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健熙时代的三星,将迎来怎样变局?

去家族化经营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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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脑极体

据说在韩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而那个让韩国人都离不开三星的人——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在上周日去世了。同样,他自己也没能离开死亡、税收(高额遗产税)和三星(三星首尔医院)这三件事情。

众多媒体都开始纷纷开始复盘三星集团的发迹史和李氏财阀家族的内斗史,以及下一代继承人要想继承李健熙巨额遗产所要缴纳的高额遗产税等热点。

这些自然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豪门故事”,精彩程度堪比宫斗剧中的情节。

不过,这些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更希望从回顾三星的两次战略变革上,来回看三星如何成长为全球性科技产业巨头的脉络。我们也希望探讨后李健熙时代,三星集团正在面临的困局,以及三星再次变革的可能。

建立三星电子帝国:三星的两次成功转型

1938年,三星公司从一家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挨过了战争的动荡之后,开始了多元化的经营,涉及纺织、制糖、建筑、保险、零售等业务。而如今的三星则半导体、固态硬盘、移动智能手机、显示屏、彩电、音频元件、主要家用电器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在韩国则牢牢掌握着韩国人的衣食住行的各个产业。

在去年,三星集团一年的营收就占了整个韩国GDP的五分之一,足见三星在韩国的影响力和地位。

三星的真正发迹正是来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转移。1965年,在美国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成立,韩国政府也以合资方式推动美国企业来韩国投资。1969年1月,韩国的电子产品促进法案(EPA)生效,把电子产品作为韩国重点发展战略之一,推动了更多人参与到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当中。

看到这一契机的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正式成立了三星电子。最初只是和日本的三洋电机合作,代工生产黑白电视机,到1974年,三星建立了包括冰箱、空调和洗衣机在内的白色家电生产线。与此同时,三星也建立起消费电子领域的垂直整合模式,开始向更基础的半导体产业拓展。

此时的三星遇到一次绝好的进军半导体的机遇。那一年,一家准备投入生产5微米CMOS大规模集成部件(LSI)的美韩合资企业的半导体公司Hankook遇到资金困境,濒临破产边缘。看到这一机会的李秉喆和当时还未上位的李健熙,不顾管理层的反对,自掏腰包,收购了Hankook的一半股份,而到1977年底,将业务完全合并,成为此后的三星半导体。

李氏父子很快明白半导体产业是一个需要长期大规模投入,但是一旦实现量产,相应回报也会非常丰厚的产业。这促使他们将更多资金投入其中。到1983年,三星开始了64kb的DRAM内存芯片的生产。同时三星在美国建立了研发“前哨”,大力吸纳当时的半导体人才。为摆脱美光公司授权费用,三星在美国的研发团队,通过逆向工程设计出了256Kb的DRAM设计,在韩国京畿道的器兴地区的芯片工厂,也开始了256Kb DRAM的生产,正式加入了全球半导体竞争的行列。

这一次的进展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而对三星的半导体产业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次起步。而此后三星半导体则是迎来漫长的等待蛰伏期。

随着1987年李秉喆的去世,李健熙正式接受三星集团。上任伊始,李健熙就开始了被称为三星“第二次创业”的转型变革,目标是将三星的发展定位成为一家21世纪的世界级超一流企业。也许是觉得这一次变革力度不够,也许是在1993年访问美国时看到三星的产品被当做低质低价的产品放在后排货架落灰的惨状刺激,李健熙再次召开数天的管理层闭门会议,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新经营宣言”,彻底将三星从注重 “量” 的经营拉回到关注质量上。

受到新宣言的影响,三星显示出强大的革新动力。三星手机在1993年推出了信号可以媲美摩托罗拉的直板手机SH-700,第二年,正式推出Anycall品牌,1995年年中,三星取代摩托罗拉成为韩国手机市场的领导者。

但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SH-700手机当中有一些出现了质量问题,李健熙发现之后亲自来到三星生产SH-770的龟尾工厂,在2000名员工面前,把15万台有质量问题的电话机、传真机给付之一炬。至此,三星电子的品质意识和质量为先的基因一直保持到了后来三星智能旗舰手机的Galaxy系列。

此后的三星在DRAM内存芯片、DADN闪存芯片、CDMA手机业务上都取得了领先性优势,并在此后成为ARM核心IP的长期授权使用商,并且从电视和显示器的研发中获得的小型化LCD面板功能,而这一切为新型的移动消费电子领域的杀手锏产品的智能手机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故事就属于了三星和苹果。苹果借助三星的芯片制造能力,使得iPod和iPhone畅销全球,三星也在智能手机业务上经过多年的尝试摸索后,终于锁定Android系统,基于自己的Exynos芯片,开始了Galaxy系列的持续迭代,成就了三星手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长期领先的地位。

一场世纪豪赌,押注半导体产业。两次重大革新,打破了内部组织管理和企业文化的阻滞,三星赢得了面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全面胜利。而我们可以看到,李健熙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高光背后,李氏家族经营的暗面

