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悲观的意义:读《追问技术悲观主义》

摘要: 对待技术悲观主义者就像对待医生,医生成天告诫你要多多锻炼身体不然会百病丛生,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后来并没有生什么病,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去否定医生的看法:看,你的预言落空了!

对待技术悲观主义者就像对待医生,医生成天告诫你要多多锻炼身体不然会百病丛生,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后来并没有生什么病,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去否定医生的看法:看,你的预言落空了!

技术悲观主义的全部价值,就如同医生的告诫,而并非他们的预言。他们审视人类社会过于依赖崇拜技术的缺点,不断呼吁。各个国家和社会会或多或少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技术悲观主义者们的预言落空,在我看来,恰恰是他们最大的价值。

现代社会的人,已经被技术彻底所包围。在享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之时,人们或多或少可能还真有这样的疑问:技术是百分之一百的好东西吗?对于研究者而言,一边倒地赞同技术的好处的,其实并不多;反过来,完完全全敌视技术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早期卢梭可以算上一个非常敌视技术的有名的学者),也不太多。无非就是好处和坏处相权衡孰重罢了。目光主要聚焦于技术的害处的,可以被视为技术悲观主义者。

技术悲观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门学问,不存在什么“技术悲观主义学”,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元倾向”,一种习惯与逻辑。技术悲观主义分布于很多学科的学者脑海以及著述中,要把它们系统地梳理出来,做一个索引,还是颇有益处的。赵建军博士的这本《追问技术悲观主义》,在这一点上,用力颇深。

对技术的看法,学者们大相径庭,从最极端反对任何技术的悲观主义(在中国,老庄是有这种倾向的),到完全拜倒于技术魔力之下。这本书中有一幅图可以作为全景式观察,一些学者的思想也可以由之而对号入座:

技术悲观主义本质其实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斯韦伯曾经用地图作为比喻来说明技术:技术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到某一个地方怎么走,而不是告诉你应该去什么地方。后者是价值观的任务。对技术看法的争吵,有时候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有些论者在谈的问题其实是在论证技术这张地图的好用性(关注技术,如图中右侧),而有些论者在谈的问题则是技术并不能告诉我们应去什么地方(关注人,如图中左侧)。两派力量争吵起来却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有些“鸡同鸭讲”的感觉。

按照作者的说法,技术有三层视角可以观察考量,其一为器物层,也就是物化技术,具体的技术;其二为制度层,这是一整套经验技术,包括方法论、规则等;其三则为观念层,由于不同技术所形成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的不同。技术悲观主义通常聚焦于后两者并思考其根源,而正如本文文头所提及,这种思考逻辑见于各种学派或学科中,作者这样写道:

“有关危机产生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危机的根源;韦伯认为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导致了危机;海德格尔认为是技术的本性,埃吕尔认为是技术的自主性,芒福德认为是人的工具化,德里达认为是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罗马俱乐部认为是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

就我个人看来,技术就好像是一杯装了半满的水。积极情感(乐观主义)者偏重于看到“有水的”那一半,而消极情感(悲观主义)者则偏重于阐述“无水的”那一半。这些悲观主义者有时候还视角不同,对无水的另一半之原因解释五花八门并不奇怪。不过,如果非要说这杯水全是满的抑或全是空的,的确属于非理性状态,和客观事实完全不符。

但要害就是“理性”二字。其实技术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仅仅就技术带来的一些表面上的害处做文章,他们直接拷问的是启蒙时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理性”。在他们的视野中,人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理性,而过分强调理性,即所谓的“工具理性”,乃是技术之恶的根源。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过往时代的所谓“神性”,人作为可以自由意志的主体,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对自然充满着征服者的情怀,最终必将受到自然的报复。

技术悲观主义者特别强调对“环境”的重视——其实也就是对自然的谦卑。本书大量引用来自罗马俱乐部的诸多报告,尤其是《增长的极限》,反复论证技术的弊端。虽然从形式上讲,各国政府都没有接受罗马俱乐部的这份惊世骇俗的分析人类未来困境的报告,但《增长的极限》所持有的方法论其实为各国政府事实上所接受:考察一个社会的增长,必须观察如下维度:人口、粮食、资本、资源和污染五个基本变量,而非仅仅是GDP之类的指标。

《增长的极限》是一份悲观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报告,甚至预言说人类将停止增长。后来的社会文明发展并非如此,如此就可以说罗马俱乐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吗?我个人的观点并非如此。技术悲观主义者们做出的有时候是耸人听闻的预言,剖析它们重点并不在预言是否实现。这个道理就像医生成天告诫你要多多锻炼身体不然会百病丛生,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后来并没有生什么病,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去否定医生的看法:看,你的预言落空了!

同样的,技术悲观主义的全部价值,就如同医生的告诫,而并非他们的预言。他们审视人类社会过于依赖崇拜技术的缺点,不断呼吁。各个国家和社会会或多或少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技术悲观主义者们的预言落空,在我看来,恰恰是他们最大的价值。

本书最后做了一些理论上推陈出新的努力,提出了“后文明社会”的概念并加以论证。但可能限于篇幅和时间,论证总让人感觉浅尝即止。对于技术悲观主义的看法,早有“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贝克的观点)在前,如果非要提出新名词,仅仅靠那么一章节是不够的。这大概就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了。如果有人愿意顺着作者的思维加以扬弃“后文明社会”的概念,倒也是颇为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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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
魏武挥

专栏作者,新媒体的观察者、实践者和批判者,目前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微信公众帐号:it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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