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社交、写作,这是一幅建筑工人的互联网镜像

摘要: 城市与农村的地域区隔,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异认知,在平等与共享的科技面前被淡化,“世界变平了”愈发成为一种能够预期的未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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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瞭望智库”发布了一份名为《2012-2017科技创新对人民群众“获得感”贡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这些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获得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的改革关键词,也是检验改革“含金量”高低的一把重要“标尺”。

作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大军,长期以来,5000多万建筑业农民工浓缩了新时代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特征:城乡二元差异、财富分配不均、阶层流动受阻等,他们身处繁华的都市,却又与都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城市主流人群的生活方式相比,建筑工人似乎天然打上了“乡下人”的烙印;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这种距离与隔阂开始呈现“破土”之势,以“新四大发明”(支付宝、网购、高铁和共享单车)为主要代表的新科技延伸到庞大的建筑工人群体之中,让他们从交通出行、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和精神体验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改变。

城市与农村的地域区隔,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异认知,在平等与共享的科技面前被淡化,“世界变平了”愈发成为一种能够预期的未来。

上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曾写道:“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积累。”而景观是指一种由群体塑造的社会生态和统一式样,到今天21世纪的新时期,互联网传播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基础条件和社会常态,由科技应用造就的景观积累也逐步推向社会的各个阶层,《IT时报》记者以此切入,历时一月深入走访各大建筑工地,试图勾勒新科技给建筑工人带来的“获得感”以及由此造就的群体镜像与景观变迁。

建筑工地的清晨:被互联网包围

清晨的第一阵声响总是工人们踏着通往简易房二楼铁质镂空阶梯而发出的急促脚步声。这是早上5:30,天色已经亮了,由于阴天的缘故,天空看上去灰蒙蒙的。几名工人从简易房里走出,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凉拖,肩上搭一条毛巾,手捧着脸盆急匆匆地踏着阶梯往水池边上赶,铛铛铛的声响仿佛叫唤起床的闹钟,很快,水龙头边就聚集了七八名工人,他们俯下身子,低着脑袋用力地刷牙、洗脸、哈痰,聚居着300多名建筑工人的工地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在水龙头斜对面的食堂里,一对夫妻进进出出,他们将备好的馒头、包子、油条、茶叶蛋等从大堂搬到一个小房间靠近玻璃窗的位置,大大小小的蒸笼、铝锅摆在一张红色方木桌子上,窗口贴着两张二维码,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夫妻俩站立窗前等待工人来买早点。不久,工人们便陆续赶来,“两个包子,一根油条、一杯豆浆”、“三根油条、一杯稀饭、一个茶叶蛋”,工人在窗前吆喝,高亢的声音在清晨听得格外分明。在排队购买早点时,有人一边喊着一边掏出几块零钱,有的则拿出手机对着玻璃窗上的二维码扫一扫,“丁零”一声响,支付就成功了。

靠近厕所的一间房,是独立的一个夫妻间,木工班的包工头和他老婆住在里面,此时,包工头的老婆蓬松着头发走出门,她提着一个红色的痰盂往厕所方向走,另一只手则握着一个大屏智能手机,放着音乐、哼着小曲儿,悠然自得——这工地上就属她过得最快活,成天没有事情做,打打牌、唱唱歌,在全民K歌录录黄梅戏基本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工地的出口处,靠着门边停放了几辆摩拜单车和ofo小黄车,一名工人骑起一辆ofo驶出了大门口;住包工头隔壁间的许二根(化名)这时也正忙着收拾,老家妹妹的儿子近日举行婚礼,他要赶回去帮忙,儿子在网上给他订了10:30虹桥火车站的宁安高铁票,按照以往去白莲泾、沪太路、川沙等地坐大巴的节奏,他早早地就起来准备,然而实际上,他是不需要起这样早的。

这是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的一处建筑工地,生活区南北相向排列了两幢简易房,每幢简易房分上下两层,单层25个房间,每间房住5个人。工地每天工作10小时,薪酬按天计算,目前一天大约240元。

这个季节,上午上班从6:00开始,所以5:30左右,工人们便起床收拾。但90后的李阳(化名)这时却赖在床上,裹着一条单薄的被子岿然不动,完全不顾外面的叮当声响与嘈杂的人声。昨晚他一夜追剧,对着手机一直看《那年花开月正圆》这部热播剧——这是国庆期间他回老家下载的,“工地没有无线网,所以我就回家储存了十几集”。孙俪是他心中的女神,剧中演绎的发家致富故事更是令他喜欢。但故事总归是故事,一夜煎熬,此时他疲惫得只能沉睡——在工地上他有这样的自由,当然这也意味着他没有今天的工钱,至少上午的半天钱他似乎打定主意不去赚了。

