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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一代iPhone的人开始从苹果出走:科技公司不需要艺术家

摘要: 安佐斯认为,发起枪支改革游行和逃离Facebook的这一代人,将是决定哪些产品有意义的一代人。他们不仅是为社交媒体和即时新闻添加噪音的一代人。而且,这代人需要那些经历过转型的人与他们合作。

弗雷迪·安佐斯在匹兹堡的沃霍尔博物馆

弗雷迪·安佐斯在匹兹堡的沃霍尔博物馆

钛媒体注: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造就 」 ID:xingshu100,造就,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

今年42岁的弗雷迪·安佐斯(Freddy Anzures)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在乔布斯执掌苹果期间,他参与设计了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设备 iPhone。

安佐斯设计的一些用户界面功能彻底改变了我们使用技术的方式,这当中包括 iMessage 信息特效、Visual Voicemail、原版 YouTube 应用程序以及 iPhone 计算器。安佐斯还和他人一起设计了 iPhone的「滑动来解锁」功能。他的名字出现在数十项与 iPhone 有关的专利文件中。

换句话说,苹果之所以能凭直觉设计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安佐斯功不可没。

自从乔布斯2011年去世以后,iPhone用户体验设计团队(正式名称是“人机交互界面团队”)最初的成员中,已有五人离开了苹果,其中也包括安佐斯。

iPhone OS(2007年)设计师,从左至右:弗雷迪·安佐斯、伊姆兰·肖德里、巴斯·奥尔丁、马塞尔·范奥斯、史蒂夫·勒梅、麦克·马塔斯

iPhone OS(2007年)设计师,从左至右:弗雷迪·安佐斯、伊姆兰·肖德里、巴斯·奥尔丁、马塞尔·范奥斯、史蒂夫·勒梅、麦克·马塔斯

在他的后苹果身份中,安佐斯努力弥合着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鸿沟:不仅要实现人力资源多元化——在硅谷,亚裔仍然是最不可能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的群体,而且要改变现状——也就是,主要靠富有白人设计和发明产品供全世界使用的现状。

“这其中存在殖民主义的因素。”安佐斯说,“但我喜欢用技术去打破权力,我喜欢这种想法。”

再见,苹果


在母校的演讲中,安佐斯没有谈到苹果。他着重谈到了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启的人生旅程——90年代末,他曾在这里学习工业设计。

他谈到了大学时的第一个重要设计项目:一款充满无印良品风格的加湿器。对,就是那家极简风格的日本商店。他还谈到了在匡威公司总部为期一年的实习经历,在那里,他悄然推动该公司重新聚焦于经典鞋款,而不是推出新款运动鞋与耐克和阿迪达斯竞争;接着,他谈到了自己曾在青蛙设计公司(Frog Design)设计过一款棋盘游戏——该公司曾为苹果设计电脑产品——这也是他在加入苹果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安佐斯说,他的优势是「把意想不到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安佐斯在大学期间设计的家用加湿器

安佐斯在大学期间设计的家用加湿器

那天,伊姆兰·肖德里(Imran Chaudhri)从加州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在的匹兹堡给安佐斯捧场。肖德里和巴斯·奥尔丁(Bas Ording)曾是苹果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联合负责人,安佐斯就是由他招募进来的。

“如果你看看弗雷迪跟我一起设计的东西,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方法源自彼此的友情,那是一种兄弟情谊。”肖德里说,“我认为人们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这当中有一些是经久不衰的,它们仍然存在于产品中。”

演讲的那一天是4月1日,正好是苹果在1976年成立的日期。这一天,标志着安佐斯复出之旅的开端。他在苹果14年的经历画上了句号,一段新的人生需要启程。

“我想,这是跟母校重续前缘的一种好方式。”他说,“也是一种和苹果道别的方式。”

“那个时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

不过,即便安佐斯在演讲和未来计划中都没有提到苹果,他仍然会想到自己在苹果的遗产。

安佐斯至今还记得被分派到 iPhone 项目的那一天。

在谣言流传了几个月后,经理找到他说,公司正在研发一款手机。当时,他和肖德里一直在设计 MacOS 标志性的仪表盘和小部件,但他们都被调到了手机项目团队。

“当猜测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而你又成为其中一份子时,你就会起鸡皮疙瘩。”安佐斯说,“我当时想,‘我现在就像法师,而且是跟乔布斯一起工作。天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支由肖德里和奥尔丁(他参与设计了iOS的文本选择功能)负责的团队时常与乔布斯碰头,对乔布斯的不同想法进行试验,并观察哪些东西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他们对自己享有的创作自由记忆犹新,而那并不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他们会用胶带把宝丽来镜头和铜电极粘到玻璃上,以此来模拟相机,诸如此类。

