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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挑一的网生艺人,千篇一律的网红“陷阱”

摘要: 时至今日,有一个共识应该被初步达成,即“网生”与“主流”并非对立双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大静

“摩登兄弟”绝对算得上2018年的现象级,一曲《讲真的》截至目前在抖音上斩获了886万个点赞,80万次转发,其主唱刘宇宁也因此一唱成名,“养活”了整条丹东老街。

数天之前,《歌手2019》(以下简称《歌手》)官宣刘宇宁以1467482的高票当选第七季第一轮全民举荐踢馆歌手。从“网生”到顶级主流舞台垂青,刘宇宁迎来了歌手生涯的荣耀时刻。

然而,剧情随即反转——《歌手》官宣后,网络上的质疑声接踵而至,网友的“攻击”看起来有理有据:搬出刘宇宁粉丝的“碰瓷”先例、郑钧说的“排行榜上都是屎”、吴亦凡名动中外的粉丝刷榜,极端一点的说他“败坏乐坛”,收敛一点的评价其“唱歌可以,上歌手不行”,凑热闹的要看“神仙打架变神仙虐菜”。

走红以来顺风顺水的刘宇宁大概没有遭受过如此大规模的网络群嘲,录制完《歌手》7小时后,刘宇宁发长文致歉,称“一夜未睡”、“请所有不开心的人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刘宇宁一例折射的是网生艺人当下面临的困境:他们之中不乏满身才华之辈,甚至当初的窜红,多半也是一身才气外露,引来全民转发点赞。然而矛盾的是,这些网生艺人声名鹊起后,却一直游走在网络之上、主流之外的狭仄地带,如若走入主流,便会受到“到了不该到的地方” 、“肖想了不该想的东西”的质疑,面对的,是观众和网友早已预备好的群嘲。从那一刻起,他们曾倚仗的“民间支持”,便走到了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网生艺人”诞生,历史遗留“雷点”

在大众语境中,“网生艺人”与“网红”概念雷同、难以区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网生艺人”属于“网红”的一种,但却与靠博眼球出位,满足网友一时审美、深丑、猎奇心理的网红;雪梨、张大奕般开店卖衣服的淘宝网红;papi酱般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KOL式网红并不相同。所谓“网生艺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有一技傍身,并以此走红。

早期的网生艺人以网络歌手为代表。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使得音乐脱离了实体磁带和CD的桎梏,进入到网络聊天室、论坛贴吧、播客和视频等新型宣发阵地中,一批网络歌手借着免费、开放的早期红利迅速窜红,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雪村、《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两只蝴蝶》《你是我的玫瑰花》《兄弟抱一下》的庞龙、《那一夜》的谢军、《白狐》的陈瑞、《求佛》的誓言、《香水有毒》的胡杨林……均是2001-2010年间走红的网络歌手样本。

这期间,内地流行音乐被港台碾压,五环内的白领文青们听陈奕迅、王菲,年轻一辈听周杰伦、蔡依林,老一点儿的听罗大佑、李宗盛。五环之外,网络歌手们守住了彩铃市场,让内地乐坛不至于那么“窘迫”。而随着免费音乐时代的逐步终止,网络歌手们慢慢淡出大众视线。

笔者认为,网络歌手为如今网生艺人的发展埋下了两个雷点:其一,因自身水准有限和对早期互联网受众的刻意迎合,网络作品与俗、口水化、无内涵划上了等号,让网友形成了刻板印象;其二,网络歌手缺乏专业团队的包装和炒作,职业生命力往往局限在音乐领域、与作品生命力挂钩,“昙花一现”由此成为大众对网生艺人的预设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对网络歌手最早、最猛烈的攻击并非来自普罗大众,而来自“专业人士”。

彩铃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线上音乐付费,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彩铃业务的收入为25亿元、2006年为67亿元,而据网络消息,《等一分钟》《狼爱上羊》《秋天不回来》等歌曲彩铃业务收入均破1亿,《老鼠爱大米》单月彩铃下载量达600万次,创下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花费真金白银的普通用户显然不会有网络歌曲“低俗”的自知,“专业人士”却炮火猛烈。同样参加本季《歌手》的杨坤,早在2006年就将网络歌手类比“牛鬼蛇神”,称其没有质量、让内地音乐倒退15年、残害下一代。歌手陈琳则评价“完全没有编剧、制作,只适合放在网上,由大家免费下载来听”。200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报社联合众多乐坛知名人士召开“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的座谈会,《狼爱上羊》《那一夜》等均成为会上“批斗”的对象。

唱火了《伤不起》《QQ爱》的王麟形容包括自己在内的网络歌手群体“是百度MP3、中国移动彩铃等互联网产品下的产物,直接面向大众,要多通俗有多通俗,会被部分人厌恶甚至攻击,尤其是音乐人和媒体人,因为我们没经过他们的把关直接面向大众了”。