写作、直播获得自信与快乐

与李阳不同,来自安徽皖南地区的曾飞(化名)则显得勤奋而踏实,1996年出生的他,今年不过21岁,15岁那年他中考考了400多分,这个成绩在当地能够上一所普通的高中,然而由于家境的原因,他只好辍学到工地打工。此前,他跟随舅舅辗转跑过沈阳、南京、苏州、海宁,今年上半年来到上海。

上初中时,曾飞爱看小说,也和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写小说,“那时候是用笔写在本子上的,当时还有几个同学一直要看呢。”回忆起往事,曾飞脸上闪过一丝怀念的神情。

出来打工之后,他慢慢写得少了,偶尔在QQ空间写一点抒发心绪的文字,曾飞羞赧地说:“都是记录心情,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有时也发表一些自己对生活以及当下建筑行业的看法和见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汤圆创作,于是将以前写在本子上的小说重新编辑一番发到上面,没想到反响挺好,不少网友留言评论,他突然又找回了对写作的热情。

“2016年建筑行业的活越来越少了,包工的价钱也越来越低。今年大部分工地进度都特别缓慢,其实不光是今年,早在去年、前年,建筑业就已经开始不景气了,大部分农民工过年都提前返乡,而且不少人的工资还被老板拖欠着不发放。”

这是曾飞在《中国新原创》发表的一篇文章节选,名字叫《农民工开始“闲”下来》,类似的作品还有《经济危机下的一线民工》《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的“辛酸”》《你会到工地来看我吗?》等等,这些文章他同步更新到汤圆创作、简书和QQ空间——这是他经常使用的三个软件,他在手机桌面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写作”。

对曾飞而言,写作的目的不在稿费,一篇文章即便被采纳了,稿费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能做物质上的指望,但用写作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感思,在他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得到平台的采纳录用,说明自己写的东西有人认可,那样我会很快乐,”曾飞坦言:“这和现在智能手机很方便也有关,有时候感想突然来了,我就打开简书或者QQ空间,把那一刻的心得写下来,闲的时候,我再整理一下。”

互联网的智能应用平台给曾飞提供了一个书写的渠道,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而同样因这类软件获得新体验和新乐趣的还有王振宏,1991年出生的他,现在几乎算是一个直播达人,无论快手、花椒还是QQ都分享着他的直播小视频:大额头、单眼皮、国字脸,不算帅气的面孔,鼻头加一根猫的胡须,头顶一个兔子耳朵,看上去也显得萌萌哒了。

他现在在浙江温州一家服装厂里做裁缝,此前,在各地的建筑工地做点工瓦匠,平日里他安静内敛,也不爱交际,下班后工友们有时聚在一起打牌,往往也不参与。后来他接触到直播,却像遭了魔怔,“很胆大很愿意说”。直播的时间长了,他发现浏览和粉丝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还给他打赏,他的自信心也就越强。

“我在视频中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什么顾虑,很多时候录完一首歌曲或者和别人一起合唱一首歌曲后,自己点开试听,发现自己居然还有这么搞笑的一面,也有很多以前的朋友甚至现在身边的人,看了视频或者直播之后,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视频中的人还是你吗?我们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你在视频里的那一面?’”

如今,王振宏在直播的路上也越走越远,在建筑工地的时候,直播仅仅只是用手机,现在他买了专业的直播话筒,他笑着扬言:“慢慢试,没准以后就去走专业直播的道路了。”

社交工具带来新机会

晚上8:30,位于浦东新区严木桥路和祥隆路交界的龙宇建筑有限公司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供电房里传出轰轰轰的声音,水池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有水珠滴落而出,一声一声叮叮当当,下水道的流水声也听得分明,一幢简易房二楼的房间里还有麻将在交响。

此时,包工王明海(化名)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看《醉玲珑》,王明海今年47岁,前年下半年买了一款OPPO牌智能手机,花了900多元。“主要是为了用微信,现在大家都用微信,我也得跟上大伙儿的节奏。”王明海对记者说。
他的微信群有三个:一个王氏家族群,一个家庭family,还有一个工友群,王明海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建筑工,这十几年都是做包工,他是领班,所以有一支工友队伍。微信的出现和微信群的建立,为他联络工友、接揽工程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哪里有事做,哪里缺人了,都在微信上交流,”王明海说:“在微信上还可以和老板们多联系,发发红包联络感情。”

