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大解放时期，产生了灿若星河的诸子百家，其中有两支发扬光大，一支是儒家，另一支是法家。秦始皇时曾经焚书坑儒，独尊法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后来居上，成为显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统治了一切。老冀一直觉得，汉武帝之后2000多年的中国一直都是“儒为表，法为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深深植根于本土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的思想自然也离不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熏陶。这点跟老冀在印度看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的统治，特别是近200年英国人的统治，很多印度企业家表现得非常西化。

回到中国，老冀有幸在这个商业英雄时代做了将近10年的记者和观察者，有幸与两代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柳传志、任正非、马云、马化腾或者有过直接的采访，或者有过近距离的观察。老冀发现，他们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企业家。

柳传志和任正非是中国最早的一代创业企业家的代表，两人都出生于1944年，都是过了不惑之年才创业，他们创立的企业都发展成了真正的跨国公司。不过，两人的管理思想却有很大的不同。

柳传志有句管理名言“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老冀觉得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人治”思想。柳传志一向强调，具有优秀品格和管理水平的“带头人”是最关键的管理要素。2001年为了解决联想同时发展自有品牌和代理业务，而杨元庆和郭为两位带头人不“兼容”的问题，柳传志不惜将当时的联想分拆成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后来联想控股在发展私募、农业等业务的时候，也是经过反复考察，等到领头人赵令欢和陈绍鹏到位之后才放手去做。这些年柳传志也参与过君联资本（原联想投资）、弘毅投资、联想之星等投资项目的论证，每次他都向投资团队强调，必须找到合格的领头人，为此他还与这些被投资企业的带头人面谈。

柳传志还经常说一句话，“把联想办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这也是儒家“家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联想大家庭当中，联想人更多地把柳传志看作是一位慈祥的大家长，大家尊敬他，但并不怕他（早期跟他一起创业的人除外）。

对外，柳传志也是长袖善舞，联想一开始是“国有民营”，与大股东中科院相濡与沫，一直到2009年联想控股才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平滑地完成了过渡。在老冀看来，柳传志非常善于跟政府沟通，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任正非则是另一个极端。在老冀看来，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更多地来自于法家。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华为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缜密无比的机器，滚滚向前。

任正非一向强调，华为没有个人英雄存在的空间，强调集体奋斗。除了任正非和孙亚芳，很多人恐怕说不出华为还有哪些高层管理者。在法家秩序井然的管理体系中，所谓的高层管理者都只是螺丝钉，随时能够被替换。这种对“法”的极度重视让华为有着超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却似乎少了点人情味。例如，华为早期规定，代表处的负责人不得本地任职，这个规定就让一些夫妻不能团聚。很多华为海外市场的高层也是今天在英国，明天就被派到日本，不会考虑家属的情况。

老冀认为，法家更强调制度，弱化个人作用，法家的管理思想反映到企业层面，必然是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对各业务板块的控制。虽然华为已经发展到了年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却仍然是一家完整的实体公司，仍然聚焦在通信这一个领域。即使华为从2011年开始大力独立发展企业和消费者业务，仍然采用了事业部的体制，保持对这两块业务的绝对控制。

为什么柳传志和任正非会形成如此不同的管理哲学呢？老冀觉得，这与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有莫大的干系，而每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往往与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我们先看看儒和法这两种思想的产生环境。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周朝后期“礼崩乐坏”有很大关系，孔子有感于此而强调“三纲五常”，这是一种精英意识；而法家思想则更强调“论功行赏”，它当时代表的是新崛起的地主阶级而非传统贵族的利益。

刚才说了点背景，老冀再拉回到企业家。柳传志出身于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仍能够上大学，毕业后进了科研院所，他更倾向于精英意识的儒家思想；任正非的父亲由于解放前在国民党军工厂做过会计而一生不受重用，他小时候生活很苦，经常食不果腹，好容易参军了却由于出身没升上去，最后随着裁军大潮留在了深圳。老冀觉得，他更喜欢“反潮流”的法家思想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老冀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一直都是“儒为表，法为里”，儒法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是如此，他们一直都是“儒法合一”。

柳传志外在的表现是“儒”，但是内在仍然非常注重“法”。联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不能触犯的“天条”，每位加入联想的员工无论职位多高都要接受“入模子”培训，开会迟到无论级别多高都要罚站，家属不得在公司任职，类似的“法”还有很多。

任正非在强调“法”的同时，也有“儒”的一面。比如他在管理中也强调高层管理者要有“灰度”，不要“一凶二恶”。在公司经营中坚持的“深淘滩低作堰”，也有很强的儒家思想的意味。

也许正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深谙中国文化和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真谛，两人才得以惺惺相惜。

老冀观察，在新一代企业家当中有两位也通晓此道，他们就是互联网行业的“两马”：马云和马化腾。

马云更多借鉴了“儒”的思想。阿里巴巴的文化感和仪式感与联想有一比，在公司经营方面马云也是强调在文化认同前提下的充分授权。如今的阿里已经拆成了电商和金融两大块，电商还拆成了25个事业部。

同在深圳的马化腾显然受到了任正非更多的影响，如今的腾讯管理者当中，有大量来自华为。腾讯也更强调对业务的统一控制，更强调制度。腾讯的产品线看起来似乎种类繁多，但仍然基于一个业务平台和技术平台。

两马也是学到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儒法合一”精髓的新一代企业家，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他们受到的羁绊也更少，这也使得他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还能够融会贯通更多西方的优秀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管理上的成就也许会超过他们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