在诞生的初期,在抢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尽管民间喜闻乐见,但在主流声音里,网生艺人已因自身和外部因素落了下风,不敌乐坛老炮、不敌选秀歌手、不敌影剧综内的其他工种,落入了艺人食物链的最末端。

失控的舆论,被忽略的事实

随着互联网产品由声音覆盖到视觉,所谓网生艺人,也不再限于出作品的网络歌手,快手上喊麦走红的MC们,斗鱼和虎牙上直播唱歌的冯提莫、陈一发、莉哥,抖音上翻唱出名的摩登兄弟、高火火、跳舞的代古拉K等都是新一代的网生样本。

这些艺人在各平台有着惊人人气,快手MC高迪坐拥3240万粉丝,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7154万次,摩登兄弟在抖音上有3650万粉丝,发布的作品共计收获2亿点赞。然而,平台相对固化的内容展现模式极易让网生艺人们“重复”生产。同时,网生艺人们需要高曝光率维持人气。海马云大数据和秒针系统联合发布的《2018抖音研究报告》显示,发布了100条以上作品的头部内容发布者已经占比10.3%,“明星一条保流量,达人需量变引起质变”。以量取胜,使得网生艺人极易陷入创作瓶颈。

熬出头的网生艺人在各平台中“收割”名利,MC天佑曾向媒体表示,因为草根网友的打赏,自己“喊麦”三年赚了6000多万。“钱景”吸引了大批新人涌入行业。如此一来,内部是创作上的“后继乏力”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外部是近一年来监管层对互联网“糟粕”的严阵以待,网生艺人亟需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然而针对网生艺人的晋升渠道却“缺位”了——官方2006年开始打造的“中国网络音乐节”举办六届后消失踪影,领域内进阶无望,摆在网生艺人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向主流靠拢。“入流”,成为了大部分人的选择。然而,从天佑、冯提莫、刘宇宁等人的发展不难看出,走入主流,也是网生艺人消耗掉路人缘走下神坛的开始。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IronMic老英雄大狗、成都说唱会馆的“硬菜”Ty.、在“地下”拿过十多个冠军的小青龙等登陆《中国有嘻哈》后反而flop,一直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幼稚园杀手”却簇拥者众,一首diss吴亦凡的歌在网友支持下甚至扛过了流量粉丝的攻击。玩摇滚的臧鸿飞走上《奇葩说》后名利双收,却也自嘲“有钱是摇滚圈的原罪”。

这一次,专业人士或是迫于流量粉丝们的战斗力偃旗息鼓,普罗大众却“越战越勇”。

“网生”成为了网友打不得的“七寸”,《歌手》被网友评价“向粉丝经济低头”。而这背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被忽略:抖音、快手、斗鱼等平台走红的艺人,与曾在大街上被星探发掘、在各类歌唱比赛中冒头的艺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水准的高低,而在于曝光平台的不同。

“网生”与“主流”并非对立双方

时至今日,有一个共识应该被初步达成,即“网生”与“主流”并非对立双方。

在社交媒体生态的环绕下,甄选、制作、宣发、炒作等造星全流程均在“线上化”,换句话说,中国再难出现避开“网络”走红的艺人了,如《歌手》般的主流舞台,如果刻意忽略网生群体,反倒是一种自我封锁。

在美国,网生艺人们早已成为“格莱美”常客,贾斯汀·比伯、卡迪·B、爱莉安娜·格兰德、特洛耶·希文等社交网站走红的歌手都是欧美音乐市场的“扛鼎”之力,YouTube、Instagram也成为新人走红的重要途径。

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网络,会拉低“质感”,让艺人们陷入群体印象的“洼地”?

近两年来,向市场输出网生艺人的平台主要集中在短视频、直播领域,而两个领域均经历了野蛮生长阶段,无论是平台内容还是平台上的主播、艺人们,都带来了不少市场乱象,引发了不小争议。网生艺人与平台之间的强关联使得其在口碑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后的发展也难以摆脱平台的影响。

对网生艺人来说,要打破群体印象,仅靠自发性地淡化平台标签、走入主流市场远远不够。平台正在消耗他们声音、表演的稀缺性和含金量,他们需要对抗自我消耗、观众的审美疲劳,同时避开“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的流量雷区。作品是他们曾经的入场券,也是未来的硬通货,有了能匹配自身人气的拿得出手的作品,万里挑一的网生艺人,才不至于落入千篇一律的网红“陷阱”。

对网友而言,有一点也亟需明确:“网生”趋势势不可挡,许多市场心心念念的“春天”,大部分都需要借助“网络”实现。

而网友对“刘宇宁们”的抵触,有多少是对其技能的否定,又有多少是因为曾经网络歌手们埋下的雷、如今网红乱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网生”现象一刀切?这恐怕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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