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片《阿凡达》让国人见识了什么叫大作，相形之下，我们的国字号大片《孔子》实在是“但见其形，不见其神;但闻其声，不通其音”。这部投资1.5亿元的影片，虽有万人仰慕的发哥捧场，有“孔子”这个响亮的名头，仍然像一枚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哑炮。

这回国人彻底明白了，原来大片（Blockbuster）真的不等于大作。

大片需要的硬件很多：大预算、大明星、大场面。但只有这些，显然还不足以做成能够震撼人心和票房的大作。而大作则未必有百分百大片的硬底子，但取而代之的是，它抓住了能让电影能量发酵的问题因子。也就是说，聪明的导演能把历史和社会的敏感点写成“事儿”，找准情绪的缝隙，镶嵌进“大片”或“中片”的肌体里去。

有了事儿，便具备了故事性和思想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亦随之应运而生，如果再加上明星和场面，电影趣味自然被大大丰富起来。最典型的，比如《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和《阿凡达》。所以，愉悦大众眼睛的同时，找准能够做大的“事儿”，适可刺激下观众的心灵，是成就大作的关键所在。

自“911”以后，一直自我感觉最好的美国人忽然前所未有地深陷恐慌危机。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似乎治标不治本，如何消除心理恐慌，找到平和的途径，渐渐成了好莱坞最具发酵潜力的事儿引子。于是，一批探讨民族隔膜与沟通主题的作品接踵而至，代表作如2004年的《撞击》，2005年的《慕尼黑》，2006年的《巴别塔》等。

其中《撞击》的规模最小，制作费还不及千万美元，故事虽然编排滑润讨巧，值得一看，但还没到“科学与艺术最佳”（奥斯卡奖全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的份儿上。不过，它却因及时地说对了事儿，给了美国民族大融合的希望，而沾了题材的光，一举捧得当年的奥斯卡大奖。因此这部大作的出炉多少有点草鸡变凤凰、机缘可遇不可求的时势造英雄之感。

过了两年，构思精致、不疾不徐地探讨“融合与沟通”的中小制作《巴别塔》（2500万美元）从开始就具备了成大作的底蕴，新“三一律”——故事性、思想性和电影趣味性一个不少，更可贵的是，它完全用电影章法结构全片，从内到外都显得技高一筹。虽然错失奥斯卡，但在全球赚足了人气和钞票，名利双收。由此可见，恰到好处地包装“事儿”引子，既不失电影趣味，又彰显人文气质，是当代电影“成事儿”的必要条件。

当然，把大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阿凡达》。在这个处处互联的速食沟通时代，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却因浅显的表面认知导致彼此的排斥与不信任，更因借口忙碌而放弃深层沟通的渴望与耐心。于是，期待被理解的诉求以不同的路径送往相同的终端。《阿凡达》说的就是这事儿，只不过它以极富创新的思维和极度新鲜的影像，将“沟通之力”描绘得益发神乎其神，不仅得以跨越种族、超越生死，甚至还飞跃了星球。先进的理念加上激荡人心的画面，既遵循电影道德又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双正确，以美国人的姿态说出了时代整体耿耿于怀心事儿的《阿凡达》，毫无疑问地赢得了满堂喝彩。

如果说美国的大作代表了世界口味，未免也有些片面，其实人文情感诉求的不同直接导致各国受众对大作审美心理的差异。韩国就是在全球电影市场开放的国家中，唯一一个本土片票房超引进的越好莱坞大片。

如何将大片做成大作，对国内市场有限的韩国而言分外重要，因为忠武路（韩国电影公司的集中地，类似好莱坞是美国电影的代名词）毕竟不比好莱坞，不可能纯粹凭借 “大投资、大明星、大场面”便可以轰炸全球银幕。2004年，以南北分割为背景的军事大制作《实尾岛》和《太极旗飘扬》拉开了韩国大作的序幕，它们不谋而合地找准了能够让电影能量发酵的问题因子——长久以来南北分裂的同一民族的痛楚和因此产生的南韩对美国（军）的畸形认同。找到这个能反思历史，涉及当代政治和文化，能引起全民关注、可以无限做大的“事儿”引子，商业层面上好看的大片便拥有了一颗多愁善感的韩国心，大片具备了做更大的条件。

当然，韩国还有不少身形虽不及大片，但能量却好比大作的电影。比如《共同警备区域JSA》、《杀人的记忆》、《薄荷糖》等，它们就好似前文提及的《撞击》和《巴别塔》，在不违背电影道德的前提下，精神的强大足以让它们毫不含糊地名列大作之间。

近10年，中国式大片层出不穷，“三大”有如比赛，甚至愈演愈烈，只是影片精神上很孤独，难以获取大众的共鸣。高端技术反映出低端人性，难怪有学者戏言“中国大片表现低矮人性、小片表现低矮现实。”平心而论，2000年后中国似乎还没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大作，无论是《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是《赤壁》，大片一年比一年多，耗资一年比一年巨大，大作却一直姗姗不来，不能不让人引以为憾。

中国式大片各有各的大法，但能从眼睛大到人心、既说事儿又成事儿的却几乎没有。“大片多、票房好、电影烂”是不少影评人对近年来国产影片的共感。中国为什么没有大作？

《南京！南京！》找到了能说大的“事儿”引子——南京大屠杀绝对是国人的心结，具备了大投资、大明星和大场面，貌似有看头，但距离直指人心和票房的大作标准还差不少。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导演陆川不具备用情攒大戏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尚不懂得用电影思维来说事儿。因此《南京！南京！》贯穿全片的情感既不巧妙也不真实，正如电影题目所示，空有一种口号的仪式感，外强中干。

同样找到大事儿的还有《建国大业》，但它的成功有些类似《撞击》的讨巧，因为沾了时代的光，而显得有点儿无法承受名誉之重。这种成功自然无可复制，导演巧妙地用星攒戏，虽说开创了主旋律影片的新思路，但如此的票房盛世估计不过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建国大业》看过之后其实还是也无法产生深深的心灵震撼，充其量不过是用历史的素材挠挠现实的痒，这个痒还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过能做到“献礼不献媚”，好歹也是向大作的方向迈进了一点点。

从找事儿到说事儿再到成事儿，需要的技术含量也不可忽视。2009年中国影坛虽说大作缺席，但在电影表达技巧层面却出现了两部不容忽视的作品——《非常完美》和《风声》。它们明智地放弃了走大作路线的有“思想性、深刻性”的事儿，而在电影趣味性上大做文章，立足于电影本身技巧，最终也赢得了票房回报。

或许在电影工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出现大片向大作的飞跃就像2000年初的韩国，还为时尚早。那个时候，韩国本土电影进入黄金期，有胆识没经验的韩国电影投资商开始琢磨向好莱坞学习，打造韩国自己的大片，尽管也经历了好几年各种题材的初试水和票房全军覆没，但好歹最后还是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中国电影只要继续有意识地集体锻炼下去，而不是专注于以大片之名忽悠观众的心情和金钱，早晚有一天，我们不会再因技巧不成熟，而导致“事儿”的能量流产，任其喧嚣散去。

当然，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够说那些引起人们共鸣、属于集体记忆的事情，毕竟文化承担着社会记忆和反思的功能，阉割了这个功能，那我们就别渴求大作了，尽管让大片全都去诠释家长里短或是干脆都走娱乐路线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千万别再嚷嚷文化大国了，臊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