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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个时代，年轻人总以为曾经的尴尬瞬间会被时间冲淡，比如一个糟糕的发型，一次宿醉的呕吐。照片虽然可以记录这些不得体的瞬间，但它们很难被复制和广泛传播。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即使你成年了，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依然处在被“审视”的状态。而且，由于这些身份和错误变得越发棘手，受到影响的不再只有个体，往大了说，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潜力都可能出现风险。

本期全媒派编译《MIT评论》的研究，解释为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句话对当代年轻人或许是个诅咒。在一切皆可数字化的当下，“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已经产生了新的注解。

无处可藏的数字原住民

2015年，据《纽约时报》报道，全球每年产生10000亿张照片，年轻人贡献比例尤其高。MIT采访过的一些青少年表示，每天拍照300多张，包括自拍、朋友合照摆拍、视频通话截图等类型。光Facebook每天的图片上传量就达到10亿张。

这种连续不间断的文档记录，其实也并非数字原住民们的独创。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们，作为Flickr这种图片社交软件的首批用户，早就在网上分享了儿孙们的幼时影像。但这些影像在未得到用户同意和知悉的情况下，又被上传到其它数据库，比如人脸识别训练系统MegaFace。最终，本来无意向大众分享的照片竟然变成了全网触手可得的东西。

同时，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也是被学校密切追踪的一代。

在学校，青少年用的在线学习工具，其监控范围小到基本的数学和阅读技能，大到日常社交互动行为，学生日常学习和社交中的每一个短暂的动作都会被捕捉。

其它软件如Bark和Gaggle则是出于安全目的监控学生的一切，比如短信、邮件、社交媒体发言，甚至是通过在YouTube上监控“自杀”“枪击”等触发词来观察学生的浏览习惯。如果你发短信给朋友说：“我今儿在课堂上快笑‘死’了”，可能很快会有人来问你是否有自杀的想法。

通常情况下，数字学校安全公司会在30天后删除学生的数据。不过，学校却可以长时间保存数据，一旦有潜在威胁，这些数据也会被执法部门调取。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哪些数据会被安全或学习相关软件收集，也不确定会被储存多久。

最近，3名美国议员向50多家教育科技公司和数据经纪人写了一封信：“对于数据如何被使用，学生们的掌控力是很低的，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被数据收集的数量和类型有多庞大，也不知道究竟谁有渠道获得他们的数据。”事实上，在没有任何清晰明确的监管手段前，任何一个人中学时期的不良成绩或不当行为都可能被卖给职业介绍机构。

被原谅的权利

数据搜集无处不在的世界，青少年们很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举个例子，Twitter上的年轻女孩@NaomiH在2018年8月拿到了梦寐以求的NASA实习资格，兴奋之下发了一条推文：“所有人都给老子闭嘴，我拿到NASA的实习了。”有人转发还打上NASA的标签，一位前NASA工程师看到，评论她言语粗俗。最终，NaomiH的NASA实习资格被取消。

此外，2015年，@Cellla本来要入职德州Mainsfield的Jet披萨店的一个不那么理想的职位，她在推特上说：“呕，明天我就要入职这个（辣鸡）公司了。”这条推文被餐厅老板看到并回复她：“别来了，你刚被解雇了。没钱没工作，祝你好运！”很显然，因为一条推文，Cellla不仅丢了这份工作，可能还丢了以后的其他工作机会。

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因为轻度的冒犯行为受到“惩罚”。2016年，科罗拉多州Canon城高中的一位学生因为一条推文被校长处罚，他在推文里写道：“这里唯一的小丑可能就是音乐会合唱团和他们的妆吧。”点赞的12名同学也领了罚。

这些内容的确不好，但这不就是中二的青少年会干出来的蠢事吗？我们的青少年是不是失去了介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可以肆意探索冒险和不计后果去失败的时光呢？至少如今的大人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时光。

20世纪擅长分析个体发展的心理学家Erik Erikson在1950年出版的《童年与社会》一书中提到，青春期的思想是“介于童年和成人之间的一个社会心理阶段，也是习得品行的儿童时期和习得道德伦理的成人时期的过渡”。青春期是可以享受“社会心理上的短暂停滞”的，不只是经历，还有做决定的代价。

