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代孕弃养风波背后:代孕机构钻法律空子,违法成本过低

陶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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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

“目前法律确实没有规定清楚代孕的具体含义,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而对于网站和黑中介,则没有执法依据,违法成本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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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代孕弃养风波背后:代孕机构钻法律空子,违法成本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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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

“流量明星”郑爽被前男友爆光代孕弃养,代孕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发布微博,澄清近期遭遇的诈骗、借高利贷等黑热搜,同时表示目前自己滞留美国,是因为需要“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并晒出一张他抱着两个小孩的照片。随后,又有张恒朋友提供的两个小孩在美国的出生证明流出,以及张恒父亲和郑爽一家人、就两人在交往期间代孕的两个孩子是否打胎的内容曝光。

张恒

张恒

在曝光的音频中,郑爽涉及的“TMD7个月了,打都打不掉,烦死了”的相关言论、还有其父母将胎儿当作商品一样的冷血退货言论,充分体现了一家人对生命的蔑视,引发了网友的众怒。

1月19日,郑爽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不痛不痒的回应,没有任何悔过的态度,并且基本默认了此前流出的证件、音频的真实性。

郑爽回应

郑爽回应

对此,央视也进行了批判,代孕弃养法律道德皆难容,事件曝光录音中“打也打不掉,我都烦死了”更令人愤怒。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其对生命的漠视令人发指。

紧接着,中央政法委评郑爽代孕弃养风波: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无辜!

要知道,在我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商品买卖,甚至可以随意丢弃,这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化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法。

要知道,避重就轻也改不了事实真相。生命不是冷冰冰的金钱交易,抑或任凭喜好决定生死的物件,而是身为父母不能不负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父母,感情甜蜜就愿意共同抚养,关系破裂就选择丢弃孩子,这绝不是个性。

要知道,没有营养的炒作带不来长久流量。公众人物的魅力,来自其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而不是疯疯癫癫、任性胡闹、缺爱卖惨的“人设”。作为公众人物,几度疯狂游走在法律边缘,把这样错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贻害世风,这绝不是无辜!

受代孕、弃养事件影响,PRADA、Lola Rose、稚优泉等品牌相继发布公告称:品牌已与郑爽方终止一切合作关系。

我国明令禁止代孕,但违法成本过低

代孕即“借腹生子”,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可分为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或无偿代孕、有偿代孕。当前语境下的代孕多指有偿代孕。

在不久前收官的表演类综艺中,陈凯歌导演的影视短片《宝贝儿》用过于温情的叙事手法,讲述代孕故事让观者不适,代孕背后的伦理禁忌和法律问题从“有偿代孕”的灰色地带被拉进了公众视野。

人民法院报点名《宝贝儿》,指出“我国明确禁止代孕行为”。这里提到的“明确禁止”出自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目前国内和代孕相关的两部法律法规中的一部。

更早一点,在代孕传入中国之初,原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禁止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不是代孕技术本身。

后续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是在2001年条文的基础上对相关法律责任的进一步规定:

  1. 非法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及代孕行为的,将被停业,没收非法所得、药品器械,并处以1万元罚款;
  2. 合法医疗机构但是超范围执业的行为,将对其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 合法医疗机构但是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两层约束之下,有偿代孕的灰色产业链仍然疯长。不仅在于当前的法律条文指向明确,即正规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对于游走于代孕产业链的网站和中介来说,没有法律依据,还在于实施代孕相关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3万元以下”的处罚力度很难对这个行业起到震慑作用。

曾经,对代孕的“明令禁止”一度有望上升到法律层面。2015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了禁止代孕。彼时,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修订,将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依据相关部门规章推动的这项工作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时,以修法应当围绕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二孩”决策进行,而“禁止代孕”规定与“全面两孩没有直接关系为由,删除了草案中关于“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这是否代表立法对代孕问题的态度已经松动?

可见立法者对界定代孕本身是否违法依然存在争议,所以采取了较为谨慎的观望态度。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亮亮1月19日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认为,把第三人子宫当工具的代孕,任何时候都不会合法,代孕合法意味着人变成了物化的商品,这和人性尊严是相违背的。

“目前法律确实没有规定清楚代孕的具体含义,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而对于网站和黑中介,则没有执法依据,违法成本过低。而对于代孕之外的其他的助孕技术还是有合法规范空间。”

在王亮亮看来,国内代孕机构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以试管婴儿等‘助孕’之名行‘代孕’之实,以此逃避法律的监管。

此后,2017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又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以及“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

钛媒体APP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从2012年至今,累计有415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其中,2018年40宗,2019年82宗,2020年增至138宗。在行业未被充分约束的条件之下,与代孕相关的法律纠纷近年来增长迅速。

