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天财经

学术科研、制度建设始终与时代最突出的议题相呼应。

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的是股份制、公司制和会计学。而二战后，越发统一的世界市场和战后专注国内经济建设的大潮，以及民主化进程对制度设计的强烈需求，则在推动经济学这一学科走向繁荣。

站在管理角度，如果把政府理解为全社会的中后台，而企业家和民众为前台，那么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研究中后台和前台如何良性互动的学科。正如经济学家勒纳（Abba Lerner）在 1970 年代指出：「经济学藉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作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头衔。」

当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对经济学研究来说，研究数据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同样不可能被回避。

从未有哪个时代，数据像今天这样重要，也因此，学界展开前沿探讨，让观点充分交换流动就更显得十分必要。

早春的 2 月 21 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罗汉堂和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主办了一场隐私研讨会，就流动数据的价值以及同隐私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ean Tirole、Bengt Holmstrom都在会议中做了主题演讲。

这样的高规格学术交流背后，很可能体现的是一种学术变迁。当全球市值十大企业，从资本和原材料为主要要素的金融和石油业（埃克森美孚），变成以数据和技术为主要要素的信息产业（谷歌、阿里巴巴），学术研究重心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假如这次会议能够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可以想象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就像上世纪的维也纳大学，后者见证了奥地利学派的崛起，而前者则很可能目睹大数据经济学的勃兴。

01 新的理论框架

具体来说，这次会议上的主要成绩，是建立了一套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主要内容包含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ean Tirole 教授所作的「数据时代的治理政策」的主题演讲当中。Tirole 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数字工具（例如公民的信用分）来实现更好的治理；从个人的角度，这些工具一方面可以给生活增加便利，但另一方面对个人日常行为有所限制，因而数据治理需要考虑个人效用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Tirole 教授进而尝试使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国家层面或平台层面上各种治理方式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也许能够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进而使得社会更加和谐，但是如果设计不当，也可能损害社会福利。

Tirole 教授的研究为分析数字治理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工具。

数据与数字化带来的意义就包括着通过为一些群体增信，来提高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效率；以及提升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组织效率。同时，也包括在各类突发状况中，提前做到预警，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

Tirole 的发现，非常贴近今天的实际情况。我们在中国当前的科技应用中，已经看到信用分的雏形。

我最近和一家拿了红杉资本几千万投资的连锁披萨店的老板交流，他就提到几年前，自己为了应对原材料涨价，筹集了接近一个亿的资金去囤榴莲，这其中，他打电话就从朋友那里借到了几千万，后来资金吃紧，他再去找银行借钱，银行却只给了他 200 万额度，最后是他抵押了房产，才从银行借到了更多的钱。

到了今天，在疫情中，由于食客大量减少，他的餐饮企业再次资金吃紧，走到了现金流断裂的边缘，但这一次不同的是，他在多个互联网平台都有流水，这帮他顺利拿到了数千万的银行低息资金。几天内就实现了放款。

也就是说，没有数据的时候，银行这样社会资源分配机构，只能依据房产抵押这样的「一刀切」措施来辨别借款用户。

而类似信用分这样的新机制，帮助餐饮老板这样的被忽略群体，匹配到了相应的社会资源。而与此同时，有大量类似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这样的互联网银行，正在变成自身建立在云计算之上、同时又依据数据来向外部发放贷款的银行。

理想照进现实，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02 正在被改变的「一刀切」

应该看到的是，数据治理最大的意义，是革命性地改变一刀切治理理念。

而健康码，这种新的数据管理方式，就是对一刀切的一种纠正。

通过线上安全授卡，线下扫码核验，判断人员健康状况，记录体温、判别高危人群，并引导全民自主健康申报，实现社区、企业、学校等分级采集数据，政府主管分级查看疫情数据，能够触达更多群体、覆盖更多场景、接入更多数据。市民只需填报一次个人健康状况即可获得健康码，凭借健康码进出社区、办公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个场景。

对用户来说，这相当于一个自动化的填表工具 + 在线化的健康证明。而对管理部门来说，这是一个实时追踪居民健康状况、掌握重点人群轨迹的 SaaS 系统。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申报和数据清洗的效率，实现了全链路的追踪。

假如要查阅一个发热患者的历史行程，过去的做法是从堆积如山的表格里去逐行寻找，才能拼凑出一个人的完整行程，但如果在一个区域普及健康码，那么每一次扫码其实都标注了这个人的位置信息，便于查找。

疫情实际上把数字化的紧迫性抬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对此，在一次名为「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的研讨会，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总结道，信息革命本质上应该是人类协同的革命。所以这次在巨大的压力测试下，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如何去协同对抗灾难。

所以，我想到一个词，数字化生存。这次跟以前相比是根本性的改变。

可以从三个角度看数字化生存，去理解信息革命。一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全民参与；二是全链路全周期数据追踪；三是全社会的数字化协同。

