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与 OFPiX 联合出品，摄影并文丨曲俊燕，编辑丨汪若菡，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11月9日，草场地艺术区，摄影师屈兆恒的工作室门口被贴上了要求五日内搬离的通知。租户们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一处“违建”住房。当晚，大家讨论了所有选项：原因、对策、附近房源、最快搬家速度，但最终无果散去。

清退的“子弹”飞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2月下旬落地。居民们被正式要求搬离工作室。屈兆恒不想离开，但短时间内很难找到符合他要求的空间，只能打包先借住朋友家，来年再想办法。

融入城市还是远离？先求稳活下来，还是不惜代价追求属于个人的体验？在这里，现实和理想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碰撞。

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的一个艺术园区内，写着“艺术”字样的置物架。

留下来再说

屈兆恒在草场地一间画廊看展

草场地是屈兆恒最后的坚持。他的工作室比通州、顺义甚至密云的都贵，在六环外的宋庄，那里差不多大小的地儿年租金才不到3万。但他喜欢这里独一无二的艺术氛围：“这里非常多元化，能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屈兆恒出生于1995年，之前拍过纪录片，艺术、纪实、商业摄影都尝试过，还想过攒钱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摄影进修班。“我的作品比较碎片化，是因为我整个人的状态碎片化，和生活状态不稳定有关。”他和朋友已经合作搭建了一个六七人的团队，照片、短片都能拍，业务眼看着要好起来，忽然要离开，“头都有点晕了。”

“北京这个城市，你不做任何事，它就会消耗你。”屈兆恒的老乡，画家谢正赛说。

屈兆恒的工作室搬离前后

屈兆恒2016年来到北京，在搬到草场地之前，住在谢正赛位于环铁的艺术工作室里。谢正赛一开始劝他，要慢慢来，在艺术圈周边住下来，找个稳定工作。但屈兆恒就是想要先弄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方便搞创作，见朋友”。他是靠借钱把工作室张罗起来的，在这儿住了近一年，还没还清债务。

“我不知道我能走到哪一步，来北京之前目标就是扎根下来，”屈兆恒说，“我在意的是体验和经历不同的东西。”至少，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过上了喜欢的生活，一方面努力接活，一方面种花种草，收集一些老物件，朋友来了就一起聊天喝茶。

张彤在出租屋内，窗外就能看到央美的位置

张彤来北京是“想看看那些自由艺术家朋友是怎么生存的”。2017年，24岁的她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毕业后，在798一家画廊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考上了为期一年的央美进修班，目前正准备申请博士。

张彤把在央美旁租的10平米小屋称为“宿舍”，每月教课加上偶尔卖画的收入，差不多能抵消3100元的房租。

平时，住所和学校两点一线是张彤的常态。她一门心思想把学业和创作完成好，朋友的邀约也很少去，“我总会想我的画怎么办，今天不去工作室怎么办。其他的欲望都降低了。”

她不太愿意说出自己的理想，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想先全力以赴去做。“相较于生活来说，自己太渺小了。” 

姚新会，装置与多媒体艺术家

85后姚新会在草场地的核心地段有一间100平米的工作室，作品已经在不少艺术机构举办过展览。姚新会是先在杭州当了一年大学老师才来的草场地。她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卖画和基金支持。“钱不多，能保证把作品做完。就这样坚持着。”做装置作品的材料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只能尽量减少生活成本。

在一个作品里，姚新会设置了两条轨道，一个物体围绕着轨道转，有时在轨，有时脱轨。背景声音不断重复着“你是很重要的”。

“现在只有靠扩大作品影响力，来冲淡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姚新会说。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活得像个中年

纪乐熙在住所附近的早市买菜。这里菜价便宜，食材种类多，他经常过来。

12月9日，他在银河SOHO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的面试以失败告终，一个实习岗，日薪150元，对方甚至没有要求看他的作品集，他的美术专业技能完全用不上。

300多个联系单位，投出近50份简历，这是纪乐熙在北京3年来招聘软件上的数据。两个多月了，他仍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在北京的经历太‘精彩’了，每年经历那么多事，感觉像过了好多年。”1992年出生的这个年轻人头发越来越少，他干脆剃了光头，“都是被故事压的。”

对着镜子和自己说话，是纪乐熙排解孤单、反省自我的方式。

油画专业毕业后，纪乐熙来到北京。大学时代，他每月至少一次坐火车到798看展。真开始在这里生活，纪乐熙的第一个反应是：“卧槽，无情。”

纪乐熙的艺术梦变动很大，之前想在798做展览，摸索自己想做的艺术形式，也想和很多人一起开工作室，做玩具、动漫和周边，像宫崎骏那样。

“但每次规划都跟实际经历差很多，”3年里，他找的6个工作都和美术沾点边，但跟艺术没什么关系，比如画墙绘、教成人美术班、画装饰画之类。他最不喜欢的工作是在宋庄带高考培训班，虽然每月能拿1万还包吃住，但是艺考培训是打鸡血的事儿，经常加班到三四点，差点把身体拖垮，医生问他“要钱要命？”于是他干到满一年就辞职了，还戒了烟，下决心好好养生。 

