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撕裂的一生:女性题材照进男权社会现实

“韩国女给出9.12分,而韩国男给出1.45分”的现象级电影。

文|娱乐独角兽,作者|Mia

“女孩子嘛,不需要读太多书,有一张漂亮的大学文凭当作嫁妆,当个家庭主妇就可以了。”很久以前,一名同班的韩国女孩对笔者的一位朋友说道。那是一所全世界排名TOP20以内的艺术类院校。在听到这句话的当下,以及朋友转述的瞬间,彼此都难掩震惊:21世纪了,还会有人信奉这样的观点吗?但她并不是唯一抱持这样看法的韩国人。

在阅读和观看《82年生的金智英》书籍及电影时,这个疑问得到了解答:韩国女性,她们被牺牲着,也被塑造着,渐渐对男权话语体系深信不疑,比如“贤妻良母是女性的终极价值追求”“女性随年龄和容貌衰减而贬值”“职场女性终究需要回归家庭”,并奉之为真理。

近日上映时,许多韩国女性因感同身受而在影院抽泣不止。尽管性别歧视乃至性别暴力问题在中日韩三国都并不罕见,不过,韩国显然是其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因此引发了韩娱圈络绎不绝的女星自杀悲剧。

这是一部在Naver网站上,“韩国女给出9.12分,而韩国男给出1.45分”的现象级电影。在豆瓣上同样评分高达8.7分。当女性电影照进男权社会现实,引发的无尽争议与衍生讨论带来的社会影响,早已超越了电影作为娱乐载体的意义本身,而上升到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社会意义。而如何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爆款,韩国电影也作出了可借鉴的示范。

金智英身后的性别暴力

金智英,这是80年代生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女儿,妻子,母亲,她们被称之为“XX太太”“XX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自我和事业,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在职场上,她们无论多么能干努力,也无法得到同辈男同事的头衔职位,一层看不见的天花板挡在她们头顶上。女厕所里安装了摄像头,金智英的朋友被偷拍,男上司拿到照片后没有报警而是传阅。在家庭聚会时,她们变成了“透明人”——在厨房里忙里忙外,无人关心她们累不累。在孩子哭闹时,她们又变成了众矢之的。

重男轻女无处不在:父亲出差,弟弟得到了昂贵的钢笔,金智英得到的是练习本。过节时永远只能回婆婆家而不能回娘家,被婆婆不停使唤。弟弟探望金智英和外甥女,问父亲智英喜欢吃什么,父亲回答红豆面包。到了智英家,她却笑着说:“女儿随我,从来都不吃红豆面包的,吃倒是也能吃,但是会把红豆抠掉,我爱吃的是奶油面包啊。”

观察某事物是否合理,只需双方角色身份对调一下,情况立刻改变。女主长期负担着主要家务,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丈夫稍微做点洗碗的活儿,立刻被视为“完美”“智英何等的福气才能找到你”。颇具天赋的女主金智英(郑有美饰演)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数年,而当孔刘扮演的丈夫郑大贤表示,可以申请休假在家带孩子让妻子去上班时,婆婆对金智英怒骂道,“我儿子的事业才刚起步,你想毁掉他的人生吗?”

电影里有部分取材自作者赵南柱亲身经历的情节。比如金智英打碎了一个咖啡杯,被旁边路人蔑称为“妈虫”(网络用语,“妈妈+虫子”造词,贬义,指没有收入,专靠老公,在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或是在公共场合无法管教喧闹幼童的全职妈妈),就是赵南柱本人曾经亲身接受过的辱骂。

最令人震撼的是片中带有一丝奇幻色彩的设置:得了抑郁症的金智英偶尔会被自己的外婆“附身”,变身成另一个人。通过回忆,观众看到这样的男女不平等可谓代代相传:金智英的妈妈成绩很好,却为了供养哥哥读书当了女工,怀了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只能被迫流产。通过“变身”,借智英之口,喊出了外婆从未来得及传达的心声:“我也想让我的女儿回家啊!”“女儿啊,对不起……”

