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企业治理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2012年正好是英国《凯德伯瑞报告》发布20周年和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10周年。两起事件都体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

《凯德伯瑞报告》指导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股东之间的相互交往，是这一领域首次出版发行的重要法则。报告的推动力在于一个叫做“遵从或解释”的措施，这个措施给了公司一些灵活性，让公司可以选择是否赞同指导方针的建议。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则体现了更为坚定的立场，那就是通过作用于上市公司的一组强制规定来对职责和任务立法。那么，经过若干年的政策干预，我们的公司是否已变得更好？企业进程是否更加健全，投资人是否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绩效更佳

世界各地许多企业丑闻不断，在这纷扰之中，企业治理的作用显得混杂不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是：更强大的企业治理是否带来了更好的公司绩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一直对企业治理的绩效之谜紧抓不放。他们发布了各个国家混杂不同且极不确定的各种结果，而其中很多国家拥有严格的企业治理法则和强大的公司。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模型与方法的问题。许多治理措施的信息在向公众披露时已经延迟了，比如通过年度报告这种形式。金融从业人员知道，在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上，从公共信息那里是赚不到股票收益的。因此，企业治理信息将很难导致绩效研究中显现出来的异常股票收益。

第二，会计报表可能被用来体现绩效。我们知道，董事会尤其是他们的审计委员会，通常在财务状况的呈现方面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作风严格的董事会可能更趋保守，而我们甚至会遇到较强的治理导致较弱的账面利润这种情况。

第三，有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合规成本，治理要求实际上导致了较差的绩效表现。很多公司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美国推广后便是如此。

假如企业治理因此没有作用或只起到负面作用，那么公司是不是应该忽视它？为什么股东们还要捶胸顿足地迫切要求多一些治理保障措施呢？

消极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某些公司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和价值之间关系模糊而且时常引起争议。其中之一就是良好的会计和审计工作，这一工作本身就和企业治理有着紧密联系。这些工作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吗？很难说清楚，但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就会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或者考虑品牌化。市场营销人员马上会提出，品牌化会增添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内在价值。然而，这个增添的价值是无形的，很难衡量。但从另一面来看，尽管它的影响不那么确定，无视品牌建设却很可能导致销售损失。

另一个几乎已成咒语的因素就是质量。对于几乎任何产品和服务而言，质量保证都是经营策略的基石。这一保证对绩效的直接贡献也不明确，但它在顾客做出购买决定时肯定起到了增长信心的作用。

预期

这些和企业治理的应用有什么联系呢？实际上是，企业治理本身看起来似乎只增加了微乎其微的有形回报，但如果没有企业治理，那将会产生天壤之别。这就像守法——遵守法律是一种预期或给定的情形，但不遵守法律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同样的观点还可以延伸到企业战略。由于企业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尚不明确，我们可以说，这种治理可能不会带来竞争优势。要产生这一竞争优势，企业治理必须允许公司获取其经营行业的超额利润。由于情况未必如此，我们只能说它最多只是带来了竞争均势。由于企业治理尚未确定和公司业绩挂钩，我们就需要正确地去实行它。我们对董事会和其他相关治理机制的预期必须有所调整。

管治者应慎重地发布新规定，有些新规定就像当日头版丑闻那样能引起人们不由自主的“膝跳反应”。同时，股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辨别公司交易，而不要一味把企业治理当成可依靠的东西。管理的职责同时也是从根本上争取提升公司的价值，要超越在表面上对流程和程序的遵守。同样地，董事会应和管理层合作，朝着这一共同目标努力。阐明企业治理绩效问题的科学研究还将继续，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