“那个时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安佐斯说,“先有想法,然后再去实施。”

安佐斯说,他会密切观察人类行为,从中寻找 iPhone 的设计灵感,也就是可以被引入设计的自然动作和倾向。

例如,他和肖德里共同设计的「滑动解锁」功能是为了解决误拨电话的问题。他的灵感来自于飞机上的洗手间门锁:那种门锁需要手动从绿色(无人)滑动到红色(有人);而他高中时为密码锁录下的一份旧录音,则被用作 iPhone 的通用解锁声。

但事情并不总是完美的。

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规模很小,成员主要是苹果的老员工,而他们大多是白人男性,肖德里和安佐斯是其中仅有的两名有色人种。以反复无常著称的乔布斯,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领导者。

“我退休有很多原因,压力是其中之一。”在iPhone发布期间参与苹果研发和工程项目的布雷特·比尔布里(Brett Bilbrey)说,“那是一段混乱、政治失控和争夺地盘的时期。”

不过,该团队仍然认为,苹果是业内最具革命性的科技公司,或许也是当时旧金山湾区最令人向往的工作场所。“苹果很幸运,能够让彼此友爱的员工共同为一个项目工作,而这个项目对它的未来又是如此重要。”肖德里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像这样的合作。”

然后,iPhone 发布了。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iPhone的成功让公司与世界有了一种不同的关系。”安佐斯说。

苹果从一家大公司变成了一家超大公司。《iPhone秘史》(The One Devic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iPhone)一书的作者布莱恩·麦钱特(Brian Merchant)说,苹果开始滋生官僚主义,iPhone设计团队也从一间会议室就能容下的寥寥数人,扩张到为手机不同部件忙碌的数百人。

而且,根据麦钱特的说法,与大多数突然间主宰一个新市场的公司一样,苹果失去了设计过程的流动性。“如果你不再需要冒险。”他说,“你就会变得胆小。”

麦钱特说,老员工们开始感到,创意增长的空间变小了,公司更加强调创造利润。“你会感觉到,他们对这种文化的停滞很不满。”麦钱特说。

“我们现在成了‘老大哥’。”

于是,这些工程师和设计师,像安佐斯这样参与推出了第一代iPhone的人,开始从苹果出走。奥尔丁在2013年离开苹果,跳槽到特斯拉——据《iPhone秘史》记载,他厌倦了在法庭上为专利进行辩护,他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2017年初,肖德里从苹果离职。

“观察人们现在对公司的看法跟以往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非常有趣。”人机交互界面团队的一位成员在麦钱特的书中说道,“公司再也不是那种‘义军同盟’的氛围,我们现在成了‘老大哥’。”

注定要走上设计这条路


1976年,安佐斯的父母从菲律宾来到马里兰州,当时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有六个月大。安佐斯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他小时候,大概四岁的样子,就在设计东西。”安佐斯的母亲说,“他在画超人,而且喜欢玩拼图游戏。”

安佐斯念高中时,母亲帮他在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开始用图形做各种试验,并制作幻灯片用于演示——他最早接触设计,就是那个时候。

安佐斯的父母是菲律宾移民,他在美国马里兰州长大

安佐斯的父母是菲律宾移民,他在美国马里兰州长大

安佐斯会从音乐和电影中寻找灵感。他喜欢李小龙,不仅因为自己长得有点像这位动作明星,而且李小龙打破了亚洲男性给人的刻板印象。“李小龙不是那种屈从的人。”安佐斯说,“他有着自己的人生愿景,他能够把武术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他听「探索一族」乐队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歌,还会对现代音乐人制作的音乐刨根问底。之后,他又学做DJ,在旧金山表演,并为朋友和弟弟的婚礼制作混音作品。

90年代末,安佐斯被卡内基梅隆大学录取时,他知道,自己要走上设计这条路了。他说,他大多数时候很用功。他的朋友并不多,但加入了一个以创造性著称的兄弟会。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匹兹堡市(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故乡)为安佐斯的艺术追求提供了一幅不同的画布。

后来,当安佐斯开始在硅谷工作时,那里没有太多设计师拥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移民成长经历,他对运动鞋和音乐的兴趣,以及他在进入苹果前从未拥有过一台电脑,这些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发明家这个词,并不总是跟我们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安佐斯说。