在国内,伴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地,不孕不育人群的增长,关于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而部分平台已经让代孕这门生意活跃于“阳光之下”。

代孕产业链条的催生

钛媒体APP曾经在2017年的报道《冻卵、代孕和上亿高知女性的隐秘生意|钛度特写》中写道,冻卵和代孕的客户群体,主要包括失独家庭、准备生二胎的家庭、女同性恋群体和青年单身女性这四类。

而当时间推进到当下,代孕生意的进一步扩大,与不孕不育男女比例的不断上升休戚相关。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不孕不育率达12%-15%,超5000万患者无法生育。而20年前我国的不孕不育率还只有2.5%左右。

在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和法律政策的缝隙之中,代孕的地下市场不断疯长。尽管我国的代孕处于地下状态,是官方明令禁止的,但在其强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推动下,仍然蓬勃发展。《法制日报》2019年曾刊发了一篇题为《代孕黑色产业链调查》的大型综合性报道,为公众揭开了虽然藏身“地下”、规模却不容小觑的国内代孕市场的神秘面纱。

据法制日报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一般情况下,挑选卵子价格为6万元至10万元左右;代孕价格则按照不同档次定价,有不包成功的、包成功的、包生儿子、生龙凤胎的等,价格从40万元至135万不等。

“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至60%之间。”据检察日报,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人透露,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一家代孕机构如果开展1000项代孕业务,利润至少在千万元以上。

正是由于代孕蕴藏的市场及巨大利润,各种代孕机构应运而生。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创建于2004年AA69代孕网自称是中国首家代孕网,官网介绍称已通过服务成功诞生1.5万名婴儿。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吕进峰对外宣称自己是中国从事代孕产业第一人、“中国代孕之父”。

“时代财经”以不孕症患者身份从AA69网方面了解到,在自供精卵的前提下,代孕的价格在70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需要选择性别则要再加30万元,总共需要100万元。而如果需要办理合法的出生证明,则需要再加3-9万元。

吕进峰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则指出,刨除风险成本,代孕业务的利润率仅有10%左右。“风险成本是没办法核算的,我们平均风险成本在20万元左右,给代孕母亲的报酬是25-26万元,再加上房租和保姆费等费用,每单的成本需要60万元,还要算上10万元的医疗成本,所以我们实际上的利润率是很低的。”

被问及合法性问题时,吕进峰显然不愿正面回答,“我们做了18年代孕,如果存在法律上的问题,我怎么可能还在跟你通话?国家法律上,只有卫生部有相关条例明确不允许医疗人员进行代孕手术,但对于其他行业并没有任何明确法律规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合法的。”

2019年2月,以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为主的四川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锦欣生殖),以“专治不孕不育第一股”的名号在港股IPO引起了轩然大波。最近以来,连续7日下跌的锦欣生殖从18日开始出现拉升走势,收盘涨幅4.99%,报收于14.32港元/股;1月19日收盘,锦欣生殖继续大涨6.7%,报收于15.28港元/股。

此外,在二级市场上,其余相关的辅助生殖产业也被股民所关注。同花顺数据显示,1月19日辅助生殖板块中多股上涨,国际医学大涨5%,麦迪科技、汉商集团等均涨超2%。

海外对代孕合法性态度不尽相同

不过,据某代孕机构负责人告诉钛媒体APP,不同于国内代孕领域法律处于模糊地带的现状,海外一些国家对于代孕合法性的态度不尽相同。

在亚洲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也是合法的,尤其印度自2002年商业代孕合法化后,代孕产业蓬勃发展,全国运营着超过2000家代孕中心。有机构估计该产业每年为印度创收23亿美金,印度被全世界称为“代孕天堂”。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在近些年开始对代孕说“不”。

泰国、尼泊尔等传统代孕大国自2015年纷纷出台禁止商业代孕的法规后,东南亚的代孕资源迅速向柬埔寨转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内政部官员称,国家再穷也不能靠代孕减少贫困,拒当“出售婴儿的工厂”,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随之发布,有些代孕中介转入地下,有些则流窜他国。

在目前国际上的一些欧美国家中,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禁止代孕;在英国,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属于合法行为;代孕合法化还包括南美的智利、希腊、塞浦路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家地区;美国则有26个州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据钛媒体APP查询,内华达州(郑爽代孕的州之一)代孕也是合法的,而科罗拉多州——郑爽代孕的另一个州,没有代孕法律,也被认为是代孕友好州。也就是说,郑爽张恒在美国单纯的代孕行为,从法律层面来说没有问题。

之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孕合法,是因为一方面,代孕的供给和需求市场都真实存在——一些贫困家庭因代孕改善了家境,另一些不孕不育家庭因代孕终于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早在1976年,美国律师诺艾尔·基恩就起草了世界上第一份代孕母亲与一对已婚夫妇之间的正式合同。尽管面临着道德、宗教、哲学与法律的诸多阻力,但基恩认为,对于那些不幸的不孕不育者来说,代孕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的生育方式。