三星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三星集团新掌门人李健熙的创新改革和铁腕手段,使得三星能从一家韩国的本土巨头成长为全球性的一流企业。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李健熙对于全球技术发展趋势的长远眼光和准确判断,也能看到李健熙在执掌三星后的居安思危,通过一系列铁腕手段来迫使整个三星的管理层和组织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克服自满情绪、改变惯性思维,把品质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此后三星的快速发展阶段,李健熙又带领三星完成了向现代科技企业的加速转型,包括打破人事壁垒,大力引进高级管理人才,大幅度提高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人才的待遇;注重新技术研发引进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对企业进行一系列重组,明确产权,集中资源经营高附加值业务。

李健熙所推动的这些改革举措成为三星加速发展的组织制度保证,也成为其长子李在镕能够直接继承的企业财富。但与此同时,三星的家族经营属性和在韩国的第一财阀的位置,使其和韩国政府以及韩国社会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政商关系。而这成为始终萦绕 在李氏家族身上难以擦去的阴影。

韩国一位党派发言人曾表示,“虽然三星是超一流企业,但成为超一流企业过程中,有超出法律的不当行为……内幕交易、官商勾结,而他(李健熙)所留下的负面遗产是韩国社会必须清算的时代课题。”

李健熙曾经在1997年、2007年,两次因为被指控行贿、收买总统及高官,并且非法交易股票等违法行为被起诉和判刑。但每一次,都得到了下一任总统的赦免。第二次被赦免的理由是让李健熙帮助韩国申办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这种“非典型”的脱罪方式,足以看到韩国财阀在韩国政界和社会的巨大能量。

这样的企业宿命同样在继任者李在镕身上发生。为确保李氏家族对三星集团特别是三星电子的控制权,以及为逃避巨额遗产税让下一代顺利接班,李健熙在三星旗下的各个公司进行了复杂的交叉持股,而李在镕则为了获得对三星电子的控制,暗中行贿时任总统的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以获取三星旗下两家子公司的合并。

最终“行贿门”东窗事发,李在镕被起诉和判刑,虽然在监禁一年后释放出狱,但直到现在仍然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这让李在镕接下来顺利继任三星集团董事长和三星电子会长,凭添了一分变数。不过根据过往经验,李在镕仍然会在未来顺利继任。只不过正如他在今年5月表态的,不会把集团的管理权再交给下一代,而李在镕必须要在自己这一代手中结束家族继承的财阀经营方式。

在韩国政商界看来,李在镕的表态如果能够落实,对于三星而言不亚于一次“新经营宣言”,也意味着从三星开始,韩国将打破企业财阀制度的根基,对韩国社会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家族经营的好处在于,一般前两代创始人和继任者都能够励精图治,将企业做大做强,但是在永续经营和家族继承问题上则会带来难以弥合的隐患。现在不仅三星集团正在饱受管理权转移之困,韩国社会也在饱受财阀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问题。

此时李健熙的去世,成为三星开启新一轮变革的一次契机。

未来,一个去李健熙烙印的三星

众所周知,李健熙在2014年就因为急性心梗而住院,在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未能实际参与三星集团的管理,但这六年多时间当中,三星仍然处在高速发展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早已实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保证了三星电子的顺利增长。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的三星仍然还是李健熙手中的三星,延续着李健熙所开启的业务板块和既定迭代策略。

也许是受到自身诉讼官司的影响,也许是受韩国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由于李健熙的健在,实际上的继任者李在镕不仅未能提前上位三星集团董事长的座位,也没有提出更多创新变革的举措,三星电子在这几年中也没有推出具有颠覆性创新的产品或服务,也未对外进行全新的商业交易和投资,而是一直保持原有的存储芯片和智能手机的业务线,闷声赚钱。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业务线正在遭到来自中国和美国竞争对手的挑战。

现在,随着后李健熙时代的到来,三星将可能迎来怎样的变局呢?

首先一定是去家族化的经营。因为饱受持续的审查和起诉风险,李在镕必须要对三星的家族经营制度作出回应,正如他在今年5月的表态一样,李在镕大概率将成为终结三星家族继承经营的那个人。而他自己是否会做终生制的总裁,则可能要看未来三星集团的经营状况以及韩国政府对财阀制度的打击、改革力度而定了。

其次是股权改革。三星以及其他韩国的财阀家族都是通过交叉循环持股的方式来保持自身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而李在镕同样也是以复杂的交叉持股方式获得对三星电子的掌控,并通过合并运作方式来规避巨额的遗产税。现在随着李健熙的去世,李在镕受审,一切财产都要拿到明面上来解决。按照对李健熙遗产的评估,其几个继承人要承担约70亿美元遗产税。

而如果三星要改变家族经营的方式,也必然要对持股方式进行一轮“有诚意”的改革。

第三,最重要的是三星如何赢在新一轮的技术产业周期当中。固守传统的盈利性业务固然重要;根据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来扩展对外投资,进行技术升级,如扩张在东南亚的市场布局、升级芯片生产线,扩大半导体产品业务。这些都是题中之义。更为关键的是,在5G、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三星要有全新的布局。目前来看,李在镕领导的三星也正在向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汽车电池等领域扩展。

关于三星更长远的未来,随着下一代李氏家族对于三星控制权的弱化,三星将在韩国可能变成一家更为社会化的公司,而三星电子,因为本身大部分股份由欧美的资本和公司所掌控,大概率仍然会按照一家现代科技企业的节奏稳定发展,至于未来还能否重现李健熙的辉煌,还是会逐渐平庸,这些将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交给李在镕和他的继任者们来努力了。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因一个人决定一家企业兴衰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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