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火人节”创始人John Law:一位资深嬉皮士的跨世纪蜕变

摘要: “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自杀俱乐部、杂音社乃至火人节,是一群极具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少数派不断尝试的产物。其中的核心人物John Law是依靠怎样的胆识,驱动他和同伴一次次将创意付诸实践的?

约翰·洛在钛媒体 2017 T-EDGE 科技生活节上

从1988 年正式得名到2017年,闻名全球的“火人节”已经有接近三十年的历史。

时间倒退三十年,1986年,一位叫做拉里·哈维(Larry Harvey)的年轻人和他的伙伴们在旧金山贝克海滩烧掉了一个将近3米的木人和一只木头做的狗,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激进自我表达”的自发行为。

这个充满戏谑意味的仪式越做越大,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制作的木人从4.6米增加到了整整12米,到了1988年,这个活动被正式命名为火人节(Burning Man),这一年,恰好是嬉皮革命发端二十年。

火人节创始人之一、现在已经60岁的John Law就是受到嬉皮精神深刻的影响的年轻人之一。最近几年,中国的创业家们先后赶赴“火人节”,将其当成一次跨界创新、挑战自我之旅,也使得参加火人节成为一个新潮流。2017年,John Law受钛媒体之邀来到中国,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为他的人生故事和创新精神着迷。

要讲述John Law的故事,绕不开一个本身历史比美国还要长的城市——旧金山。

旧金山(San Francisco)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是整个加州人口第四多的城市,其人口数量在全美位居第十三位;1849年的加州淘金潮让这座城市快速发展起来,1906年的大地震及引发的火灾让它毁于一旦之后却迅速重建,1945年,联合国在这座城市诞生。二战后,退伍军人、移民大量涌入旧金山,伴随着嬉皮精神、性解放、反对越战的和平运动及争取同性恋权利等运动在这座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使它被公认为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

John Law便出生成长于旧金山,自小浸淫于这座城市的自由主义和宽松艺术氛围之中。

John Law 第一次在中国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就完成了一件任性而充满情怀的事:读诗。在钛媒体与凯迪拉克联合举办的 2017 T-EDGE 科技生活节的太空诗会上,约翰·洛先生朗诵了乔治·斯特灵这首深情讴歌洛杉矶的《爱的冰冷灰色之城》(The Cool, Grey City of Love)。
凯迪拉克“太空诗会”上

John Law在钛媒体与凯迪拉克联合举办的 2017 T-EDGE 科技生活节太空诗会上

火人节,并不是John Law人生的全部。

就在火人节正式创立的十多年前,在旧金山还活跃着另外一个秘密组织“自杀俱乐部”(Suicide Club),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城市探索社团,这个组织和“自杀”没有多少关系,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化身博士》作者斯蒂文森的作品。

约翰·洛和这个社团的成员在1986年创办了杂音社(Cacophony Society),这个组织是在达达运动及情境主义影响下文化干扰的孳生产物,其目的和主旨就在于抵制消费主义,通过艺术的形式对主流文化进行激烈的颠覆和反抗,最终达到宣扬反对主流社会的目的。

到了1990年,约翰·洛组织了在黑岩沙漠(Black Rock Desert)的活动,他们认为这里就是一个达达主义的暂时自治领地,并把焚烧雕塑当做一场情境主义表现艺术;杂音社的另一名成员迈克·米克尔(Michael Mikel)希望尝试帮助那些不熟悉黑岩沙漠的参与者以免他们迷路、脱水或发生其他意外,于是,他创建了黑岩游骑兵(Black Rock Rangers)。黑岩城(Black Rock City)至此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俯瞰黑岩城

俯瞰黑岩城

1996年,火人节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合作伙伴并享有该名称的使用权,同时,也是这个活动历史上最后一次不设置藩篱。就在这一年的活动正式召开前,一名工人在摩托车事故中身亡,哈维坚持认为这起事故并没有发生在火人节营地,而其余的几位创始人此时却在离主营地颇远的狂欢营游玩。

于是,在活动结束后,对这些创始人态度极为失望的约翰·洛就和火人节分道扬镳,并公开宣称这个活动不应该再举办。
火人节现在已经成为一场狂欢活动 Photo by Trey Ratcliff

