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布兰德是被凯文·凯利尊为老师级的人物。凯文·凯利说，与布兰德交谈，会让他有一种“神魂颠倒”“为之目眩”的感觉。

今年夏天，WELL 这个创办于近30年前的革命性的在线社区被它现在的东家在线杂志 Salon 挂牌出售。如果没有买家出现的话，这口具有历史意义的“在线之井”［1］将面临着被关闭的结局。这可能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不过不管怎样，在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有关社交网络的各种对话和讨论中，仍将有隐约的耳语跟随 WELL 的传奇。

WELL 对于它的联合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来说，只是在他那漫长而奇特的历程中无数令世人折服的成就之一。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当时还是一名“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2］的布兰德创办了被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3］和早期骇客奉为圣经的《全球概览》杂志（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杂志所汇聚的人群后来成为了 WELL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的首字母缩写）的种子用户。在当时，WELL 就是一个早期的 BBS，后来演变为网络黎明时代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在他众多的创业冒险之外，布兰德还是一位对科技及其未来极具远见的布道者。“信息想要免费”［4］就是他提出的著名论断之一（尽管他随即加上了“信息也想要昂贵”的补充说明，却很少被人们提及）。他还写下了大量关于替代能源、环境和生物工程的富于洞察力的文字。如今，布兰德是 Long Now 基金会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思考人类和地球在一万年时间尺度上的未来和命运。

作为创刊二十周年推出的经典人物系列之一，我们请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的长期撰稿人和编辑，也是 WELL 的早期成员，同时还是《全球概览》杂志的参与者——与布兰德聊聊他的在线社区的传奇历史以及他在看穿未来的尝试中所遇到的挑战。

（在以下对话中，我们用 K 来指代凯文·凯利，用 B 来指代斯图尔特·布兰德。）

K：1968 年在旧金山发生了一件事，它后来被称为“一切演示之母”。当时斯坦福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展示了一台带有鼠标和图形界面的计算机。你当时也在场。那场演示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B：它让我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处于迫不及待的状态中。我看到，许多演示的东西都是确实可行的，而我当时就想看到一些东西成为现实，拜托！那场演示清晰地展示了即将到来的未来，而它看上去是那么触手可及。可是数十年过去了，我们所期待的却仍未发生。

K：这会不会让你反思，今天那些我们看起来并不遥远的东西——无人驾驶机、神奇眼镜、自驾驶汽车——都只不过是一些言之过早的承诺？

B：我从中学到的是，技术是指数型的。我并不仅仅是指遵从摩尔定律的增长性，更是指在开始阶段，当消费者寻找使用它的途径时，它的起步是缓慢的。

K：另一个数字时代的先驱现在也岌岌可危了。六月份，Salon 宣布将出售你所创办的 WELL。你眼中的 WELL 是什么？

B：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是一个突然兴起的公告板，是一个运行在微型计算机上、用拨号上网的电话会议系统。不过没人清楚它现在是什么了！最好的描述是，它曾经是社交邮件的早期版本，有你随时可浏览的分主题的消息。我们喜欢把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吧”——一个你可以通过敲击键盘进入的“棒极了的场所”。

K：现在看，我认为它是一个社交短信发送系统。不管它是什么，它都超前于它所处的时代。

B：当人们开始某个新事物时，通常都会有种（压力山大）的感觉，认为最好能有个正确的架构，因为它很可能成为将来所有重要部分的架构。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将这种感觉称为“因果综合症”（karma vertigo）［5］。

K：你在 1985 年开始做 WELL 时，是否也有这种“因果综合症”？

B：当然了。当电子邮件还在早期发展阶段时，所有人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谁拥有你所发表的文字？你如何管理组织海量的邮件往来？在 WELL 上，我们把消息按“会议”来组织。是否需要对过激言辞进行审核？是否允许用户匿名或使用假名？在 WELL 上的人们，包括你在内，觉得他们正在构造整个数字世界。

K：我发现今天的在线语境——用词、玩笑以及许多文本缩写——都可以回溯到 WELL。事实上，如果你进到当下的任何一个在线论坛，立马就可以感受到 WELL 时代的那种氛围，包括那些黑暗面：火药味，攻击性——那些彬彬有礼的人们平时不会对人说出来却可以在这里写出来的东东。