这一次实际上是国家主导、全员参与、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协同方式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其中社区防疫系统就是改变协同方式的技术之一，它像神经网络一样，把附近的人群连接起来，筑成抵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是健康码，还是办公协同软件，还是基于零售业信息化的配送平台，都把全社会紧密连接在了一起，提升了协同效率，加强了凝聚力，而决策层获得了「上帝视角」，也能够提升决策的科学化。

「智慧 — 数据带来更好的决策」，「连接—数据重塑市场和公司」，「信任 — 数据改变了人类合作的方式」。这三点是陈龙拆解数据价值的三个角度。

这三点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维度：提升全社会运行效率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科学度。

比如，可以根据共享单车的潮汐行驶轨迹来指导公交线路的设定，甚至可以让公交线路做到分时刻调整，兼顾上班族和其他居民的出行需求。以及，还可以根据某区域的篮球足球销量对比、收视率对比，来决定该社区的空白场地究竟是用来建篮球馆还是足球场。

大数据的支持，显然有助于科学决策，完善社会资源再分配。

往小了说，是一个社区一个地区的分配策略，往大了说，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

比如，宾州州立大学的 Rohit Lamba 教授就在学术交流上谈到，数据监管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他还结合自己与 Markus Brunnermeier 等学者的工作，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他认为对于数据产业而言，由于产品和服务形态的本质性改变，需要有一个重新来看待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视角。

回顾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告诉我们，每一次生产力的解放与提升，都必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动员组织方式、国家治理方式，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在到来的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会例外，而且其影响只会更加深远。

03 隐私和边界的探讨

数字化的好处不全是正面，也有局部的负面效应，一个例子是金税三期。这一依托于大数据联动的征税机制，确保纳税的无死角，但也造成「水至清则无鱼」的效应，在很多发达国家征管率仅为 40-50% 的时候，金税三期让中国的征管率达到了 80% 以上，实际上过高的征管效率，并不利于藏富于民。

这就是 Tirole 提到的数据治理给个人的限制效应。

欧盟通过实行 GDPR 法案对数据的使用加以规则限制，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过于严格的控制将使地区经济失去竞争优势，推高企业营运成本，降低商业活力，最终受损的仍然是个人。

而对于个人来说，日常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数据流动，一味追求严格的隐私主张，最终导向的就是闭关锁城，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这现实吗？显然也是不可行的。

个人的一切都被以极高的分辨率所记录，赤裸裸地呈现在各类机构面前，这是在数字时代前从未面临过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回答的问题，而且速度要快。

更充分的学术探讨，将有益于达成共识，数字化需要有边界和敬畏心，尤其是对隐私的敬畏。

在研讨会上，来自耶鲁大学著名微观经济学家 Dirk Bergemann 报告了他与合作者的最新研究「社会数据的经济学」。这篇文章全面检视了个人信息在社会中的价值，分析了「数据中介」的作用。

他的研究认为，包含大量个人信息的数据库能够帮助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面对问题的预测，个人信息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让数据中介的存在非常有必要。此外，数据中介可以在抹掉个人信息中可识别成分的同时，仍然能够发挥信息带来的价值。

在此之前，图灵奖得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莎菲·戈德瓦瑟曾参与创办一家名为二元技术（Duality Technology）的公司，该公司发挥的正是这种「数据中介」的作用，即通过一种协同计算服务，在不同机构间分享信息而又不透露个人敏感信息。

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解铃还须系铃人，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许多新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也仍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上来。

疫情之中的大数据使用，也已经注意到了隐私保护的重要性。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苏少林称，疫情发生后，广东利用电信数据资源，分析重点疫区进入广东的用户每天流动情况；同时，对近三年来春运数据、以及节前出省和节后回流手机用户的漫游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避免春运返程出现疫情二次扩散。

关于用户隐私，苏少林称，数据主要用来进行统计性分析，提供人员分布、流动和区域预警信息，不涉及普通人群的个人信息。

我们相信，保护隐私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化，随着技术与相关学界讨论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能够在天平两端找到平衡。

04 数字经济的未来

数字经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黄仁宇曾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中提及「数目字管理」概念，实际上就是数字经济的雏形。他的展望或许也有一些特别的启发意义。

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用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的原话来说就是，「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

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强调用可量化的信息来打造准确且不可动摇的社会基底——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这样的社会将能够真正藏富于民，国民财富实现迅速积累。

当然，由人所组成的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有其不可预知的偶然性，不会完全按照理论中的理想情况运行。但在数字经济的滚滚浪潮下，最起码，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实现未来图景的可能性。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在数字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是缺席的，后进的，并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经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发展，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大国效应」有机会充分释放。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机会。

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数字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提供了土壤养分；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阶层尚未板结，国民拥有很强的奋斗意识，相信靠打拼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中国在全球制造链条中的高权重地位，也将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可以从这里迅速向外部辐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