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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科技向善》:在“基因编辑”这件事中,技术无辜吗?

摘要: 我们并不能说“技术无辜”、一切都只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善恶;而是人之善恶,会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之下的伦理抉择。

作者:司晓、马永武等编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策划方:蓝狮子图书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2018年底,“疯狂科学家”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胚胎并让两个婴儿得以出生一事,使许多人陷入了震惊。业内人士对这场疑点重重的实验大加批判,认为其极大违背了当下的科研伦理,各个环节的执行均有巨大的问题。

而在2019年6月,俄罗斯科学家丹尼斯·雷布里科夫也宣布了他的“基因编辑婴儿”计划,同样震惊了世界。围绕这两次事件的争论,让“基因编辑”——特指 CRISPR 这个在生物工程领域前途无量的技术——走入了大众舆论场。

何为“基因编辑”?它编辑的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所谓的“人造人”或是“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以后人们是否可以按照自我意愿,选择并改变基因,制造出“超级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无疑挑战了许多人的伦理底线,成为了一个危险的“黑科技”。

但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流行,又能从根源上排除基因风险、攻克遗传病,也是未来医疗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景。

在一些人看来,解决方式似乎很简单:鼓励好的用途,禁止坏的用途,不就可以了?

实际上,问题远不止那么容易。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医疗产业与资本的关注,我们终将迎来基因编辑技术走向“大众化”的一天。而大众对于“好坏”的判断,根植于社会文化中,并会作用于技术的发展。我们讨论技术伦理的时候,所涉及的远不仅仅是技术本身。

伦理的技术,还是技术的伦理?

一个技术诞生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无法预料其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伦理”的。例如,“基因测序”在诞生之时,还是一种造价昂贵的技术,研究人员耗费数十亿美元,才破译了人类基因图谱的“天书”。而不到20年的时间,测序芯片更新换代,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全基因组测序已经降到了1千美元以内。

读懂人类的基因,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健康层面上,人类的确更加了解自己了,诸如癌症治疗、风险筛查乃至病毒识别等领域,测序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但是,基因测序技术在“平民化”、消费级的市场端,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面貌。

市面上流行的消费级基因组测序,只测人们“最关心”的少量位点,价格仅在几百元人民币不等。在美国,对于自己“祖源”的追溯成为了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中的一个大潮流。

一个人面对测序的态度,从最初的好奇开始(“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发展到对自己身份的拷问(“我居然有10%的非裔美国人血统?”),这些话题,在美国“人种大熔炉”的语境里,引发了一场族群认同和种族间关系的探讨。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玩味:基因测序的服务,会将自己和亲属联系起来。这原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鼓励大家去“安利”自己的亲友做测序。然而,这个技术设计,却无意间揭开了许多家庭原本潜藏着的秘密——孩子是收养的,私生的,捐精或者代孕的……“平民化”之后的测序技术,无意间撼动了这些家庭建立在生物血缘关系上的伦理基础,对于每个家庭,也无异于一场风暴。

这些社会和伦理的后果,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能够左右的。而技术的伦理,亦需要放到社会的语境中去消化。

荷兰技术哲学家保罗·维尔比克(Paul Verbeek)曾经用超声影像技术做例子,阐述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争论。这一技术可以在出生以前就让人们看到胎儿的样子,也能让医务工作者提前判断胎儿是否有畸形或者先天缺陷。这让母亲能够决定,将有缺陷的胎儿在足月前终止妊娠(即堕胎),或者利用超声充分判断堕胎的风险并实施。

那么,超声影像技术是否促进了堕胎行为的推广呢?它是否会因为这个伦理争议而被保守势力所反对呢?恰恰相反,保守势力认为,父母在提前“看”到了胎儿之后,更能够将胎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来看待,或者发展出母亲和胎儿之间的感知与联系。

事实也证明,有一些母亲原本选择堕胎,却在看到超声影像之后放弃了堕胎的念想。维尔比克认为,谈论技术的伦理并不是技术本身的伦理,而是技术的发展为伦理判断打开了新的空间,让人们不得不在新的“现实”中面对伦理的抉择。

超声技术本身并不承担伦理的判断,而是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刻画了被这些文化和社会所诠释的现实,而这些现实,才是伦理需要争辩的地带。

同样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能被判定为善抑或是恶。这并不等于简单的技术中立论,也并不是将技术仅仅视为工具看待。技术的伦理,需要将技术放进它所依赖而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技术的形态,以及技术如何“指向”(intentionality)人们的道德与伦理判断。

基因编辑的优生学隐喻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游戏:假如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这个技术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它和纳粹德国治下的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会如何相互形塑?

