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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余蕊均，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列为明年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一。

时隔四天，苏州市政府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调整落户政策，其中包括租赁人口落户、积分落户与南京互通等重大举措。

“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

消息刚出，就登上了微博热搜。超高的关注度背后，反映的是当前大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租购不同权”。

“租房落不了户，即便落了户，他不能够完全享受和当地市民一样的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就业保障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告诉城叔，苏州此举，从政府角度说是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从市民角度看就是要实现租购同权。

在他看来，未来租房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准动作”，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发展进入2.0阶段，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发展，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也在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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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户籍政策对城市吸引人才的影响明显减小，除一线城市外，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均排在末位↓↓↓

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注：按重要性排序

这项调查由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起，覆盖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共收回有效问卷11625份。

根据城市级别划分，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为12%，省会城市为37%，一般地级市为43%，另有7%来自县。

从年龄看，30~59岁的受访者占比达91%。其中40~49岁年龄段参与调查居民最多，占比达38%，30~39岁年龄段占比29%，50~59岁年龄段占比24%。

课题组组长冯奎表示，基于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户籍政策总体上已经不再是制约城市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线城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他看来，新一轮户籍政策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的内在生命力、内在活力。“租购同权”朝着完整的市民化大大迈进了一步，未来，租户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推进中的一个“标准动作”。

当前，受访者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房，尤其是租房。

一方面是住房负担较重。接近四成参与调查居民住房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超过30%，其中有12%的居民住房支出占比甚至超过了60%，对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在几类选项中，选择“租赁相关法制不健全，权益难保障”比例最高，达到35%，而且选择该项的比重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差异较小；随着城市等级的扩大，选择“租购不能同权”“租房不够稳定”的比重在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在一线城市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中，居民对租赁住房的客观需求更大、感触更深，出于租赁住房的现实状况，需要在法律法规、租赁住房供给、租赁住房权利等方面尽快出台和完善制度体系。

冯奎直言，调查反映的住房租赁问题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他们原先的判断。

“ 租房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越是大城市，层级高的、人口多的大城市，对租房问题反映越强烈，问题越集中。”

他表示，大城市的租赁住房，将是影响人才流动、城市品质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住房问题不单卡住了民生福祉，实际上也卡住了一些城市创新的步伐。“如果许多年富力强、正处在创新创业高峰的人才纷纷逃离，肯定会影响这个城市的创新活动，住房也就卡住了你创新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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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新一轮“抢人”策略明显指向“城市品质”。

“过去到一些地方去，他们会热衷和你讨论CBD、讨论高楼、讨论地标建筑，现在大家更关注城市的内涵、关注民生、关注市民感受。”

冯奎表示，从去年到现在，在参与地方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城市都把“幸福城市”“品质城市”等等列为发展目标，这是进入城市发展2.0阶段后很大的不同。

不过，基于上述问卷调查，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品质仍有诸多短板要补。

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单程城际通勤时间需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当单程通勤时间在40分钟左右时，约有80%的调查者可以接受。当通勤时间延长到60分钟左右时，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到不足25%；而一旦延长到80分钟以上，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为仅2%。

因此，接下来在推动都市圈协同发展时，要选择距离都市圈中心区单程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地区，而且要尽量控制在4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口才有足够吸引力，距离过长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将阻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程。”

医疗卫生方面，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费用高”“医生少”，占比均超过一半，并且不同等级的城市和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选择差异；

教育方面，选择集中度最高的是“基础教育需要改进的环节”，其中，对“提高师资均衡化水平”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个性化教学”“教育智能化”。

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对公园、图书馆、体育场馆等需求缺口仍然较大，有60%左右的受访者希望在常住区域增加配套。同时，还有44.6%的居民希望增加便民购物场所——便民购物场所虽然总体选择比例并不是最高，但各个年龄组的选择比例都在4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实现“老有颐养”成为各大城市必须攻克的难关，改善养老服务供给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超过半数居民选择居家养老，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低。

52.95%的居民选择接受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方式，在几种养老方式中选择比例最高。而选择养老院的比例仅为20.09%，在所有方式中最低。

各年龄段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比例明显提高，而选择互助养老模式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同时，对当前养老方式的不满意程度较高。

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16.56%，而选择“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合计为35.56%，二者相差2倍多。

显然，养老服务供给没能充分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且这种“不满意”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

分年龄组养老方式和满意度调查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着着手提升城市品质，但针对性、有效性均存在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5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城市“三年行动计划”的内容与此次问卷发现的城市品质问题重合度较低。

冯奎透露，有关城市领导在参与分析问卷结果时说，制定“行动计划”时主要是要抢时间出方案，没有进行深入、科学的调研，因而“行动计划”只是反映了职能部门的工作。

同时，问卷结果分析还表明，城市品质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前端的规划和后端的治理，并非只是城市投资建设的问题。

比如通勤时间过长，实际上跟空间规划、交通站点规划等都有极强关联。

“当前一些地方片面强调以投资建设提升城市品质，既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又有可能造成低效投资、地方负债过高等问题，应该从政策导向上予以纠偏。”冯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