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数字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为钛媒体「硬核博物馆」专题的第三篇文章。点击专题链接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博物馆，正在与一场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相遇。

事实上据钛媒体了解，「博物馆数字化」的概念提出已有十余年，这期间，从博物馆运营者的心态，到受众对博物馆体验的需求，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展品配合LED屏、投影和动画营造光影氛围，借助3R与观众实现虚拟互动，在博物馆界都已不是新鲜事。对于未展出的藏品，观众也可以足不出户观赏到，还可以更为细致的360°无死角“把玩”。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传播层面的多媒体化、交互性与传授关系上的多元与自由。仅就中国本土的博物馆而言，技术已经对博物馆的面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数字技术改变了博物馆管理藏品、研究、策展和与观众建立关系的方式等等。

如今，博物馆们纷纷开始讲述自己的“数字化”故事。

然而，博物馆的技术“进化”过程并不容易。博物馆对藏品“公共性”认知的不足、因政策问题导致的资金的缺乏、跨界人才的稀缺和数字化内核“故事性”不足，这四大问题或困境，使博物馆依然难以满足受众对数字化的期许。

困境一：对博物馆的“开放性”使命认知不足

在钛媒体与国内多家与博物馆有过合作、或有意象合作的技术供应商们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技术越来越完备的趋势，这些供应商均告诉钛媒体，但凡是适合拿来做数字化展示的藏品，只要有配套合适的解决方案，技术层面的实现并不是难点。

什么原因呢？

国内某民营美术馆的策展人士告诉钛媒体，中国博物馆做数字化的障碍在于：艺术类博物馆对藏品的“公共性”缺乏认知。

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当有关机构希望推进北京某艺术馆展品的数字化时，该博物馆机构认为，艺术品的全方位数字化会使得原本只属于馆藏的资源共享给了全社会，艺术馆会失掉对作品的“独占性”，由此，馆藏作品就缺少了其稀有价值——类似的观念，从源头上阻塞了我国数字化的进程。

《可视的艺术——从教堂到博物馆》一书的作者李军曾谈到，

现代博物馆在模塑的过程中对于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咸宜的选择，针对所有人开放的性质，给予任何人欣赏它的权利，直接促成了博物馆公众普适性的生成。

也就是说，对所有公众的开放性原则，才是现代博物馆应该履行的使命。

在海外，就不乏这种“因开放而受益”的博物馆案例。201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与微软、麻省理工合作，通过“开放获取计划”（Open Access Program）将其所收藏的、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37.5万幅画作全部公之于世（注：在国际上，画作和著作的原作者死后70年内，该作品的版权归属创作者家属及其后人，此后作品便进入了公有领域），这些画作可以下载、复制、更改，甚至用于商业用途。

大都会博物馆可下载的、进入公共领域的图片

大都会博物馆数码部门主任洛伊克·塔伦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博物馆正在用心探索在数码时代敞开大门意味着什么，确保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接触到大都会博物馆，尽力减少世人与激发他们灵感的艺术品之间的隔阂，这是我们的全球目标。”

目前，包括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耶鲁大学艺术馆等在内的多家博物馆，也加入了开放资源的阵营，可见对于美国的艺术馆来说，资源开放的普遍意识已经形成，甚至渐成风潮。

不过，无论是民营抑或国营的博物馆，想要积累大量的传世馆藏作品，也绝非一日之功。

除此之外，如何在版权问题与公共开放性之间寻求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是艺术馆行业需要思考的另一个议题。

在这一点上，国外也有相对成熟的案例可循。

钛媒体此前曾深度介绍了科技巨头谷歌在全球推出的 Google Arts & Culture 项目。该数字化项目对艺术、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做出了很棒的尝试——把全球1000+博物馆搬到了线上。

从2012年开始，Google Arts & Culture在收获了文化拥趸的众多好评；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过一些版权纷争。

属于谷歌版权的博物馆内景（该图片由钛媒体经官方App获得）

最终，Google Arts & Culture 就平台上收录的现当代馆藏品，与众多博物馆达成了如下共识：

「网站上展示的艺术品的高分辨率图像归博物馆所有，这些图像可能受到世界各地版权法的限制，不能下载，但是链接可以分享到社交平台，促进文化传播；虚拟博物馆中，展馆的内景图像版权归谷歌所有。」