B：我之所以离开 WELL 正是因为受到了攻讦。其起因与今天 Facebook 所遭遇的问题相类似。网站的管理员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占据了社区的用户认为社区是他们的，管理员们是在为他们工作！系统的特性决定了这类争议是极端针对个人的，而且直接涌入你的邮箱。这使得我在涉及到公开的 WELL 会议的管理时，往往手都在发抖。这种对抗是非常要命的，除了逃避，别无他法。

K：我也有这种感悟。我亲眼见过大众的智慧在万分之一秒内就转变为暴民的愚昧。同样的力量，却完全调转了方向。

B：线上的行为有可能像群鸡斗架一样，如果有哪只鸡见血了，那它就死定了。

K：WELL 的黑暗面有可能比它的文明面更具影响力。我们曾举办过一次名为“真实忏悔”（True Confessions）的大会，在那里人们可以匿名发表任何东西，而整个板块就称为“匿名”。这可以算是 4chan 的前身，同样充斥着由惹事生非的匿名者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不过，WELL 并未能像与它同时代诞生的美国在线（AOL）那样火起来。WELL 到底错过了什么？

B：我们在坚持用户的真实身份上做得不够。我当时就确信，匿名是一剂毒药，所以一开始并不想在 WELL 上实行匿名制。这导致了争议：其他人喜欢在线的匿名性，因为它能让人们讲真话。最后的折衷方案是假名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有一个绰号。我们是知道谁是谁的，因为每个绰号都与一个信用卡上的真名相关联。但其他的成员就无法知道绰号背后的真人是谁了。

K：假如你能重来一遍，做法上会有不同吗？

B：绝对的。与其半半拉拉地解决问题，不如像扎克伯格那样一步到位，并且将问题变为功能。你在 Facebook 上的身份认证是由那些认你做朋友的人来完成的，因此是真正的你，而不是某个自称是你的人。Facebook 为在线身份认证创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监督的机制，而这个功能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变现的。通过彻底改造问题，Facebook 实现了我们当初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只是没能那么大胆地去做。

K：你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吗？

B：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欢迎新人的方式。之前的方式对任何新人来说都太痛苦了。

K：那时候还没有网络行为规范。人们用了 20 年的时间来学会如何应对无理取闹。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

B：当人们有了新的沟通媒介时，会在上面尝试所有方式，这之后才会出现新的文明规范。

K：甚至是新的公民规范。你是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规范的人的？容忍的限度在哪里？在过去二十年里，数字时代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技术从未像过去那样更人性化。的确，人们会付出一些代价，不过每项新技术似乎都会激起新的技术恐惧症。

B：嗯，你和我都对这类人嗤之以鼻。瞧瞧我这儿的图书室，大概有 340 本关于科技的书——

K：排列起来足足有 20 英尺厚。

B：——其中相当一部分，大概占 15% 左右，都是在讲述为何好景不常在，为何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过，这类书还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社会公益服务——通过思考分析来找出新兴事物的问题所在。有时候它们是对的！有时候世事如浮云。我那些嬉皮士朋友们所尝试过的大多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公社如此，迷幻剂亦是如此！

K：《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尔可夫（John Markoff）等人曾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数字革命的血管中流淌的是反文化运动的血液，个人计算机是嬉皮的“我一代”（"me generation"）［6］尝试延展思维的技术产物。你对此怎么看？

B：这种前后因果关系的确有迹可循。它们间确实存在关联。1972 年我为《滚石》杂志写过一篇关于计算机与骇客的文章，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到了毒品。此后，我一直都很懊悔。

K：你懊悔什么呢？

B：那句话太过时了。我记得它是这么写的：“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了，计算机正走向大众。这是继迷幻剂之后最好的消息了。”这句话实在是太愚蠢了。

K：但计算机的确是走向了大众。我曾经听你说过，你之所以不再碰迷幻剂是因为它们不像计算机那样不断地进步。那么今天，技术的血液中是否还有反文化运动的成分？

B：反文化已经上了年岁并开始步入死亡。如今最好的反文化是在生物领域。就我所知，生物骇客们都是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异常活跃，在世界各地游历。我不知道生物骇客是否如计算机骇客一样有趣，但他们远比计算机骇客更有责任感。他们的自省程度是计算机骇客们从未有过的。