火人节现在已经成为一场狂欢活动 Photo by Trey Ratcliff

火人节至今超过三十年,从最初嬉皮文化盛行下的产物到今天越来越多地走进主流文化的视野,从最初年轻人和艺术家的狂欢聚会成为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游玩的盛会,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议题。

正所谓“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无论是参与到早期的自杀俱乐部、杂音社以及火人节的创办发展,正是一群极具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少数派不断尝试的产物。

他们曾经挑战循规蹈矩的主流文化,声讨墨守成规的经典和范式,是胆识和创新,驱动着John Law和其同伴一次次将创意付诸实践。

如果说火人节是一场大规模、即兴的“行为艺术”,如今也在商业和艺术结合的方向上探索颇多。艺术和商业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正如 John Law 一再强调的那样,艺术创新和商业在今天已经密不可分。很多著名的百年品牌,都与著名的“火人节”有很深的渊源。

比如,凯迪拉克这个超过115年历史的汽车品牌,就曾经因为主张“创新、探索新技术和体验极限的自觉和勇气”而成为火人节上的标志性品牌。2016年的“火人节”,发起了Electric Renaissance——电子工业复兴的主题,一组致敬 Cadillac Ranch、展示人类创新史的大型雕塑群成为当年火人节的地标之一。

火人节

火人节上的Cadillac Ranch雕塑群

时空变换,21世纪的这些年来,如John Law一样,当年的嬉皮士们逐渐从年轻时的嬉皮士风格转变得更为宽厚去对待这个世界。我们注意到:在他以及更多蕴含这些精神的人们身上,追求自由和独创、大胆创新和实践、永远保持对主流的敏感和警惕这些气质是共有并永存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不管是为了艺术的发展、商业科技的创新,还是为了人类未来,这也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品鉴凯迪拉克CT-6

John Law先生在钛媒体科技生活节上品鉴凯迪拉克CT6:作为“新美式科技旗舰”的凯迪拉克CT6,集合了当今豪华车领域最具前瞻性的尖端科技配置。新美式动力科技、新美式驾控科技、新美式车身科技、新美式安全科技、新美式尊享科技,五大科技元素为全新CT6的豪华品质加码。

钛媒体和John Law发起了这样一场心灵对话: 

钛媒体:火人节创办之初是宣扬反主流的,但现在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纷纷参与其中,这是否和它最初的主旨背道而驰?

约翰·洛:火人节一开始和商业并不相干。

它秉持的就是完全自由的艺术精神(free spirit art)。这种精神是一切的开端,因为没有人心怀恐惧,人们在这里不需要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或是视其为一种竞争。所有人在此都怀有开放的心态,而这也是真正的创造力得以萌发的时候(when the real creativity happens)。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是不会关心钱的,他们为了创造而创造。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商业应该支持艺术家。

的确,你可能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商业价值,艺术家也赚不了什么钱,但真正的价值就是这种创造,这种恶作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创造。这种人性的互动,不是建立在商业和金钱基础上的。我不反对商业化,我自己也是商人,但火人节的这种精神是钱买不到的。你只能真正加入到这项活动中,才能感同身受。这并不容易,而火人节在这点上也交了不少“学费”,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件很积极的事。

钛媒体:火人节、杂音社团都是嬉皮精神的体现,但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这样的精神是不是会逐步消退?

约翰·洛:不会消退。

嬉皮士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这种自由的精神和人类社会会永远相生相伴。即便在管控最严格的地方,人们也会有创造欲。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嬉皮士们是很“幼稚”的,他们想尝试所有事物, 当然很多东西没有被实现。但他们提出的概念,比如环保、回收再利用以及性别平等,都被社会接受了。就像现在,在硅谷,女性 CEO 的数量也在增多,这都是好事。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社会不再用肤色、国籍、性别评价一个人,而是依据一个人的灵魂来评价。如果我看不见这一天,我希望我的儿子能等到这一天。

钛媒体:在今天,我们看到《加勒比海盗》的杰克船长、《自杀小分队》这样反英雄的角色在文化越来越多出现并受到大众的欢迎,它们是不是嬉皮精神另一种形式上的传承?

