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运营商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已经今非昔比。竞争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越了通信行业本身，运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都已经转向了产业链竞争，这是当前发生在ICT领域变革一个不容运营商忽视的转折和趋势。

运营商如果不能有效地整合和平衡产业链条资源，就不能带动整个产业系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将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都处于被动局面。

当然，整合和平衡产业链链条，在工信部于2013年1月4日发放三张TD-LTE牌照之后，标志着4G已经正式开始他的大跃进的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有更为长远的眼光和谋划。而这涉及到应用、终端、网络等多个层面。

多快好省建设网络如何做到价格与质量的平衡？

在网络、终端的建设采购中，高质量高价格是正常的，高质量低价格是运营商应该欢迎的。由于中国市场是为数不多的4G设备投资增长迅速的电信市场，中国的运营商在设备商的选择及份额的分配上，应该关注的要尽可能的避免价格战，或者说以低价竞争的形式，获得超过既定的份额分配规则的市场规模，从而可能给运营商自身以及运营商着力打造的和谐与健康的产业链条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回想3G时代，有关如何在运营商已经确定的既有框架下展开竞争的问题上，实际上不同的设备商因市场竞争策略和目标设定的不同，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也对最终的结果带来产生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大的设备商华为、中兴、爱立信、上海贝尔等对于市场份额的争夺，直接的结果是此消彼长。

而在3G遗留下来的路径依赖的结果，恐怕运营商内部的人士应该有深刻的体味和认识。

繁荣产业形成和谐竞争的多合作方如何做到实际份额与规划份额的平衡？

一份有关华为可能开展LTE三大战役奖励办法帖子在各个通信网站的论坛传播，内传华为要求在三大运营商LTE落地份额均须达到“第一”，份额不低于35%；至于EPC的落地份额不仅第一，还不能低于40%。

这个帖子被热议的利害。姑且不论此贴的真伪,单单在三大运营商的4G招标已经尘埃落定，产业的注意力把焦点转向网络建设这一个艰巨的任务的时候，在市场上出现这样的声音，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产业不和谐的问题。

市场竞争，本无可厚非，具体的竞争策略，更是无伤大雅，但是对于运营商来说，处于维持产业平衡的需要，则需要维持已经规划好的市场份额与在实际建设中各个厂商的实际份额，如果产生差异较大的情况，则不利于整个产业的竞争和谐，恐怕也不利益运营商自身的长期在产业中保持良好的议价和谈判地位。

引入竞争减缓国际压力与提升中国整体产业竞争力的如何平衡？

中国的TD-LTE如果真正的能走向世界，需要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终端厂商，乃至应用商，进行全方位的协同与合作。

对于中国的电信产业来说，尤其是重头戏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终端厂商，就需要尽可能多的培养起国际竞争能力。

用中央在三农会议上的要求来说，在电信行业也要做到“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中国人的粮”。

以中国的电信双雄华为和中兴为例，在三大运营商的4G设备招标中，无论是核心网设备还是无线设备，都已经取得了远超于国外设备商的好成绩。

但是汲取3G的经验，在4G建设中，除了三家运营商都拿到TD-LTE牌照之外，为了减缓国际压力，也提升本国的设备水平，国外电信设备制造商的总体份额也都会提高。例如中国移动的LTE招标中爱立信、上海贝尔、诺基亚西门子各占11%。

如果有设备商的实际份额比统一招标的结果高出10%，相比其他厂商，比如上海贝尔的11%，大唐的9%，或许有点突兀。

但是显然，在这样既定的份额分配下，任何设备商试图打破游戏规则的举动都可能带来此消彼长的影响。

为自己营造有利地位与促进竞争如何做到平衡？

以竞争策略看，国外电信设备商爱立信、诺西，以及国内设备商大唐、中兴为例，其有的是属于公开上市公司。取得好的市场份额，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正面评价，但是如果不考虑实际的盈利能力，作为公众公司，则可能带来不利的公众影响。

相比公众公司，华为这样的员工持股的公司可能就有更多的商业灵活性。尽管在面对运营商整体的集团性集采时，并不能发挥足够的效果，但是在实际市场竞争中，就可以采取更灵活的市场策略。

考虑到外资厂商和合资厂商，例如爱立信、诺基亚、上海贝尔，处于“政治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足够的“保底”份额，因此，竞争显然会主要集中在华为与中兴这两个中国的电信双雄之间。

这对于运营商来说，并不是好的事情。因为这显然会增加事情的复杂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整个电信产业链的竞争力，尤其是走出去的竞争力。这既要考虑避免被单个电信设备商“绑定”的可能性，也要有助于围绕自身的整体产业链的健康化，而非饮鸩止渴。

其实，对于中国的运营商来说，以精妙的市场平衡术，促进自己产业地位和长期竞争力的提升，就要避免任何厂商独大，也要有效的看管规则的执行，避免竞争的焦土策略发生在投资规模最大的电信市场。

那样的话，恐怕中国的TD-LTE是最大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