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代孕的他们

任何需求和行为,都无法合理化代孕本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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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倪文,编辑 | 江岳

选择

1月19号,正值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发酵第二天,有朋友跟王述见面时表示关心:“你担不担心自己正在代孕这件事受牵连?”

王述回答:“我不担心。”此时,王述想到的是:与郑爽事件相关联的,是美国代孕机构,而他找的,是关注度偏弱的国内地下代孕机构。

王述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从他为寻求代孕付出实际行动算起,已经过去三年了。

2017年,32岁的王述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与一众同性恋圈内好友交谈,他得到的建议里,除了反对,就是反对。

王述收集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整理成思维导图,上面列了十几个问题,包括:被问孩子的妈妈怎么办?孩子长大后问为什么自己有两个爸爸,怎么回答?孩子不接受自己的身份怎么办?

看到这些详细的问题时,王述的担忧反而一扫而空。

他相信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会更大。而关于代孕,他以为,“爸爸费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答案,对于孩子的提问来说,足够有说服力。

他开始对代孕机构做调研。王述面对的第一个选择,即是选择国外机构还是国内地下机构。他排除了前者,因为混血儿身份会为孩子的成长增加不便。

即便如此,王述还是参加了一个由Blued平台暗藏的代孕项目“蓝色宝贝”主办的演讲。

Blued是一款国内的同性交友软件,王述在2014年,即这个软件推出的第二年就注册了账号。彼时,平台主要通过海外辅助生殖方案获得“中/美”的混血宝宝,服务价格在130-160万元。

为了快速熟悉相关服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王述连续去听了三、四次演讲。

他发现,不同地域卵子提供方的价格差让他惊讶,浮动从5万到50万,定价没有明确的依据,参考来自卵子提供方的长相、学历、身材、工作、健康状况等等。

因为圈子里很多人听说了王述的需求,代孕机构纷纷找上了门。其中,北京两家、武汉两家、广州一家,拒绝被参观的机构,被他从选项里剔除。

实地参观了5家代孕机构后,王述定了广州的那一家,合同上的签约代孕价格为90万,卵子提供方的钱需要额外支付,合同一旦生效,需要先提交一笔2万的定金,随后每完成一个阶段,就需要付相应的费用。

王述照做了。用他的话说,他成了机构的vvip客户。代孕方按照客户需求制定等级,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多而加码:40万获得一个宝宝;60万可以通过基因检测筛查300种疾病;90万可以挑选性别、属相、星座、双胞胎——这门生意改变了孕育的自然属性,就像AI定制一样,你愿意投入的成本越高,所得的质量也越好。

vvip的特权还包括:一旦过程中出现纰漏,都可以要求重新来一遍。

事情每向前推进一步,王述便跟男朋友同步一下进展。他放弃了在北京购房换车的计划,用两年时间攒下了将近两百万,以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代孕

在代孕这门灰色产业里,女性身上又有了新的标签——“卵妹”。这是王述知道的一个新名词,意指在代孕过程中提供卵子的女性。

“卵妹”由第三方中介提供,中介与代孕机构形成合作关系。

代孕机构在服务王述们时,会配有一个代理人和七八人的团队。2018年4月,王述拿到了代理人发来的第一份“卵妹”的电子简历。每一份简历,前面连续几页都是照片,后面接着文字资料。

外貌好看,是王述的第一挑选标准。

那段时间,他每天收到十几份的简历,“卵妹”年龄区间从22岁到25岁之间,籍贯、身高、体重、学历、血型、是否有家族病史也分列其中。看了三四十份时,王述终于确定其中一人。

确定后的步骤是视频。为了确保长相的相对真实性,他们选择了微信视频聊天。为了避免“卵妹”被王述截走,导致中介费泡汤,双方的微信账号都是卵子提供方新注册,提供给他们使用。

视频的过程一共有四方在场,即王述、代理人、“卵妹”、卵子提供方,关于卖卵的原因和价格,被禁止提及。

王述提过两次,都被卵子提供方打断了。

不过,后面的事情发展并不顺利。第一个女孩乘飞机到广州,进行身体检查才发现自己没有左侧卵巢,提供的卵子数量有限,只能换掉。

第二个女孩则因偷偷服用抗抑郁药物,被代理人发现,再次中止。

直到2019年2月,王述终于和第六位确定下来的女孩见面,对方成功提供卵子。代理人提出要帮二人合影,为了避免给对方添麻烦,王述拒绝了。

此时,距离王述拿到资料已经过去将近一年。

王述很快支付了13万元给中介。等到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胚胎时,他已经支付了40万元,近一半的费用。

王述属猪,他希望自己的双胞胎男宝宝在2019年降生,跟他同一个属相。

但事情并未如愿发生。

寻找并挑选母体,本来是王述无意参与的步骤。对比起卵子,很多客户并不怎么在意代孕者的长相和身材等外在条件,只要子宫状态健康即可。

王述了解到,目前国内代孕者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比卵子提供者年龄更大。

如果一切顺利,胚胎进入母体后,只需要7个月,王述就能获得宝宝。然而,在已经确立母体时,王述和代理人先后拒绝了两位代孕者。王述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如果宝宝在2020年出生,他自身的工作和经济压力也会因此增大,孩子未必会得到好的 。

从胚胎形成到当下,已经过去快两年了。王述用以安慰自己的理由是:胚胎可以无限冷冻。

领养

我国2001年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换句话说,代孕在我国是非法的。自然,不受法律权益保障的,除了代孕者、卵子提供者,还有部分因代孕被牵扯到这个世界上的新生儿。

王述并非不知情。委托代孕前,他寻求过领养。

2016年,他咨询过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同性恋的身份对他不利,考核起来会比异性伴侣组成的家庭更复杂,成功率不高。这是他预料中的结果。他的一位德国朋友,因为同样的身份,最终不得不选择跨国,从泰国领养孩子。

“我为什么不干脆养自己的孩子呢?”后来,他这样告诉自己。

他也听说过代孕“流水线”上的问题。比如,代孕机构人员提起过,婴儿降临,但客户却弃养。然而,对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的向往,最终压过了这些隐忧。

他更多保持着乐观。他想好了,等这对双胞胎宝宝出生,就去向父母“出柜”。他还拉着男朋友跑去家附近的商场,统计国产、进口奶粉的价格,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计算两个宝宝可能产生的开销。以五岁为节点,他得到的结论是:他负担得起。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顺利收到自己的“定制”宝宝。

在北京,王述有着不错的生活。销售工作让他实现了年薪百万。除此之外,他也算得上网络红人,微博上有20多万粉丝,抖音上也有40多万,数据最好的那条短视频,播放量高达300多万。

在他的设想里,代孕宝宝,会让他的生活锦上添花。

事实上,关于地下代孕,新闻媒体屡有报道。有些移植手术在条件简陋的民宅里进行,代孕妈妈们被囚禁一般管理,还有人因为怀着双胞胎早产,抢救时却遭遇中介和客户拒绝支付医疗费等等。

而从根本上,当生育能力变成一种商品,无论是代孕者、卵子提供者、购买者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这其中暗藏着一套剥削女性身体价值的、严密的逻辑,也暗藏着对婴儿人权的威胁。

罕有人能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只是,身在其中的王述似乎不认为,这些“不幸”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

(应受访者要求,王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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