约翰·洛:嬉皮士精神有点“反英雄”,比如一些摩托车文化,公路片,但不全是。

你说的那些角色,它们其实更代表朋克精神。朋克精神在1977到1985年之间的美国非常流行。朋克爱好者们看起来很可怕,但他们的呐喊和诉求非常有力,而且朋克文化非常鼓励创作精神。可以说朋克精神很“反英雄”,非常理想主义,有那种捣毁一切的力量,很具颠覆性。

这种颠覆性其实对科技行业来说很重要。你看硅谷开始的时候也有这种精神。但有了这种精神并不能马上赚钱,一种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出现后,至少要4、5年之后才会开始赚钱。我一向的理念就是,商业要支持艺术。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对双方都有利。

也许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好艺术家,但一开始你无从判断,你只能先支持、相信他们。不要一开始就扼杀他们,给他们时间,好的自然会冒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旧金山的创新氛围那么好。和纽约那样高标准、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旧金山不对艺术家设限。疯狂的、有才或没才的艺术家都能在旧金山找到自己的落脚处,他们都从零开始。

你看,很多后来知名的朋克摇滚乐队,一开始也是一群无名之辈。他们从车库开始小打小闹,慢慢练习,慢慢进步,如果没有给他时间和空间成长,就没有后来的绿日(Green Day),也不会有性手枪(Sex Pistols)。

对商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未来的回报会非常丰厚。我认为慷慨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我个人也很看重它。只有不断付出,才会有回报,你也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在1982年,文鲜明和韩鹤子为纽约麦迪逊花园为逾2000对新人主持婚礼 Credi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在1982年,文鲜明和韩鹤子为纽约麦迪逊花园为逾2000对新人主持婚礼 Credi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钛媒体:当你离开火人节创始团队后,创办了“自杀俱乐部”曾遭到一些质疑。对你来说,能否回忆下,有什么变了,有什么没变?

约翰·洛:我年轻的时候很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世界绝对会毁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世事美好的一面,觉得一切没那么糟糕。火人节倡导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可以积极地互动,这种互动其实是一种本能。

钛媒体:我们承认“政治正确”的必要性,但它会不会破坏嬉皮或邪典精神之下的艺术创造力?

约翰·洛:我个人比较中立。我会说实话,如果实话不够“政治正确”,那我也不在意。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个人不担心中国的未来发展,毕竟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很多做事的方法肯定与众不同。作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新力量,它必然承受很多压力。我个人认为在美国,言论自由有助于社会健康发展,但我也可能是错的,毕竟美国也有很多问题,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

钛媒体:二十年前,因为一场事故您和您的合作伙伴之间发生了分歧,您如何看待艺术创造和艺术家人身安全之间的关系?

约翰·洛:我非常重视安全问题。

当时之所以出现那场事故,是因为我们扩张得太快。我希望慢慢来,但我当时的合伙人想在短时间内把活动做大。因为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保证,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我非常难过,觉得我的合伙人并不在意参与者和艺术本身,他在意的是权力。

后来,火人节不断壮大,这事有好有坏吧,但我觉得利大于弊,毕竟有一个这样的场合让大家交流,是件好事。

我最终决定退出,是因为我的坚持和它的发展方向不一致。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很热爱它。后来我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活动,鼓励艺术家,鼓励大家交流。虽然不像火人节那么出名,但我很快乐。

钛媒体:在全球化和以迪士尼为首的大众娱乐的冲击下,像自杀俱乐部和火人节这种个性化文化的产生会不会受到影响?

约翰·洛:这种时候更需要个性化文化。

迪士尼的那些创意很多也来自地下文化,编剧、艺术家、演员们,特别是那些编剧们都有地下文化背景。 即便是迪士尼这种大公司引领的流行文化,也需要人性,否则它将空洞无物。好电影和好书是能引起共鸣的,那种真实的东西才是吸引人的。可能一两部电影没有真实情感无所谓,但要一直吸引人,不可能没有这种真实的和人性的精神在。

钛媒体:就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人类社会走向某种极端,您觉得会是奥威尔《1984》还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样?

约翰·洛:可能是两者的综合。

你说的这两种社会都不会单独存在,它们无法持久存在。我个人更喜欢赫胥黎的《猿和本质》(Ape and Essence)。书中故事的场景设在加州,也带有点邪典文化的意思。我觉得人类精神就像植物,不管你怎么压抑,总有一天它会爆发。总体来说,我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很乐观。

和以前相比,中国自由开放了很多。20年前或是在我小的时候,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很可怕,但你看现在,我们互相交流,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上的,这样的情况非常好。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存活至今已令人赞叹。当然,可能历史传统过多会有点束缚创新,但现在,从科技方面来看,也出现了不少创新。(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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