“在工地上接工程主要靠的就是关系,你能搞定公司项目部,你就能当项目经理;能搞定项目经理,你就能当包工头;能搞定包工头(即通常说的工地老板),你就能接到包工做。”

王明海讲述着建筑工地上的一套生存逻辑。而这套逻辑在他看来核心就是关系,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上”,另一个是“对下”——也就是要有一套班子,能及时和工人们联络起来。

微信的出现给王明海维系这上下两路关系提供了条件,以前哪怕是同村老乡,电话也不会经常联系,真正接到了工程,打电话问人家还不一定来得了。现在有了微信群,大伙经常聊天,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彼此的动态一清二楚,若有了工程的眉目,他就提前张罗工友,把队伍确定好;另一方面,对包工头老板,王明海也是“常献殷勤”,过年过节单独的节日祝福一定要送到,春节还会发发红包,“现在工程项目越来越不好接,有时候也就直接开口和他们表达想法,让有活干了照顾一下,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平时联系得密切些,有事情了也就优先考虑咱。”王明海对自己的关系经营津津乐道。

龙宇建筑的项目是今年6月接到的新工程,老板和王明海是同乡,他的承包小组共有15人,多数都是60后和70后。从去年开始,这个工程队基本使用上了智能手机,但品牌多数都是vivo、OPPO和小米的低端机,王明海还鼓励个别一直不用智能手机的工友,向他们推销智能手机的好处,“可以看电视、聊天,还有小视频。”

作为王明海队伍中唯一的90后,王世杰(化名)用的是荣耀8,他的手机软件也和60后、70后不同,除了自带软件和微信之外,还有网易新闻、京东、淘宝、爱奇艺、滴滴出行以及花椒直播、全民K歌、几个不知名的小游戏和万能钥匙,他还会通过招聘网站和微信服务号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装潢工和司机,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如果工地上真的没事干了,他也要考虑别的出路。

获得群体中的存在感

存在感的激发是社交媒体火爆的缘由,在王明海看来,建筑工人相对而言处于社会底层,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卖苦力,缺乏获得存在感、满足虚荣心的足够渠道,而微信群建立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公共空间,一些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价值感的工人能够通过发视频、发段子来赢得其他人的关注,这也是他眼里智能手机的好处之一。

48岁的李晓霞(化名)是上述宝山淞南镇建筑工地的一名女工,她最近迷上了一款软件,就是据数据统计70%以上用户以70后为主的全民K歌。年轻的时候李晓霞爱唱歌唱戏,来到工地之后就只有一门心思做小工、做家务,后来儿子给她下载了全民K歌,她便开始对着手机录唱,刚开始时她还放不开,不敢唱,时间长了她便觉得这个玩意的乐趣来:每次唱完一首歌,就有不少朋友和陌生人给她送花、点赞,赞美她的歌声,让她获得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生活就像多了一份滋味,把许多烦恼也忘了,有时候再忙还想着要翻看一下手机,”她笑着向记者说道。

有一次,她录了一首《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是在她老家特别有名的戏曲《女驸马》中的一段精选,李晓霞录唱得有板有眼,腔调、声息、节奏、韵律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她自己也相当满意,发布到全民K歌的共享平台之后,她心里就掂量着想看看有哪些人点赞留言,当天中午下班回到生活区,第一件事不是准备打水做饭,而是迫不及待地去看手机了。她笑言,现在自己也是一个手机控。

最近,李晓霞还学会了网上购物,在京东上买衣服、买洗面奶,前段时间她还替几个同龄的女工一次性买了四件一模一样的褐色碎花连衣裙,几个女人现在一起等着快递小哥送货上门。

淞南镇的这家建筑工地毗邻一个地铁口,高架桥从工地上能仰面看到,但出入工地有一条幽长的隧道,东西方向横亘了一排古旧残破的房屋,仿佛与外面的世界天然造就了一道“隔离墙”,打破这道墙也许要靠政府——由政策公义带来更多的身份平等、阶层消失和物质保障。

然而,互联网与智能手机联袂而生的网络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种空间与心理上的隔离,新科技也为建筑工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地和舞台,让他们在虚拟的世界追随都市人的习惯,在现实的生活里寻求更多的“获得感”。

建筑工地纷杂的简易房里,出入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这里聚居、打工、谋求生存,他们建造着一幢幢高楼大厦,但大楼落成之际也是他们离开之时。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空间里,他们循环往复,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苦干、挣扎,努力追寻着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在期待着明天。(本文作者为IT时报记者汪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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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 郑2370872883 郑2370872883 2017-10-25 15:01 via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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