代孕背后,面临诸多社会化问题

然而,代孕双方的互惠案例,只是代孕产业中的一个截面,代孕还面临着诸多社会议题。譬如,此次郑爽和张恒代孕事件的另一个核心——关于代孕胎儿能否堕胎的问题,则牵扯到另一个常年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女性的堕胎权。

据网名为“法赛高”的美国加州、纽约州执业律师表示,

美国法律界在上世纪中叶也对堕胎的事件颇有争议。不过,直到1973年,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标准”,即将女性堕胎权与孕期分为:

怀孕前三个月(第1-12周),胎儿不具备“母体外存活性”,孕妇可自行决定是否堕胎;怀孕3个月后(第13-23周),限制堕胎,但只限保护孕妇健康需要;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第24-28周),政府保护胎儿的生命权益,除非继续妊娠会对母亲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否则禁止堕胎。

在疑似郑爽张恒双方父母关于是否将孩子生下的音频中,探讨的7个月的孩子能否堕胎,这对于内华达州来说,是违法的;而对于科罗拉多州来说,堕胎也必须经过代孕母亲的同意。

种种法律条款表明,如果音频信息属实,郑爽当初如果选择了堕胎,则意味着触犯了美国的法律。而如今,尽管郑爽张恒的孩子已生产,但郑爽选择了弃养,按照法赛高的观点,这个关于郑爽和张恒的案例,从法律角度来说,判决会非常复杂。

然而,无论最终法律对于郑爽给出怎样的判决,对于明星代孕+弃养的行为,网民一边倒的反对声,已经表达了民意对此“零容忍”。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冲动的决定过后,丝毫不愿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表现。

这也正是代孕产业不能轻易被撕开一道口子的第一个原因:高知女青年带来的更高的弃养比率。

早在2013年,徐静蕾在同一座城市进行了卵子冷冻,就在国内的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彼时,徐静蕾对媒体表示,“代孕很正常,身边很多人都这样,双胞胎、三胞胎都有。”

徐静蕾接受采访时

但如果女性选择代孕,并不是出于想要生子却无法生育的“刚需”,而是如郑爽这般,为了减轻年轻时的抚养责任,或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创造机会成本,那么对于几十万财富在他们眼里早已是九牛一毛的有钱人来说,他们的反悔就变得易如反掌,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

代孕产业带来的问题还有很多。

代孕会对孕妇造成潜在的生命健康风险。为了成功取卵受精,供卵的代孕孕妇需要在取卵前定期注射促排卵的药剂、打针;对于有着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家庭来说,代孕孕妇如果怀的不是男孩,也有可能会遭客户的弃养,从而无法避免强行打胎带来的身体伤害。

参考消息报道,去年5月,乌克兰上百代孕出生婴儿因新冠疫情滞留。因很多国家限制出境,外国父母无法前来接他们的孩子,不少代孕公司被迫“囤积婴儿”,甚至一些本该领走婴儿的买家,因收入缩水,没有足够的资金付清尾款,临时改变主意,造成“婴儿拒收”的现象。

除了客户中途反悔弃养外,婴儿健康问题也是代孕中常见的纠纷问题。

近几日,一则“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的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据了解,成都47岁代妈吴川川为财代孕,不料身染梅毒,遭客户退单。她怜惜胎儿拒绝流产,跑回老家产女,因生活拮据卖掉出生证,如今谋求为3岁女儿上户。

除了弃养之外,上层阶级女性可以通过“奴役”下层阶级女性,在获得自己基因子女的同时,保持身材;收入较低的女性会因为代孕而沦为生殖工具,或者因为债务等因素,被“胁迫”代孕,侵犯了女性的生育自由权;不法分子可能会通过绑架年轻女性,胁迫代孕并从中牟利……

因代孕产生的、关于抚养权的纠纷在全球范围内也频频发生。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起著名的由代孕协议引起的监护权案件。代孕母亲生的孩子出生后,代孕妈妈怀特海德因为与养子的感情,拒绝将孩子还给亲生父母。最终,这起关于探视权和抚养权的案子将两个家庭卷入了长达18年的纷争中,直到2004年孩子成人才宣告结束。

尽管代孕是部分人求子的解决方法,中国人全球找代孕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下,全球的代孕产业还面临着女性生命健康安全、社会伦理道德等大量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警醒,在法律尚未完备的情况下,代孕的豁口不能被轻易撕开。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陶淘、杨亚茹,编辑|天鹏,部分内容引用自21世纪经济报道、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三联生活周刊、时代财经等)

本文系作者陶淘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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