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有不被计较后果的短期豁免权，事实上，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监禁比例中，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但某些社区认为，儿童和青少年可以犯错，也可以有被忘记和原谅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司法会将少年犯和成人犯区别对待。

但对于数字原住民来说，在互联网上的记录，哪怕是微小的错误和尴尬瞬间，都可能成为日后的隐患。这不只是年轻人的困扰，还是整个社会的危机。

完美囚徒

MIT针对年轻人和媒体实践的调研显示，不再探索新想法和新身份，不再拥有不计后果搞砸事情的豁免权，可能会带来两个典型后果。

首先，有人会产生风险不耐受心理，他们会因此错过原属于青春期特有的人生实验。像NaomiH和Cellla一样的年轻人因为行为轻率而卷入舆论后，他们可能会打造自己的网络身份人设，在推文里发布更多成功人士们的启示，而不是从周围莽撞的同龄人身边获得的启发。

领英曾经只允许18岁以上的用户使用，2013年，某些地区的年龄限制下调至13-14岁，到了2018年，全球统一调整至16岁。领英当然不会强调平台上有多少中学生，虽说想找到他们一点也不难。

一个15岁的领英用户说：“我13岁时注册了领英，很简单，说谎就行。领英在谷歌的排名很靠前，我需要它。这样的话，别人一搜索就能看到我职业的一面。”为什么职业形象对一个13岁的青少年来说很重要？她解释称，在她所在的地区，高中入学压力很大。所以，8年级注册领英时，她填上了自己的最新履历，比如，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创立公益组织并担任首席运营官。

这些人可不是少数，“粉饰”个人身份的青少年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但问题是，13-15岁的年轻人，需要在职业社交网站上展示自己的课后活动、学术成绩、学业分数，甚至是影楼公关照吗？大学招生办和人力招聘会去深挖申请人中学时的经历来考量录取资格吗？这只会让青少年们越来越小心谨慎，时刻担心网上的蛛丝马迹是否会让对方认为你无法从事具有风险的工作，也不具备创新能力。

第二种风险可能更麻烦一些，由于随时会被过往纠缠，年轻人可能会在更小的年龄就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观点和政治立场。

2017年，即使已经发现10名学生曾在Facebook非公开群组里分享过有冒犯性的表情包，但哈佛大学依然录取了他们，但在2019年，哈佛收回了给学生Kyle Kashuv的录取通知，他是佛罗里达州枪击案的幸存者，也是直言不讳的保守派立场活动家，但这次退学，和他的社交媒体言论和公开举报无关。Kyle高一时，他在谷歌文档的班级作业里曾多次使用种族歧视字眼。被录取后，他的同学们找到了文档，分享到网上，就此被发现。

哈佛大学让一个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学生退学，这件事值得鼓励，至少可以减少未来学生中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比例。这方向是好的，但并非无坏处。

Kyle被退学时，在Twitter上分享了自己的反应，当然，这种反应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他写道：“历史上看，哈佛教职员工中有奴隶主、种族隔离主义者、偏执狂和反犹太人，如果哈佛认为人不会成长，过去的行为能定义一个人的未来，哈佛可能是一个天生的种族主义组织。”

这番话或许是Kyle为自己找的借口，但确实提出了一个我们可能忽略的问题：一个人的过去是否能定义他的未来？这风险在于，青少年时期就有极端观点的人，如果放任其消极观点滋长，他们的想法将很难被改变。

简而言之，未来，讨厌的小孩依然令人厌烦，愚蠢的小孩始终愚不可及，偏执的小孩依然固执己见。他们的身份和政治观点会被进一步加强，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改变，而是社会拒绝让他们摆脱过去。

在一个偏执和极端主义持续攻城略地的世界，我们无处可藏，这可能是人们未来将面临的最大恶果。

原文链接：

https://medium.com/mit-technology-review/why-an-internet-that-never-forgets-is-especially-bad-for-young-people-72a30dd621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