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公元纪年第二个千年内对世界影响最深的人物，你会选谁？马丁·路德？莎士比亚？爱因斯坦？艾萨克·牛顿？还是贝多芬？……名单可以很长，各人的答案不一。不过，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和《时代-生活》杂志将他们的选择都投给了同一个人，一位在历史书上面目模糊却对后世影响深刻的极客——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古登堡留世的遗产只有一样：活字印刷机。在科技媒体将无数个手机应用冠上“颠覆”并滥用“颠覆”一词的时候，真正配得上“颠覆”世界的技术，古登堡印刷机无出其右。如果说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登堡印刷机对世界的改变程度相当于推特的1000倍。——虽然在亚马逊的Kindle时代，它是即将被淘汰的过气玩具。

在为《公共部件》（Public Parts: 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一书做研究时，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副教授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开始痴迷于古登堡的故事。他开始从创业的角度研究古登堡，写了一本小传《极客古登堡》。在贾维斯看来，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就像互联网一样，因为其自由、开放、高速、低价的特性，为变革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工具。

杰夫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很谨慎地措词说，并不是古登堡印刷机引发了变革。但如果没有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商业和教育变革或许将推迟许多年。

历史上关于古登堡的文字记载并不多，杰夫的资料主要来自三本书：德国字体设计师艾伯特·卡普（Albert Kapr）的传记《约翰·古登堡：其人其发明》（Johann Gutenberg: 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约翰·曼（John Man）的《古登堡革命：印刷如何改变历史进程》（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How Printing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以及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国内有中文版）。

根据杰夫的研究，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的过程就像一个现代初创企业一样：依赖于开发新功能，实现规模化，重复使用资产，划分专门的劳动，并制定标准。古登堡就像乔布斯一样，对研发过程进行严格保密——远不像另一位同样受人关注的极客塞吉·布林，发明了Google Glass后喜欢戴着它到处玩——在研究和开发阶段，古登堡将铅字铸造、排版和印刷几个核心功能部件分别保存在不同地方。因为保密带来沟通的不畅，加上各个功能部件都有相当多的变量，古登堡的试验过程一定相当漫长，就像杰夫所猜想的：“铅字按照精确的标准制造；纸张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油墨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粘稠；铅字的上墨要恰到好处，这样字母既不会模糊不清，也不会满是墨团；印刷机的压力也是一样”……根据约翰·曼的评价：这“不是突然的灵感，而是一个创造过程。约从1437年到1455年……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要解决。”18年的时间，想必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媒介技术学者艾森斯坦认为，在古登堡印刷机成功研发之后，印刷书籍对文化的全面影响需要时间来显现：“在这项技术转变之后至少50年内，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文化变迁；必须等到古登堡之后一个世纪，新世界的轮廓才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从文化意义上说，爱森斯坦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将古登堡和早期的印刷工视为技工或创业家。事实上，他们的车间“成为学者、艺术家和文人聚集的地方；外国翻译、流亡者和难民的避难所；高级学习机构，以及每种文化和知识交流的联络点。”就像互联网不仅仅只是数据交换，而是文化交流一样，一个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产生影响并酝酿变革的划时代沟通技术。

《经济学人》曾有一篇文章生动描写马丁·路德当年运用印刷媒体引发宗教变革的过程：

路德自己驾轻就熟的媒体环境和今天网络系统中的博客、社交网络和讨论线路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一个参与者们负责分流的分散系统，通过分享和推荐来集体决定扩大哪些信息。

不像印刷大规格的书需要数周或者数月，一本小册子一两天就能印好。初版的印刷费和一只鸡差不多，首先会传遍整个镇。路德的支持者们会把册子推荐给朋友们。书商推销它，卖宗教书的小贩四处兜售它。接着旅行商人、经商者和传教士会把册子带去其他镇里，如果他们感兴趣，当地的印刷工很快会以每批1000本左右来印刷自己的版本，在印刷的嗡嗡声中希望赚钱。无需作者的参与，这本风靡的小册子就会因此很快传播开来。

有了今天的“喜欢”和“转推”，再版的数量就是受欢迎程度的象征。期路德的小册子受追捧程度就像当时人们说的“与其是卖不如说是抢”。他的第一本用德语写成的册子《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仅在1518年就再版14次，每版至少印了1000份。1520年至1526年间在德语地区发行的6000本不同册子中，约1700本都是路丁作品的版本。

爱森斯坦说，“它改变了学问之人以及思想系统之间的关系。”书籍甚至改变了我们学习和记忆的方式，就像连接了互联网的计算机正在改变我们学习和记忆的方式一样，学者不再需要为书籍奔波；现在是书籍来到他们身边。“我们不再需要韵律和节奏来保存某些公式和配方，”她说道。“集体记忆的性质被改变了。”书籍成为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就如Google已成为我们的私人数据库一般。

在古登堡之前，抄写员致力于保存古老的知识。随着古登堡的出现，书籍允许现代思想形成并寻找受众，给予作家和专家以尊重。在互联网时代，书籍无处不在，因为TED、世界顶级高校的公开课、可汗学院、Google在线图书馆的存在，免费的高质量知识可以几乎免费的成本获取——而且几乎不存在法律或道德上的顾虑。

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曾在他的《大而不知》（Too Big to Know）中说，我们开始敬畏网络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是站在讲台前给我们讲课的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联接人们和思想并联接外部的网络。”卡普说古登堡“造出了向全人类敞开的知识之门的钥匙”。——这句话听起来很耳熟吧？和Google所身体力行的“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使人人可访问并从中受益”干的是同样的事儿，事实上也实现了他们所宣扬的效果。

不过，Google不是古登堡。我甚至可以大胆的说，Google绝无可能再有影响世界五百年的能力和环境——今时技术发展速度远超往昔，能影响五十年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不过这也没关系，除了Google，我们不是还有Facebook、推特、亚马逊、维基百科、Blog、Evernote、Dropbox、iBooks、Youtube、GoodReads、豆瓣……等几乎无法一一详举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学习、记忆以及帮助我们知识结构化、系统化的无数的工具么？它们比古登堡更廉价，更高效，更满足个性化需要。

古登堡印刷机已死，古登堡永生。

（本文首发于 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