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舍基的经典作品《Here comes everybody》的中文译名，一直是个难题。开始叫做《未来是湿的》，总逃脱不了要去贴当时一片大热的《世界是平的》的恶俗。后来再版的《人人时代》，也一样让人全无感觉，倒是一直以来副标题——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直白有力。

在社交化大热的今天，重温一下舍基关于社交、组织、群体的论述，还是有很多收获的。下面是书中一些闪亮的观点：

1.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

2.在过去100年里，一个关于组织的重大问题由来已久：一件事最好是由国家按计划的方式指挥进行，还是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实现？这个争论实际上是默认了一个普遍假设，那就是人们不可能自我集合，只能在市场和管理措施之间做选择。但是现在，电子网络正使得集体行动的各种新奇形式成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分散的协作性群体也因此产生。

3.集体行动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而且做事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4.新闻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的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5.一项职业，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会变成他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6.在采用印刷机后的100年里，它所摧毁的比它补救的东西更多——整个欧洲因之陷入智力与政治的混乱，这一时期直到17世纪才告结束。

7.诸如博客、论坛等社会化媒体铲平了出版的门槛，却也伴生着残忍的经济逻辑：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8.社会化媒体的扩张，意味着先出版再过滤成为唯一可行的系统。

9.网络使交互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技术赐予的，社会因素又把它拿走了。

10.在着些早期的变革中，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电话的技术革命给予了个人最大的表达能力，却没有创造出受众——电话是为交谈设计的。与此同时，印刷机、唱片和广告媒体都创造了巨大的受众群，却把对媒体的控制交给了少数职业人士掌控。

11.所有的企业都是媒体企业，因为不管它们做什么，他们都依赖于两种对受众的信息管理——雇员和外界。个人和群体在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能力增长是前所未有的。

12.思考有关群体与行动的能力上的变化，一个方法是将它与疾病的传播作类比。关于疾病传播的经典模式是研究3个变量：感染的可能性、任意两人的接触可能性，人群的总体规模。这个模型对于谣言以及其他口碑型观点的传播也很适用。

13.社会化工具并没有创造集体行动——它们只是消除了对于集体行动的障碍。

14.在闪电战中，尽管德军的坦克较小装甲也较少，它们却装备了一件法军坦克没有的东西——无线电。这样无线电将德军坦克从多件单独的兵器转变成某种能协同的武器群。

15.许多人因为有了手机而不再做预先的安排。我们不再说，“我和你6点在33街和第三大道交汇处见面”，而是说，“你下班时给我电话”。

16.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想法相同的人们现在拥有了找到对方、聚集起来并互相合作的能力，而不受社会赞成或反对的制约。

17.200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著《独自打保龄球》，观察到两点发人深省的现象：第一，美国作为国家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产生社会资本的能力有关。第二，群体活动的参与，即产生和维系社会资本的依托，在美国已经开始下降。

18.城市在物质层面通常有比乡村对于群体生活异常行为更多的规定，完全是因为城市生活所造成的社会性接触要比乡村生活多得多。

19.20世纪60年代最伟大的发明——晶体管和避孕药并不相似，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是普通人级别的发明，并以一次一人的方式引入到社会中来，它们却比依靠巨大的、长期的努力持续推动的巨人级发明更加重要。

20.身处变革的年代，我们中经验丰富的那些人却会犯相反的错误——当一生唯一一次真正的变革降临时，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当成一时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