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由于对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衡量体系不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促成了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主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成立。

该委员会的首要宗旨就是研究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首要工具的局限性，包括这种衡量方式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衡量社会进步所需的其他信息和可能指标；评估其他测量标准的可行性，以及如何恰当地将数据信息呈现。

近日，他们的研究报告终于出炉，研究结果发人深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它们越来越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而实际上它们不是。正如交通堵塞会使GDP增长，因为汽油的消费会增多，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因此没升反降。所以如何正确看待与衡量宏观经济发展和个体幸福感知的关系成为了当今社会更为看重的研究课题。

GDP怎么了？

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某经济体1年内所有生产产品的市场价值总和，包括从小部件到各种奇异的金融产品。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可靠的统计数据匮乏的年代，大力推行更详尽的“国民经济核算”，以辅助各国政府管理经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于使用市场价格感到担心，特别是在衡量长期可持续性方面。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合理的，一些国家看似强劲的表现（正如GDP所显示的那样）是不可持续的，它们是建立在夸大了的利润和产出的“泡沫”基础上的。GDP、GNP这些统计概念或许是正确的，但其计算过程可能存在着缺陷。这也就是为什么统计数据所展现的社会经济现象会和公民个体所感知到的有所不同。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来临之前，法国成立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此次危机让该委员会的工作变得更为重要。一套好的指标应该是包含了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理念。

当贫富差距愈发明显，GDP或其他以个人为计算单位的指数已经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精确的评测。正如当贫富差距的增大和人均GDP的增长成正相关时，大多数人根本感觉不到收入增加，所以总会质疑数据的可靠性。

通常使用的一些统计方法可能会忽略一些社会现象，而这些正是与公民的福祉息息相关的。例如，公民关心空气质量，而经济发展致使空气质量越发糟糕，但在进行数据统计的时候并没有将空气质量的损失纳入其中，所以得出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了。但公民所察觉到的就只是空气质量变差，因为这才是与生活是否幸福相关的。

一位优秀的会计师不会忽视公司资本的贬值，但标准的GDP指标不仅忽视了这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资源损耗和环境恶化的因素。随着我们对环境资源稀缺价值意识的增强，这种忽略令人担忧。

存在缺陷的统计数字可能还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推论。在经济危机爆发前，许多欧洲人关注的焦点是美国较高的GDP增幅，他们被美国模式所吸引。但如果他们关注过收入中值——这个能更好地反映大多数美国人财务状况的指标，那么他们对美国的崇拜可能会大大降低。

你幸福吗？

幸福是一个多元概念。发布本报告的法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为其设定了以下几个纬度：

1.物质生活条件（收入、消费、积蓄）；

2.健康；

3.教育；

4.个人生活（包括工作）；

5.政治倾向；

6.社会关系；

7.环境条件（当今与未来）；

8.来源于经济大形势的安全感。

所有这些都关乎民生，但其中的很多方面都在传统的统计计算中遗失了。政府应致力于公民健康、教育、个人生活和环境条件等方面的信息统计，尤其是在社会关系、政治倾向等能够反映生活满意度的领域。

心理学家以及偏好心理学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数据显示，当国家财富的积累超过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继续增长不会给民众带来更多快乐，这个观点叫做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以20世纪70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名字命名。

在随后的30年中，“幸福经济学”整个分支开始形成并发展，这一分支经济学主要研究民众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与许多不同标准之间的相关性。

幸福经济学的某些见解颇为古怪，且没有具体的相应政策措施，比如前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戴维·布兰法罗（David Blanchflower）和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定期性生活会令人们更加快乐，尤其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

身为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的艾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在2006年的著作《富裕带来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中探讨了富裕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肥胖、饮食失调以及家庭破裂现象。“幸福不只是意味着拥有更多。”奥弗尔在结论中写道，“而是追求个人需求与他人需求之间的平衡，而他人的友善和满意决定着我们自己的福祉。”

