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下午4点，《我是范雨素》一文发布后的第三天，该文被投诉，因违规无法查看。

突如其来的违规和谐，不禁让人遐想连篇，被和谐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我是范雨素》一文存在失实或代写的嫌疑；还是文中涉及的人和事触及了政治红线；又或者更大胆一点，雇佣范雨素的富豪为了保护隐私而幕后操作和谐了这篇文章？尽管这原因看似合理，但在更多线索暴露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

范雨素接受媒体采访

在北京做育儿嫂的范雨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和她的文章会引爆人们的朋友圈。

面对这个一夜爆红的名字，我们会习惯性地发问：“谁是范雨素？”。

在《我是范雨素》中，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角色：一个大城市的育儿嫂、一个城中村里的文学爱好者，一个尝过命运的苦酒与甘霖的女人。

在文章的开头，她这样写道：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看似轻描淡写，却直击人心。这本让人不忍卒读的命运之书，犹如晚春的一声惊雷，在我们的生活中炸开。

范雨素是母亲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健康的女儿。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打针药时下得太重成了智障，二十岁时便草草结束了生命。小姐姐得了小儿麻痹，一直治到12岁，才慢慢好转。相比两个姐姐，范雨素幸运很多，如今她已为人母，并有幸能用纸笔记录下命运对她的一次次“装订”。

严格来说，范雨素不是一个面朝黄土的农民。12岁那年，她开始在老家做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如果不离开老家，她会一直做下去，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但她不能忍受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要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那一年她二十岁。二十岁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这样写道：

生活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把自己嫁了。生活的重锤举起之后，哪会轻易放下。结婚短短五六年，她遭遇丈夫酗酒家暴，于是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生活了。

一个平凡的人身上发生的平常的事，连叙述起来也那么平淡。没有天崩地坼的激烈情绪，没有声嘶力竭的用力哭喊，她就这么平静地娓娓道来，不讨巧，不浮夸。

在大多数时间里，范雨素是北京茫茫人海中最不起眼的外来务工者，弱势群体；但在文学的世界中，她是一位勇敢记录生活的强者。

范雨素为何走红？

1、“范菊人”与“范雨素”的人设反差

“范雨素”是她12岁时给自己取的名字，灵感来源于琼瑶的言情小说《言语濛濛》。在这之前，她叫范菊人，这个母亲用最原始的方法取的名字，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社会学中，社会角色被定义为在社会系统中与一定社会位置相关联的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套个人行为模式。

正午故事编辑的导读中，责任编辑对文章作者的介绍让我们自觉地将范雨素代入了这样一个身份：来自农村，年龄44岁，初中文凭，职业育儿嫂。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标签归纳为一个名字——“范菊人”。然而，当我们继续深读，会忍不住赞叹，不论是对文笔的把握还是对情感的倾诉，文章的作者同时也是故事主人公的范雨素，都打破了我们对“范菊人”的第一印象。她文笔轻盈，又似有万钧之力，绝不像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妇女。

在我们眼里，范雨素，先是农村妇女，而后才是读书的农村妇女。常规性思维让我们把范雨素的社会角色设定为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妇女，而透过她的文章，我们看到的确是一个热爱读书，有精神追求的文学爱好者。毫无疑问，这种颠覆既有印象的反差，让我们加深了对她的好感，刺激了转发的热情。

2、大时代的小人物

范雨素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金盏乡的皮村，这是一个命运独特的城中村，因为头顶有飞机航线、不适合房产开发，至今密布着小型加工厂和外地打工者租居的平房，住着上万名工友。范雨素和这些工友一样，但她身上又有着不同寻常的特质。

作为女性，她是应当受到关爱的弱势群体；作为母亲，她是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作为工作者，她是北京万千打工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育儿嫂。当三种身份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不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悲悯心。范雨素是底层人民的一个缩影，不幸的身份，不幸的遭遇，不幸的命运，将她的命运装订得拙劣不堪。

范雨素是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小人物。尽管观其人，读其文，我们做不到感同身受，但她的经历和遭遇，能让每一个身处时代漩涡中挣扎生存的人产生共鸣。

雇佣范雨素的一个大富家庭，这种富不是一般的富，而是能上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富。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上国际学校，一面由武术教练带着在自家盖的写字楼中开辟出的场地里习武，一面有专门聘请的中国人民大学学霸毕业生做陪读，学习编程。反观范雨素的大女儿和她的两个“物以类聚”的朋友，连基本的义务教育也没赶上。

幸运的是，在范雨素的影响下，她的女儿通过自学，从贫穷的窑洞中爬了出来，20岁的年龄，已成了年薪9万的白领。但跟她同龄的两个伙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同处一个屋檐下，两个家庭的后代在教育条件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向来牵动人心，尤其是极贫与极富之间的巨大悬殊，更让人揪心。当富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时候，“范雨素们”思考的确是如何生存。

在范雨素看来，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在城市的这头，巨富可以养着比自己小25岁的貌比范冰冰的小老婆，京郊暴富的农民可以牵着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公棚羞辱农民工。而在老家的那头，征地维权的60岁老人被维稳的年轻小伙打断四根肋骨，81岁的母亲为了一亩2万2的征地款被拽脱胳膊。

仿佛这些年来，如此猎奇的新闻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像被过度刺激的器官，恍恍惚惚地接受了这些设定，再无法提起兴趣。把病态当做常态，常态也就成了病态。

范雨素的文章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原来我们的身边还有这么多的不公平，还有这么多的社会病。她所遇到的人和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会显得突兀，因为我们都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所以我们会产生共鸣，也因此《我是范雨素》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3、“范雨素们”需要的是尊严而不是同情

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在我们的语境中，农民、外来务工者，穷人和其他底层人民都被建构为“他者”，被排斥在话语之外，理所应当地等待着我们施以同情。尽管他们从不缺席我们的舆论场，但大多是被消费、被表达、被建构，被同情。在自说自话的过程中，“范雨素们”的形象被固化成了我们应该同情的对象。

腹有诗书，手握纸笔，范雨素当然有着诠释自身的话语权，加上自己的值得同情的遭遇，她完全可以用悲情的文字展示自己的苦难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但她没有。相反，她对生活怀抱着一份乐观的心态，用一颗善良的心去拥抱同样穷苦的人，向他们传递爱与尊严。正是这种来自被同情对象的尊严，打破了人们专断的视角，集体沉默以及对一个阶层的固化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范雨素式的底层人物独白走红的背后，或许是互联网空间注意力转移的一个征兆。范雨素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范例：通过文学，这些被建构的“他者”可以拥有话语权，去表达，去澄清，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树立“丢失已久”的尊严，而不是等待被他人关注。

在《我是范雨素》走红之后，已经有多家媒体前往皮村采访范雨素，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关注，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互联网的快餐化时代，我们见过太多一夜成名的神话，也习惯了一落千丈罢为刍狗的悲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名和利找上门来，等待着她的是飞黄腾达还是命运的又一次“装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