借此，平台与博物馆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利益平衡，又保证了受众的权益。Google Arts & Culture 在版权归属上的探索，为国内互联网平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板。

困境二：“非盈利”悖论

不可否认，如今在中国，主动拥抱技术、寻求外部合作的博物馆越来越多；钛媒体还在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本身对数字化并没有太多排斥，有些管理者甚至对此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这极大提高了博物馆尝试数字化手段的效率。

例如，在一些比较顺利的项目中，在技术设计环节，博物馆管理者可以充分尊重并理解设计师的想法，并且能够积极地推动项目结款、审批等一系列流程。

也就是说，相比于“技术想改变什么”而言，博物馆方面主观推动项目进程的意愿，更为重要。

然而，在中国的展馆博物馆行业，很多客观因素会限制博物馆管理者的“意愿”，尤其突出的一点，是民营展馆客观上资金的不足。因此，一位接受钛媒体采访的某技术供应商人士表示，困扰他们推进数字化项目的问题在于——博物馆在数字化方面有限的预算，难以hold住其提出的过高数字化方案，彼此的供需之间无法匹配。

而博物馆资金来源如何解决，在国内外方式不甚相同。

据央美馆长张子康、今日美术馆设计馆执行馆长罗怡合著的《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一书所述，“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免税”（尤其是“同额免税”）为核心，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艺术社会化运行体制。”

所谓“同额免税”，即指个人或企业可以将捐赠给艺术馆的资金百分之百用税收抵扣，换言之，这就是根据个人意愿对税收进行的细分分配；此外，在英美等国家，博物馆的资助人还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身份，获得名誉，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相比而言，《中国的美术馆发展现状》中提及了国内的免税标准：

美术馆所接受捐赠的部分，美术馆方可以享受免税；提供捐赠的组织或企业可将相当于捐赠额度12%的企业成本进行免税。

显而易见，这与欧美国家的“同额免税”相去甚远。对于有心扶持展馆的企业与个人来说，没有渠道获得足够的回馈与认可，使之失去了付出的动力。

而早在1999年，一项美国博物馆学会的统计即显示，向政府申请拨款的美国博物馆中，政府拨款在博物馆的资金中占比为27.9%，个人或组织捐款平均为32.3%，博物馆的商店、参观门票和出版收入平均占28.6%，其余来自博物馆自己的母基金。换言之，对于美国艺术博物馆来说，社会筹款在上世纪末已占到了展馆收益的近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企业与个人的捐赠，在成熟的博物馆体系下，原本是脂厚膏肥的一块蛋糕；而“非盈利”模式，看起来更像一个悖论，唯有理想主义的泡沫。

困境三：跨界人才稀缺

“作为技术提供方，我们不仅能够提供技术，更希望将创意成为我们的核心卖点。”提供虚拟现实技术的供应商MCM 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说，“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跨界人才，太少了”。

数字化技术想在博物馆充分应用，人才是挑战之一。博物馆运营者首先要面临的是，怎么解决博物馆从业人员知识单一的矛盾、培养更多技术与文化兼容的管理人才？

从国外早期可以借鉴的数字化管理经验来说，首推的还要算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本世纪初，大都会博物馆就设立了“首席数字官”这一职位，该数字官带领着一个70人的团队，与首席信息官（CIO）、首席技术官（CTO）、市场总监（CMO）和首席设计官（CDO）合作，共同探索博物馆数字创新的实践，从顶层设计上为数字化搭建了优质的框架。

在2017年下半年，为解决文博产业人才断层问题，英国专门设立了“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项目，其目标是利用跨学科成果，特别是“后数字化博物馆”理念开展学术研究，为博物馆员工数字素养提供转型框架。

英国为博物馆从业者搭建的“转型框架”，对博物馆“数字技能”进行了详细拆解

“一个接一个”项目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有助于解释博物馆行业内数字能力缺乏问题的根源，而更令人欣慰的是——它已经提供了一个关于数字化技能的需求、供应、应用和发展的生态系统，为如何去打造一支具革新能力的、有创造性的、有信心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博物馆员工队伍描绘了崭新的宏图。