从来北京到现在，纪乐熙先后搬了10次家。裸辞后，他从宋庄搬到了798附近，这里“看展蹭课都方便”，而且算是市区，机会多，离朋友也近，相比之下，“村里太孤单了”。为了找工作，他还花一万五报名学了数码插画。

纪乐熙说自己看《小丑》看哭了，觉得特别像自己，“怎么还有跟我一样惨的呢”。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出租屋没有地方放，大部分都搁在宋庄。

“有时候会觉得不公平，付出努力了，却没有合适的机会。”纪乐熙说。这3年里，他不是没有高光片段，但是总差那么一点。这中间，一直支持他创作的母亲去世了，这是他到北京后遇到的最大的坎儿，花了很长时间才振作起来。

“所幸现在状态调整得差不多了，”之前在宋庄带的学生有考上央美的，纪乐熙经常向他们打听有什么讲座可听。“现在00后很强，接触信息也多，我只能不断学才能不落下。”

一次面试结束，纪乐熙看到楼下摆放着几个公共艺术品。红色的小熊，是他在宋庄生活时认识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

近两个月里，纪乐熙发出去了50多份简历，在找工作的同时，他还在画自己的儿童绘本，绘本主角是一对父子，爸爸的形象跟他很像。

“我还是越来越好了，至少从村里搬到了市里。” 

纪乐熙创作绘本里的两个画面，灵感来源于他和父亲的故事。

辗转腾挪北京梦

对于纪乐熙来说，目前他最需要的，是一份稳定工作，一个单独的居住空间，这会帮他找回更好的状态。

而正是稳定这个问题，让姚新会与家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客气的距离”，还有“都不走进对方内心的一种节制”。“父母希望我做教师、公务员。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能做，你怎么不能？” 

姚新会在工作室中调整自己的一件装置作品

 “‘会’字是人在云上，不接地气。”姚新会的朋友小唯这样评价她。但除了自由艺术家，姚新会没办法想象自己去做别的工作。她首要的任务是不断创作，提升作品的影响力，争取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至于家人与社会上惯常的看法，她一点也不在意。

小唯

与姚新会相比，小唯更在意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人都在说“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真正做到的人很少。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小唯一直在践行着这个目标。2015年，27岁的她从成都来到草场地，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想“体验一下北方那种住平房的生活。”

小唯和男友住在草场地的两间平房中，与音乐、书籍为伴。她很满意自己的状态：作为自由职业者教学生弹钢琴，在教育中获得成就感；每天睡到自然醒，起床晒太阳、喝茶，有充足的时间和心情练琴、看书、听音乐、发呆……

“你得控制欲望，花最短的时间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不要被世俗生活过度羁绊，”小唯说，“当然，这样做你得有勇气失去很多。”

梦想总比现实少一环

艺术家们的聚居生活，未必会因为有相同的追求而“情投意合”。有画家说，艺术区里最容易分出三六九等，因为信息通畅，谁怎样了大家心里都清楚。

无论在宋庄还是798，即使在人堆里，纪乐熙在北京也经常“极其孤单”，这个时候他靠画、写、对着镜子自说自话来保护自己。

但身边有与自己相似，或更加特立独行的人，确实会增加年轻人们坚持这种生活的勇气。姚新会说：“跟你相似的人就在身边，你就会觉得这世界还挺好的。”她在草场地认识的朋友五花八门：做实验声音的、搞雕塑的、画画的、写剧本的、在画廊工作的，还有艺术媒体撰稿人。除了艺术圈，这里还有村民、打工者、在望京上班的白领、做调研的外国学生们。

北京顺义，小唯在一场冬至夜的party上唱歌，这场活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的参与。

一个能够容纳艺术家的社区必定有很大的包容性，一旦被市民顺利接纳，这一区域就会像个多元生态的熔炉，铸造出各种新的人际关系——艺术渗入了这一区域的毛细血管。姚新会几幅描绘声音的画就挂在草场地村里的一家米粉店中，在米粉店旁边的小空间做展览时，也时不时有村民进来瞧瞧，“他们其实挺想看看你究竟在做些什么。”

草场地一家米粉店里，挂着姚新会的绘画作品

米粉店的老板可谓这个杂糅生态圈的冷静观察者：“房租太高，年轻人活不下去，但做当代艺术肯定要跟城市发生关系。”

搬离草场地，屈兆恒很快就想开了。劝他不要做工作室的朋友现在也安慰他：“至少你经历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跟房东和各种人打交道，进入这个状态是对的。”

“没有最理想的状态，只有无限趋近，”屈兆恒说，“只要不被压力压死，就轮到我了。”

梦想总比现实“少”一环。幸运的人给了梦想一个伸张的可能；更多的人存活下来，却被工作和生活一点点磨掉棱角。在城市的深水中，一个个小泡泡，非常微弱地“噗”了一声，碎掉了。

屈兆恒和朋友走在草场地的居民区中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