K：20 年前，我们以为互联网会是大媒体主导的，但结果却是我们自己成为了互联网的主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生成的。生物技术会是大公司主导的吗？抑或也变成用户生成的？

B：我现在的看法是，生物技术想要免费，当然，它也想要昂贵，非常昂贵。［大笑。］而这两种极端的倾向会一直缠斗下去。

K：你刚才说，“一切演示之母”让你变得迫不及待。那么今天，让你迫不及待的事物都有哪些呢？

B：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环保主义者不再危言耸听，而是为那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兴奋不已。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表明这种转变正在发生。我还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基因改造的生物，现在已经有了基因改造过的蚊子，以消除登革热。而我最迫切想看到的是核聚变发电站，以及作为中间步骤的模组化核反应堆（modular nuclear reactor）。你呢？

K：无现金社会，全民身份卡，全民义务服务，电动自行车，自驾驶汽车以及人体克隆。

B：过去 20 年间所上演的主线是摩尔定律。我们对它所描述的加速度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数字时代的加速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这也正是《连线》最初想讲述的故事，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事实。

K：我还注意到了过去 20 年间的另一种趋势：人们对未来的兴奋感衰退了。未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望未来。

B：这些日子来，我看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某种现象。基于以往的教训，人们试图用理智的担忧取代无知的担忧。这显然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看到了基因改造生物的遭遇，也看到了核电站的遭遇。所以这个领域中的聪明人试图摆脱那些神经质的纠缠，把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毕竟，你无法阻止人们去担忧。

K：嗯，那就让担忧的质量更高些。

B：可以让担忧变得真正有帮助！在一个会议上，一位生物伦理主义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他说：“如果你让生物伦理主义者对某个伦理问题感到突兀的话，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这个启发是：不要让他们感到突兀。要让他们早早地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看到你所做的事情会有某些令人担忧的后果，他们也会看到这些潜在的后果有多大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如何去监控它们。

K：你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站在数字浪潮的潮头，最近几年，你把注意力转向了即将到来的基因浪潮。

B：我认同科技史学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的观点——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数字世界在飞快地加速；但从数字世界的角度看，生物世界在——变——慢——。由于我们人类同时栖居于两个世界中，一个世界的加速和另一个世界的变慢让我们有一种错乱感。这听起来很崩溃，但事实上它非常令人兴奋。

K：你最新的项目是复活灭绝的北美候鸽，这也是一系列复活灭绝事物的项目的开始。你打算怎么做？

B：现在有可能提取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的 DNA，复活它们的染色体，进而可能复活该物种并让它们重归自然。在西班牙，复活灭绝的巨角塔尔羊已经接近成功。如果我们能够复活北美候鸽的话，就有了进一步的理由去重现它所栖息的整个东部落叶林带。

K：我想这会让很多人担忧不已的。

B：我想让他们知道，复活灭绝物种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也想让那些最终能够在自己的农场里复活灭绝物种的业余爱好者们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伦理和透明性的规范约束的。

K：看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本如何去理智担忧的手册。

B：说对了！你和我对科技如此热衷是有理由的。我们也为我们的热衷得到了回报。但世界同样需要好的担忧者——那些以事实为依据并知道何时停止担忧继续前行的人们。他们与好的热衷者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资深游侠凯文·凯利是《科技想要什么》的作者。［7］

译者注：

［1］WELL 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恰好是“井”这个单词。

［2］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是美国上世纪 60 年代聚集在作家肯·克西（Ken Kesey，成名作《飞越疯人院》）周围的一群人。他们推崇公社生活以及迷幻剂。

［3］美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返土归田运动，这里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从城市迁移到乡村的运动。

［4］“信息想要免费”（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首次出现在 1984 年首届骇客大会的记录中。布兰德对沃兹尼亚克说：“一方面，信息想要昂贵，因为它非常有价值。正确场合的正确信息完全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但另一方面，信息又想要免费，因为获得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

［5］因果综合症（karma vertigo）是指人们由于意识到现在所做的事情可能会对未来有重大影响而产生的焦虑感。

［6］我一代（Me Generation）就是指美国二战后在 1946 年到 1964 年之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

［7］《科技想要什么》的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电子版以及凯文·凯利另两部作品《失控》和《技术元素》的电子版均在唐茶 / 字节社中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