困境四：博物馆数字化如何“讲故事”？

讲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并不等于以低俗化为代价来讨好、迎合大众的做法。

钛媒体曾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博物馆纷纷成为“网红”，但代价是什么呢？这其中的代价，可以说是“脱离了博物馆本身应有的文化传承职责”。

对于中国博物馆而言，加上二维码、把文物基本信息介绍转化成音频、增加互动......就完成数字化了吗？当然不够。

大众需要的还是更有参与感的数字化产品。在国内的数字化案例中，我们注意到了上海博物馆网站“每月一珍”栏目的尝试。

“每月一珍”是上海博物馆运用全新的数字化手段，将附着于实体文物上的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以多媒体形式，用感性和理性双通道的方式向观众进行传播的一种尝试。让观众不仅看到博物馆的“博大”，更体会到博物馆的“精深”，与此同时，观众可以在多种形式、不同观点的立体维度中建立对博物馆藏品的自我认识，真正形成参与型、思考型的学习习惯，提升观众的文化认知兴趣和能力。

如在展示唐代思惟菩萨像时，就从其在印度的产生渊源、从南亚向东亚的传播途径、造像形式、意义的变化、西方艺术中同类主题的作品对比等入手，将单体文物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中考察，由点及面地反映出它深厚丰富的文化价值。在艺术设计上，也专门针对网络阅读做了优化，图片和文字的关联性很强。

藏品可以数字化，观众喜好也可以数据化。从目前的国内各博物馆对数据的采集、处理、整合、分析、开放等情况看，要进行建立于庞大真实数据基础上的大数据应用，条件还并不成熟。仅仅是最基础的数据采集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更不用奢谈整体平台的支持。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博物馆不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博物馆大数据应用的尝试。

去哪儿寻找到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开启大数据应用呢？南京博物院数字馆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南京博物院数字馆由实体馆和网络虚拟馆构成，馆内集合了“分列式多屏幕”、“透明屏”、“二维码”等多媒体展示形式，并采用“实时抽象”、“动态捕捉”等数字技术，将空间、装饰与媒体硬件以及数字内容结合，营造立体丰富的展示环境。网络虚拟馆在线复原了实体馆的空间和内容，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参观欣赏。

数字馆随处可及的二维码、触屏游戏使展品与观众的互动成为现实。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将当时的所思所想记录在展馆的大屏幕上；轻触屏幕，就可在地图上追随汉、隋唐、明清中西交流的轨迹。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小朋在谈到建设数字馆的构想时说：

传统的博物馆，没有收集来自于公众资源的通畅渠道，数字博物馆是实体博物馆和虚拟博物馆的结合体。在这座博物馆里，虚拟博物馆成为联结公众的桥梁。通过虚拟博物馆，公众探索历史，质疑、补充、研究、发展历史结论，公众在博物馆里存放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博物馆展示公众的各类研究和情感。

在张小朋看来，“一座博物馆可以为未来保存当下，使普罗大众成为未来研究的个体标本。” 

从“一种工具”向“一场革命”进化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拥有一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明显提高，从40 万人拥有1 个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 个博物馆。以中小型博物馆展陈系统投资5,000--6,000 万元的基准计算，即使全部建设成中小展馆也将有千亿级市场需求空间。

虽然国内博物馆数字化的实施存在诸多障碍，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打破思维疆界，探索更适合自己的数字化方式，如陕西省正在探索建设“陕西省级数字博物馆群”，并已初具规模：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实体体验馆、陕西文物之声网络电台、陕西数字博物馆移动馆等“互联网+博物馆”的多种展示形式，从多个角度实现让观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一些经典案例也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譬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这个由哈佛大学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和中国北京大学联合开发的项目现在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查询界面

正如上述《纲要》所提出的目标：博物馆数字化的理念，也将逐渐从“一种工具”向“一场革命”进化。

大量的技术工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已经可以较为充分地运用在搭建数字安防集成管理平台、文物保护大数据平台、境内外异地展览等各个方面。除了把技术应用于博物馆运维本身，管理、研究、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能逐步融入数字化理念，才能真正开启“一场革命”。（本文首发钛媒体，采访、撰文/陶淘、丛笑，编辑/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