我问他,如果一家公司在设计中不重视这种文化属性,会怎样?安佐斯提到了如今的苹果。“只要看一看产品就知道了。”他说,“产品就是反映创造者的一面镜子。”

iPhone早期的安佐斯

iPhone早期的安佐斯

安佐斯指出,如果Siri这种语音控制产品是为多元化人群设计的,那它肯定会不一样——而不是在事后针对口音和语言进行各种调整。语音识别技术仍然没有馈入足够多的数据,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它都无法理解其全部口音。这种文化滞后不仅仅与敏感性有关,技术本身往往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由于迟迟未能推出具有突破性的新设备,苹果已经受到一些科技人士愈加严格的审视。

虽然iPhone和iPad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苹果的创新速度大幅减缓,而且常常落后于其他公司。

例如,苹果已经售出数百万只Apple Watch,但与iPod、iPhone和iPad相比,这款智能手表并不让人觉得它是一种能改变社会的技术。而苹果最近对iPhone设计所做的调整,比如移除耳机插孔,要么让人感到失望,要么让人觉得无所谓。

“当你发现一支乐队出了一张糟糕的专辑,你会知道,是乐队成员出了问题。”安佐斯说。他对比了披头士乐队的两张专辑,《顺其自然》和《左轮手枪》,前者是乐队发生内讧期间制作的,而后者被认为是披头士最好的专辑之一。“创意过程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参与其中的人。”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即使在苹果的工作很辛苦,安佐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业余爱好。

为了挤出时间,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他说这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他继续从事DJ演出,并担任音乐季刊《蜡之诗》(Wax Poetics)的编辑。此外,他还会设计专辑封面和活动海报。现在,他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他也有了更多的试验空间。

离开苹果后,安佐斯感到自己一下子变得无处不在:他往来于纽约和旧金山;他开办了一家名为Family Affair的艺术画廊;他是互动音乐流媒体平台Caffeine的驻场设计师;此外,他还是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 Music Group)下属厂牌Urban Legends的创意总监。

安佐斯设计的音乐专辑封面

安佐斯设计的音乐专辑封面

安佐斯现在从事的每个项目,都跟他过往的某些经历存在关联。

Caffeine的联合创始人,本·凯兰(Ben Keighran)和萨姆·罗伯茨(Sam Roberts),之前同样是苹果的员工。Family Affair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蜡之诗》的一种延伸,而正是它的主编安德烈·托雷斯(Andre Torres)邀请安佐斯到Urban Legends工作的。就像重返匹兹堡一样,这也是安佐斯的计划之一:回顾人生的不同方面,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其维持联系。

这一切都是围绕他所希望扮演的角色进行的,即作为科技和文化之间的联络人。“现如今,文化真的是通过技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安佐斯说。

他还说,有的方式显而易见,比如Spotify、Instagram和音乐流媒体服务;有的则没有那么明显,比如应用程序中呈现语言和声音的方式。

“当人们缺乏文化敏感性,或者不知道文化上的东西如何融入技术,这代人就无法通过各种设备,来感受或者看到这些东西。”他说。

这种责任感超越了文化。

对于当下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痴迷,安佐斯持谨慎态度,他希望在设计日常设备的过程中,能重新引入“人”的因素。他不想设计那种更注重新颖性和象征意义的产品,他看重的是实用性。

为此,他打算跟前谷歌员工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合作,后者创立了人类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 Technology),这家机构专门研究技术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我们知道,科技产品的设计初衷,通常就是让人上瘾,而且,这种瘾,越强烈越好。

“这些设备是为社交媒体服务的,它们需要得到验证。”安佐斯说。

今年4月,安佐斯和家人在沃霍尔博物馆

今年4月,安佐斯和家人在沃霍尔博物馆

他说,自己受到了新一代用户的鼓舞,这些用户几乎天生就会在屏幕上进行滑动和缩放操作。对于设备给生活带来的价值,现在的青少年似乎比老一辈更加敏感。

安佐斯提出了一种假设,他认为,发起枪支改革游行和逃离Facebook的这一代人,将是决定哪些产品有意义的一代人。他们不仅是为社交媒体和即时新闻添加噪音的一代人。而且,这代人需要那些经历过转型的人与他们合作。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安佐斯说,“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了,找到合适的人,跟他们合作。”

“就像有人点击了浏览器上的‘清除历史记录’按钮”。

不过安佐斯说,他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消失不见,“就像有人点击了浏览器上的‘清除历史记录’按钮”。毕竟,苹果的保密文化是出了名的。

“没有人看得见我,那一直很酷,因为这给了我自由。”安佐斯说,“但现在,我必须摘掉‘傻朋克’乐队那样的头盔了。”(注:该乐队成员演出时通常戴着头盔。)

【本文为造就团队(xingshu100)编译,翻译丨何无鱼,来源丨Moth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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