我们该怎么办？

毋庸置疑，GDP将继续被作为一种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来使用——尽管我们的提议有望令其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但对于可持续性的关注程度将上升，例如衡量包括自然资产在内的社会财富的广泛指标将发生何种变化。谈到衡量社会福祉，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指标。一些指标已经存在；其他指标尚待制定。这份报告试图提供一些指引。

1.当评估物质生活水平时，侧重收入与支出，淡化产出。GDP是在评估经济活动时使用最广泛的统计方法。它有一套国际标准化的计算方法，以及复杂庞大的计算过程。它主要计算市场产出——以货币的形式，这很有效，但当经济学家把这个概念等同于物质富裕的风向标时，误导就出现了。物质生活条件只与国家净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和支出有关，而产出扩大的同时收入不一定增加。

2.注重家庭观念。我们应该把经济表现视为整体，所以收集家庭收入与支出的数据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居民物质生活水平。诸如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从政府获得的津贴补助、房屋贷款利息、缴纳的学费等等，这些都是隐性的数据源。

3.将收入统计范围扩大到非市场领域。家庭和社会的组合活动方式都有了大幅改变，以前由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现在要从市场上购买。这种转变从宏观看来就形成了一种假象，貌似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其实这种转变只反映了服务由非市场向市场的转移。很多家庭采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但这其中产生的收入和产出并没有被计算在宏观经济中。这些数据在官方统计中的缺席凸显了其不确定。

4.采用多重指标衡量生活质量。现行的衡量指标有国民生活满意度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等，但都不能以一抵百，至少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衡量。该委员会的工作引起了全球共鸣，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不丹就在创造一种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泰国也在致力于研究该国国民的满意指数。

5.以物理指标衡量环境压力。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另外一套体系去衡量，它最好能够计算出环境恶化预警线。但是为自然环境评估货币价值是困难的，但用物理指标来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是海平面的升高是可行的，且应超越国界通过国际协作共同测评。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所提交的这份报告，应该标志着讨论的开始而非结束。因为这份报告总试图在话题研究上更全面些。

这份报告其实是写给4类人的：首先是政治领袖。在这个危机时代，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愿景将会左右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份报告是想呼吁他们能够将重心从“以产出为导向”的统计系统转向一个“以人类现在与未来的福祉”为考察重点的统计方法，有如用更宽泛的标准去衡量社会进步。

其次，这份报告是写给政策制定者的，那些希望拥有更为公正有效的统计方法、以民生为本、力促社会进步的政策制定者。希望他们能够谨记现有经济活动统计方法的利与弊，因为“数据并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它需要大量且翔实的统计调查而得出。而政策的制定就是为了真正解决这些数据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第三，这份报告是写给学术界的，给统计学家以及统计数据的频繁使用者。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可靠数据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对已有的统计方法笃信不移。那些为国家统计机关工作的学者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给予你们启迪。

最后，希望社会机构——那些统计数据的使用者和制造者，或者更宽泛地说，整个社会，无论你来自发达国家或是落后地区，无论你是富裕阶层还是温饱户，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方法与数据，并直面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信息是一种社会产物，我们了解得越多，民主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为这个全球性的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记

人们的日常体验并不总是与单纯经济数据所告诉我们的状况相符合，这个问题可能在今后几个月变得更为迫切。在英国，GDP可能已再次出现上升，如果下个月的官方统计数据证实这点，它将标志着英国的经济衰退正式结束。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将会继续失去工作，而政客们为人民急切寻求的那种“幸福感”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重返英国。

我们往往会混淆目的与手段。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对经济提出的一个批评是，它们确实混淆了这两点——金融业是通往更高效经济的手段，而非目的。而更糟糕的是，混淆幸福指标的改善与幸福本身的改善。我们的经济本应提升我们的幸福，它本身也不是目的。希望这份报告能更有力地推动人们把幸福指标与真正有利于生活质量的东西协调一致，并通过此举帮助我们把大家的努力引向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

《商业价值》杂志 赵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