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3日，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麻省贝尔蒙特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

身为美国第一位、史上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与学术地位人尽皆知，同时，他还是将经济学推向社会，从而使经济学理论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实践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萨缪尔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

“保罗·萨缪尔森是一位划时代而多产的经济学理论家，他称得上是经济学界最伟大的一位导师。”上个世纪70年代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的得意弟子，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自己的恩师献上崇高却毫不夸张的评价——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20世纪后半期主要经济政策的理论策划者，萨缪尔森配得上任何赞美之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偶然……运气？是的，终我一生，我总是出现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时年88岁的萨缪尔森在《我如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中这样总结道。

1915年5月15日，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出生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这是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移民家庭，在这个美国新兴的钢铁城市经营着一家药店，在当时恐怕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这个家族会诞生多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和一位美国财政部长——现任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劳伦·萨默斯正是萨缪尔森的侄子，他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

“从高中毕业前，我在1932年1月2日早上8点整，获得了重生。”70多年以后，萨缪尔森仍然对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时刻记忆犹新。“当时，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教室去旁听，课上教授正在讲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指出，‘人口的繁殖将和老鼠一样，直到它们的密度使它们获得的食物刚好满足它们的需要，从而使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这种微积分方程的解释简单易懂，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高难的部分！”从此，萨缪尔森跨入了世界顶级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从此，用数学分析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生根发芽。

正如牛顿发明微积分方程、瓦特发明蒸汽机一样，萨缪尔森正式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使经济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普遍分析水平和方法论水平，并使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萨缪尔森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他为经济学的进步设计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他的同辈和后背可以高速前进。

此外，正如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在获奖原因中指出的，萨缪尔森“改写了经济学理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从比较静态分析、动态理论到稳定性分析，从“显示偏好”消费理论到一般均衡理论，从国际贸易理论到资本理论，他一生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之广，令人惊叹，乃至当他宣称“在这个学术专业化的时代，我时常认为我是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萨缪尔森从深度上和广度上改变了他所在的经济学研究领域。

不仅如此，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学者、学生和爱好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所有人学习经济学的必读书目和经济学教育界的“圣经”。这部1948年为麻省本科生经济学必修课所准备的教材现今已经出到了第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过去的60多年中销售了400万册，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教科书。无论是他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所有人都是读着他的教科书、汲取他的学术营养成长起来的。

危机时代重读萨缪尔森

虽然萨缪尔森没能来得及为全世界走出当下的经济危机做出明确的指导，但是在萨缪尔森成长的各个关键时期和学术研究的主要活动期都恰逢世界经济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刻，他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学术贡献都带有浓厚的危机解释和危机应对色彩，因此，在危机时代重读萨缪尔森的经典思想意义匪浅。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作用之后，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与自由贸易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选择，然而，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次第爆发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开始反思过去经济政策的弊端，提出了国家干预为主，以投资和政府公共支出拉动经济来消除失业、实现社会稳定的新思路。

出生在钢铁制造业重镇的萨缪尔森亲眼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下的美国经济繁荣；同样，萨缪尔森和他的家庭也亲眼见证了繁荣过后衰退接踵而至，并在1932年“大衰退”的谷底目睹了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尽管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传统经济学教育使他在第一时间无法接受凯恩斯主义思想，但是，“理性战胜了传统和教条”。萨缪尔森最终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思想，并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因素融入其中，演变成了“新古典流派”。

萨缪尔森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理论分为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分，把以斯密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理论部分定义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理论中关于国家经济、货币政策的部分打造成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萨缪尔森这种“二分法”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割裂，但是却有效地限定了政策制定的范围，为纷繁的乱局找到了可行的突破口。

虽然萨缪尔森没有直接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进行过任何评价和建言，但是却通过他的《经济学》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点一滴。萨缪尔森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调节在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上得到了体现，他提倡的投资支出在走出危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我国政府在历次经济困境中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此外，他强调的在政策设计过程中注意支出政策可能会导致的种种后果，避免经济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也正是我国政府力求达到的目标。

自美国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4万亿元的投资救市政策，并在出口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迅速对经济发展方向和模式作出调整，在国内增批了多个经济区，2009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复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10个规划，加之此前的经济区，可以预见，中央正通过此次经济危机的历史机遇，加快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力图从根本上转变我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践“外需、内需共同发展”。在危机时代，萨缪尔森秉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张重新主导政策设计。

此外，萨缪尔森的另一个宝贵遗产是他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带着这种恐惧去制定经济政策，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一轮猛烈的政府刺激之后，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通胀”预期甚嚣尘上，各界一方面要求对房地产价格高涨导致的新一轮价格上涨进行治理，一方面又恐怕2010年初的货币紧缩政策会打击刚刚抬头的经济复苏。其实老人早就已经预料到，经济刺激之后一定会有货币政策主导的经济收缩，而经济收缩会在各方预期的推动下更加强烈从而偏离预先的刺激设计。

伴随着萨缪尔森经典理论的品读，更应该重新研究的是过去60年的世界经济史。二战后的30年间萨缪尔森的理论被全球政府捧为至宝； 1979年-2007年，尤其是是美国滞胀时期萨缪尔森的学说又备受攻击； 2007年金融海啸之后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都纷纷重举萨缪尔森的大旗。也许萨缪尔森自己的话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好注解——“回顾我多年的经济学生涯，我认识到我一生的际遇应该放到经济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去理解。我有幸获得了一个能够观察一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看台座位，并且，我站在了永远改变经济学发展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的最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