这并不是说“技术无辜”、一切都只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善恶;而是人之善恶,会直接作用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之下的伦理抉择。

在一个强调“优生学”的社会,基因的“优劣”必然会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检测和编辑的技术,会成为一个判定并筛选“优劣”的技术;人的基因被编辑的技术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必定会是一系列有着层级、高低并且藐视多样性的词汇,因而也必然会让人们做出所谓“优胜劣汰”的道德选择。

任何一个技术,都带着这个社会文化的烙印。在一个基因决定论的文化环境下,你没办法说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某项技术是中立的、仅仅是用来治病的。因为它身上将会不可避免地印上决定论的印记,并被驶向对基因的“优化”之上——就像你很难在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护一般。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基因编辑的恐惧与怀疑,相比起一神的宗教社会对于“创造”的违背,更多是对于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违背。

究其原因,这种矛盾依旧是某种“基因决定论”支配下对于天赋的推崇与重视。太多东西被我们视作是由基因决定的——个性、智力、样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赋予的“基因”成为了我们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对基因的“篡改”,究竟是为了提升健康福祉还是消除疾病隐患,抑或是为了修改自身变得“强大”,这其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

你“愿意”被编辑么?

不过,“基因决定论”也仅仅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位面。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抛弃了决定论的观念,也有技术伦理学家认为,基因和环境对于人的生存发展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一个基因再“优秀”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养,依然有可能一事无成。

而现有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支持,人的大脑可塑性十分强大,后天的环境会对脑神经元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会反映到生理层面上。例如,若是从小处在高压环境下,成年后精神疾病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那么,我们能够将基因编辑和后天环境的改变(如教育等手段)等同吗?这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被“编辑”了基因,那么这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毫无自主权力的;而教育和家庭的作用,孩子是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多多少少参与进其中。

如果一对父母决定编辑掉自己孩子(当然,在基因编辑的语境下应该还是胚胎)的基因,那么这个孩子相当于在出生前就受到了“掌控”。这件事情,在伦理道德上是正确的吗?它是否和后天的干涉存在本质区别?

正如前文所说,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存在,并不涉及到伦理判断,而是技术为相应的伦理判断创造了条件,让人们将技术拿到某一个社会文化中进行裁决。基因编辑技术,将未来小孩的“自主性”(agency)摆到案板之上,任由父母进行选择,而选择行为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也远不是非黑即白的。

例如,现有的试管婴儿技术(IVF)允许父母从数个受精卵里面“选择”质量比较好的一个进行移植。这种选择是否算是“对自主性的裁决”?甚至说女性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精子库里选择未来孩子父亲的身体特征(例如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等等),这算不算是“人工选择”?这些选择和基因编辑当中的“选择”,是否可以同日而语?如果是的话,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一个人“自主性”的裁量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个家长制占主导的文化中,父母会更加愿意操纵自己小孩的命运,为她/他决定人生的前途,他们或许也会更加接受自己小孩的基因可以在出生之前就被操控。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基因的“选择”与“优化”或许会被抬高到一定地步,拥有更加广泛的市场——也更加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因此,审视基因编辑技术,除了审视技术本身的伦理后果之外,也需要审视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会有怎样的伦理判断——比起技术本身,技术被诠释的面貌或许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看见什么?

同样的,透过技术的隐喻,我们势必要看到技术之下的真实,以及被技术所左右的个体。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忽略任何一个具体的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真实的个体在技术车轮下的命运。

实际上,CRISPR 技术目前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它相当于是把细菌的“免疫系统”当做“剪刀”,剪断外源DNA的特定片段;而这把剪刀目前的精度和可操控性是十分局限的。

就好比一把不趁手的刀,拿去剪什么、剪哪里,目前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剪到手——这或许是当下的伦理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无论如何,被贺建奎们所“编辑”的婴儿是无辜的。

在他们手中的技术,并不是伦理道德的选择,而是名利和冒险的驱使。或者说,在一个畸形的学术环境中诞生的技术,社会与文化上的考量通常会屈居于具体的利益,毫无疑问,这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这种尚不成熟的技术,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必然会使更多的个体沦为受害者。

技术带来的伦理判断,并不能和技术本身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的位置分开。社会文化会左右一项技术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带来的对技术的隐喻,自然而然地会放大一些问题,掩盖另一些问题。我们对于技术的判断,对于技术前景的分析,必须要厘清其发展的节理,并思考“我们需要从技术中获取怎样的社会”。

我们想要一个以基因判定优劣的社会,还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尊重个人发展、重视后天环境的社会?我们想要一个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还是被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和资本所驱动、无所不用其极的社会?

毕竟,在未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技术更加深入地结合,我们的生命亦将会与技术相互嵌入。我们会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去延伸我们的感官,去为我们诠释这个世界,并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

在拷问一个技术是否道德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自我审问,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对于技术的理解——基因编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怎么看待基因?怎么看待人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正视技术真正的角色,才能更好地与“后人类”时代被技术所形塑的自我相处。

【钛媒体作者介绍:本文内容来自李子(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博士候选人)。本书《科技向善》的作者司晓和马永武,司晓是腾讯研究院院长、腾讯集团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法律政策研究部总经理、深圳市版权协会会长,同时他也是法学博士,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马永武,腾讯学院院长、腾讯大学校长、腾讯企业文化部总经理、腾讯管理咨询部咨询顾问。他在2007年加入腾讯,和团队一起为腾讯搭建了完善的公司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负责腾讯公司企业文化的策略研究、文化提炼、公司的内部沟通及文化氛围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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