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国内两家通信企业中兴和华为出席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起因是美国情报委员会担心两家企业的产品会内置情报装置，从而让中国人“有机会监视更多外国人、危及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方便中国经济监视。”为此，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对这两家公司调查了一年。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2006年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不会在机密领域使用联想PC，共和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推动美国国务院出台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国会发言中说：“我收到了美中委员会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对国务院从联想采购1.6万台PC的做法表示了忧虑。当得知国务院将从一家中国公司采购PC，而且其中至少有900台PC将用于机密网络时，我感到非常不安。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威胁到美国在安全IT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这就是所谓联想“安全门”事件。

在事件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对象都是在各自行业中已经居于前列的中国企业，时机都是选择这些公司即将在美国市场发力的前夕，而选择的打击点，不是产品，而是被精心挑选的话题——既足够引人瞩目，又复杂地需要反复论证。

如果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视作国际化的主战场的话，那么类似的调查就可以被视为对侧翼的攻击，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对手，而是要利用这一轮攻击，牵制对手的精力，放缓对手的速度，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战略调整时间。2009年对亚洲某汽车公司（T公司）的打击就是这一战术的典型应用。

2007年3月29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根据5名消费者的投诉开始对T公司的踏板展开调查，随后，在2009年至2010年一系列的调查中，T公司汽车因为踏板卡住的设计缺陷在美国市场总计召回了超过850万辆汽车。

到了2010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使召回事件迅速升级——当年3月30日，在美国国会要求下，美国交通运输部宣布两项关于突然加速事故的研究：一项关注于T公司汽车的电子系统，另一项检查整个汽车工业的电子系统安全和突然加速事故——前一项研究调查甚至邀请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参与测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媒体也开始对T公司轮番轰炸，召回事件升级为“丑闻连续剧”，并超越汽车领域牵扯出一系列政治丑闻。

然而在2011年2月8日，美国交通运输部在公布对突然加速原因的调查结果中，承认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并没有发现T公司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足以导致油门敞开进而造成汽车突然加速引发事故的缺陷。但此时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T公司在召回和停售的期间至少损失了近10亿美元，5家美国工厂停产，股价单周累计下跌15%，市值蒸发250亿美元，一度成为质量保证的品牌在密集的舆论抨击中遭受毁灭性打击。2011年上半年，通用再次超过T公司夺回全球汽车霸主地位。

而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还有一条精彩的潜伏暗线——很早以前，福特就在全美物色优秀律师进行全面、专业的培训，将其送回律师事务所，最终诱使T公司聘用其担任法律顾问，并在此过程中着手搜集对T公司不利的证据。随后，在2009年7月24日，律师Dimitrios P. Biller在离开T公司2年后，把75页厚的起诉书提交到加利福尼亚中部地方法院。

在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征途中，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侧翼被攻击的可能性将不断提高。要避免像T公司这种局部被制，全局被动的情况发生，除了在侧翼被攻击时保持稳定和足够的准备，还是不能忘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节奏。最终侧翼的战斗，还是要靠主战场来解决。

翻看联想最新的季报，在“安全门”事件的6年后，北美业务在整体市场同比下跌10%的情况下，却取得8.6%的增长。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