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岁数对奖已经没有兴趣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和花花草草见的太多，这个我没有兴趣”。

每年一度的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冯骥才成为今年的获奖者，他站在台上，年过七旬，鬓角泛白，但说到民间艺术，总会带着浓烈的情感，他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发出声音，当场把万宝龙赠予的1.5万欧元奖金转赠给摄影家郑云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间艺术在渐被漠视中不断消亡，他就像一个守护者，不断在呼告和抢救，他在过去的20年里走遍十几个省的村落，遍访民俗传人，调研族落文明。

在他行走的路上，他遇到了太多民间文化的默默守护者，就像他遇到的郑云峰，20多年前，郑云峰变卖家产，买了一条小船，赶在长江三峡截流蓄水前拍摄了数10万张照片，记录下三峡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人文形态，当然还有三峡移民的那一次大迁徙。

冯骥才而言，他有很多种身份，做过专业篮球运动员、工人、推销员、教师，也因为《神鞭》、《神灯前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些陆续完成的小说作品让大众知道他作家的身份。

冯骥才的作品总带着强烈的平民意识，他描述“下雨天矮丈夫拼命踮起脚跟为妻子撑伞”的图景，描绘出国民的众生相。但他又是画家，他的作品不拘泥单纯形似，特立独行又深远含蓄，但他前半生所得却都陆续投入到现在做的事情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他身上的十字架。

从文学到民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冯骥才的写作高峰期，他写长篇小说、散文，也写电影剧本，但从写作到田野，“我的这种转换是非常自然的”。

对于天津老城，冯骥才一直有特别的感情。“我在天津生活50多年，“文革”时在社会底层滚过十几年，就是在老城区里滚，结识了社会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这是冯骥才小说写作的根基，这也同样是天津的根。

进入1990年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一条条老街和古村落被推倒成断壁残垣，之后从土地上彻底消失，天津老城也被列入其中。

1994年，冯骥才用一年多时间，召集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考察天津城的每一寸土地，当然也请来更多的摄影家为天津老城拍摄，在1994年那个冬天，总有穿着粉色背心的摄影师在天津老城的胡同大院里穿梭，他们总共拍摄了3万多张照片和大量的影像资料，这个过程花费了冯骥才几十万元的稿费。

他挑选2000多张照片汇集为4本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他都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但这些个人化的努力终究无法对一辆快速启动的列车喊停。

天津总商会遗址被拆除的时候，刚从法国回来的冯骥才站在老街的废墟上落泪，为消失的五四运动遗址生憾，而当时暂时被保留的天津老街估衣街也没有走完它的1999年，600年的历史画上句号。

在那几年里，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冯骥才并没有太多经费。“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卖画”。2004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就开始作画，时常画到第二天凌晨，用七八个月的时间，完成30多幅画作。画展卖画所得约百万元，连同台湾著名演员赵文先生的100万元捐赠，最终才集得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的200万元注册资金。

2006年冯骥才又一次开画展，看着冯骥才在那里卖画，他的朋友王立平也在现场落泪。“画都让人家摘走了，有一种四壁皆空的感觉，我当时很悲凉，但也觉得有一种力量”，冯骥才当天就把卖画所得的358万元全部捐给了基金会。

从2005年开始冯骥才也开始走进田野，他走过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几个民俗文化大省，不停的走进那些已濒风化的古老宅院。现在冯骥才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村落里，做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也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古村落的调查与保护。

守望自己的文化

在中国，2010年之前的10年里，一天大约会消失90个村落，一年则消失9万个村落，但就像冯骥才总说，“古村落才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走过那么多村庄、古镇，沿途看到的景象总让冯骥才心痛。

他看到浙江杭州附近一些富裕的小县城和村落中，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当地的孩子以埃菲尔铁塔为荣，在广州的一些小村落，农民们修建起了小型的卢浮宫，而中国的飞檐连栋，四壁雕梁，早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

冯骥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敏锐让他极易被民间的文化打动。他看到过一些农民丰收的时候跳的舞蹈，单纯又美好，拜灯山、仁慈堂、屋顶秘藏古画版，这些民间文化的美在他看来都会充满灵气，但现在剪纸变成机器剪制，皮影也被机器压成，原本民间手工性的艺术变成了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产品，它们已经不再带有遗产的特质。

湖南隆回，一个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小县城，但却有汉族、回族、瑶族、苗族、蒙古族等24个民族居住在那儿。冯骥才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姑娘们曾穿那里的衣服给他看，上面是历代绣花的绣片，它们平时都会被放在箱子里，叫做女儿箱，是只有过年、节日、吉庆抑或结婚的时候，她们才会拿出来穿的，繁复的绣样图案里面都有各自不同的象征和寓意。但现在绣片已经完全改成了动画式，它们浅显、敷衍，符合旅游业的需求。

“这么多年的城镇化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原有农民一点点远离他们熟悉的农耕文化，跟土地、生产方式，甚至于原来的邻里关系和记忆全部割裂，普通人的日子和在城镇里的安顿，像野草一样，但他们的文化却没有办法在城镇里扎根，“在心里，他们终归是无法适应的”。

70岁之后要做的事

冯骥才总说“民间文化要拨打120”，他像一个医生，一旦有个电话打过来，听到一个好的街区或村落要被拆掉的时候，他总会跑过去，但他却逃不开那种深重的无力感。

曾经有人对他说，“你说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就被破坏的最快”，当时他并不服气，但现在他却无话可说，他看着天津老城基本被拆光，看着估衣街上最后一栋房子被企业拿走，之后变得不伦不类。

“我是一个失败者，所有想做的事情最后都消亡了，我看了多少美好的东西最后都消失了”，每年冯骥才都要去几次欧洲，看欧洲的今朝，但每次看到欧洲对于文化的保存和珍爱，他又更会觉得悲哀，“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太过麻木了”。

这些年他总会被问道，“冯骥才你还写小说吗？”可在冯骥才开始非遗工作的时候就想过，小说必须放下。他走了这些年，心里有太多可写的素材和想法，甚至长篇小说的整个构想都写出来了，但这些都被他装了一盒子，放在书架上。

冯骥才正式开始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那一天是他60岁生日，这10多年让他觉得很快乐。“中华民族创造了太多灿烂的文化，我们知道的永远没有不知道的多”，在文化遗产考察过程中，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或许就是不断发现中国人的才华和智慧，可在他70岁的时候，冯骥才又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古村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