫长的追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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