事实上,女主的人生配置已经算得上是“高配玩家”,她没有经历家暴,出轨,有一个“完美丈夫”。更多不及她幸运的韩国女性生活在更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将笔墨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细思极恐的司空见惯现象,使得原著和电影遭到了许多韩国男性的激烈抵制:原著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销量过百万册摘下多个榜单第一,获得总统文在寅推荐。

但偶像组合Red Velvet成员Irene在ins PO出了这本书,就被贴上“女权主义者”标签,被男粉丝Anti、烧掉照片。女主郑有美(郑裕美)遭遇组团式网络暴力。

有网友仿原著写了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勋》,讲述男性需要面对的兵役、彩礼、婚房等沉重负担——但这刚好只是男女不平等带给男性的另一种桎梏。《韩国先驱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20-30岁男性中,有超过76%的人持“反女权主义”的观点。本片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2019年韩国预计将创下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的原因。

与《82年生的金智英》同期被热议的是一部金球奖热门之作、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婚姻故事》。后者因为在婚姻里逐渐迷失了自我,而毅然选择离婚。而金智英遭遇的一切,后者是无法想象的。所处社会差异,导致意识形态表达阶段也天差地别。

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启示录

现实主义题材是近年迅速崛起的韩国电影最令人瞩目的一面大旗。这与其创作环境不无关系。

80年代,韩国展开了广泛的民主化运动,电影界人士将1973年修订的电影法视为“恶法”加以抗议,1985年第五部电影法规定,将“许可制”改为“登录制度”, 保障独立出品公司的自由活动,电影制作公司从20个迅速增长至120个。

1980年,电影制作者协会和影评家协会提出“取消对电影剧本的事前审议”提案,1987年《电影界人士101合同决议》要求进一步放开题材,1996年对电影事先审查制度被判违宪。1990年,青龙奖恢复,1996年釜山国家电影节启动,另外,反对直配进口电影的斗争也有利于本土电影崛起。

当政治、犯罪、法律、性等最容易挖掘复杂深度的敏感现实题材都不再是禁忌,再加上国家政府以及民众的支持,尽管有着市场狭小的不利因素,韩国类型片的飞速发展也并不令人意外。在此背景下,2011年,根据韩国光州聋哑障碍人学校仁华学校性暴力真实事件改编的《熔炉》上映,该片推动韩国出台《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

2013年,根据未成年人被性侵事件改编的《素媛》上映后,韩国民众多次举行集会游行。该片与《熔炉》共同促进了韩国反性犯罪法案的进步。

同年,根据前总统卢武铉担任律师期间的“釜林事件”为原型创作的《辩护人》上映之后,次年2月份将片中的五位人物原型最终改判为无罪。

从反映儿童拐卖问题的《亲爱的》,到豆瓣评分9.0分、成为去年票房冠军的里程碑之作《我不是药神》,到反映家庭教育问题的青春片《狗十三》,再到今年11月上映,反映校园暴力和教育问题的黑马之作《少年的你》,现实主义始终是创作脱离悬浮回归本质引发集体共情的良药,对社会问题发出拷问和推动社会机制变革的力量,也是当下政策所倡导的创作方向。

那么,中韩两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哪些启示?纵观上述成功作品,大多把现实主义与治愈系、黑色幽默等其他元素进行了结合,或是进行商业类型片包装,为其带来了商业表现方面的保障;“主旋律现实主义”或将成为未来主流的安全范围选择,例如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中国机长》《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

电影可能是弱小无力的,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现实,就如同《82年生的金智英》引发整个亚洲范围内的讨论,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韩国男尊女卑的现状,但至少,种子已经被播下;电影可能也是强大有力的,时间流逝,不合理的法案会更改,领导人会更迭,而有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影片仍然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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