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春节打车风波”的原因,除了滴滴甩锅,还有什么?

滴滴对自己能力使用的不到位、政策的影响、用户的加戏,正好让此次春节打车“事故”的奶酪串成了一线。

2017年丁酉年的春节,小的层面,不好过的除了在12306上一票难求的外地漂,和各处讨薪的民工,大的层面,当属这两天突然又走向风口浪尖的滴滴出行。在滴滴打车改名为滴滴出行后,滴滴确实过得不畅,此前有新Logo抄袭风波,后又遇到了对自己不太利好的政府监管。

政府管制、加价、打车难的三昧真火从年初到年末,烧得滴滴出行鲜有喘息。其实,这三件事,由来已久,只是一直隐而未发,面对北京、上海的“二本政策”(本地牌照、本地户籍)以及堆积已久的用户怨愤,起初只是在滴滴的机体上切了一个口子,但“未根治且由来已久”的伤口在今年春节终于爆发成了坏疽。

不过,虽然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今年春节打车难的固疾新变对出行市场的双方——服务方(以滴滴为代表)、被服务方(用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在笔者老家,二线或者说准二线城市,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明显,返乡潮对于本就在二、三线城市生活的滴滴司机和想打车的用户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是春节车价必然上涨这一特色国情仍在不停上演。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什么是原因造成了一线城市打车的困难?返乡潮是一个原因,滴滴对运力的估算不足是一个原因,用户对滴滴廉价的习得性反应和现实的矛盾是另外一个原因。

但我比较偏向,“滴滴出行不算是真的共享经济”的看法(毕竟,它更像一个网络出租车公司,只是把黑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整编成军了)。因此,相比uber、lyft是运力共享,它不仅包括打车也包括实时租车,滴滴出行则更像是出卖驾驶技能,用户付费其实是为变相的驾驶技能赋予付费(但不是说用户自己不会开车,而是不愿开车)

而无论是uber在国外,还是滴滴在国内,私权利代表小的私权利在公权的领域夺食,始终是滴滴(uber等)为代表的私企、政府、用户三方的博弈过程,只不过任意两方的博弈在目前看来都倾向于零和。

因此,如果今年打车难这口锅值10分,不可否认滴滴至少要背5分,用户(乘客、司机)得背2分,至于政策的代表怎么的也得背3分。

滴滴的能力

对于滴滴而言,创业本就是All in,在“剿灭”快的、uber诸强后,道德绑架一点而言,它作为出行市场的主导玩家,天然注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至少,在此前的一次关于中外创客的座谈会上,马化腾也曾公开向总理建言:“不要一棒子打死网约车。”这让滴滴的悲情成分加重了一些,但也代表着它以正式的姿态走向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舞台。

从滴滴的核心能力而言,相比传统出租车,它的革新在于GPS定位与运力需求的匹配,以及相对应的运力算法,让车辆巡游的成本降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打车的效率化。

所以,对应到此次打车风波,笔者认为,在新政出台后,滴滴完全有可能已经预估到年末的窘境,只是算法没跟上的同时,面对返乡潮,它也拿不出折中的方案。(其实,理想而言,滴滴可以自己租一批车,投入市场,暂时缓解打车难困境)。

而对于车主来说,滴滴有着强大的“盈利能力”,只是这个盈利要划个引号。从月入2万到月入8千,滴滴司机一月暴富的神话,在滴滴运营之初就不停被上演,且刻意放大。

在入不敷出的白领看来,他们仿佛看到了自由职业的机会,而对被疯狂压缩的出租车市场,抵制、游行的最后,在白花花的钞票眼前,出租车司机高唱:“不如拥抱”。滴滴的运营能力,不言而明。

当然,从uber在国外的发展路径来看,起初他的创始人就是中上层收入的代表,因此,一开始的uber在国外也是主打中产人群。除了金钱的富余,他们更愿意为节省时间消费。

所以,一开始奔驰、宝马的专车路线是uber得以快速打响品牌的关键。此后,实施租车的逻辑,也不断接近共享的核心——“下车的地方正好是另一个乘客打车的地方”,运力效率的完美状态。

吴晓波曾指出,国外的互联网产品发轫于高校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原因,宽进严出,造就了高校精英文化极浓,互联网产品也多呈现满足精英化需求的态势。而国内的互联网产品多发轫于“小白用户”,要是病毒传播配上些巨额补贴,那滋味才会更美。

因此,对用户(乘客、司机)滴滴呈现的是,从下而上的实现思维转变并笼络大众的品牌能力。

那么,具备了算法能力、运营能力、品牌能力的滴滴有什么理由不为这次打车风波背锅呢?作为普通民众,我们想看到的也不只是产品总监在知乎上的甩锅,更希望看到甩锅后,滴滴怎么解决打车难和扭曲加价的问题!

矛盾的政策和苦情的大众

我并无恶意攻击政策。因为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必经历苦难,就uber而言,在欧洲的伦敦、巴塞罗那、柏林早在2015年也遇到了出租车司机的集体罢工抵制。甚至,在德国Uber Pop“拼车”服务也遭到了全国性的禁令。

不过,2016年10月美国法院判决的两个案件Illinois Transportation Trade Association v. City ofChicago和Joe Sanfelippo Cabs, Inc. v. City ofMilwaukee中(出租车公司和行业协会对Uber、Lyft的诉讼)法院却站在了新事物的一边。

而在国内,大家都知道“网约车”的日子似乎有别有于美国,并不那么好过(但也有可能像此前对网游的监管一样存在调整的空间)。春节打车风波,确实也折射出了政策需要调整的影子。

当然,对于政策的承担者滴滴和大众来说,除了苦情,还是苦情。有人谈到,打车难是由于国民的劣根性造成,荀子主张的“性恶论”也看似有几分道理。但这是国民性的议题,不是滴滴一家公司能转变的。从逻辑来看,未免有以大欺小的嫌疑。

就中国市场来看,新技术的使用,总是被用在各种你意想不到、奇形怪状的牟利方面(外卖平台的假牌照、电商的刷单、滴滴的司机互刷等),这与新技术创造者想要用科技方便生活的夙愿又是相违背的。所以,大众的苦情也确实有加戏的意味。

因此,政策和大众的加戏,也是春节打车风波形成的助因。

结语

里森的瑞士奶酪事故模型告诉我们,发生事故一般有很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原因不出现,事故就不会发生。即除非奶酪上所有的孔都完美地连成一线,否则没有事故。滴滴对自己能力使用的不到位、政策的影响、用户的加戏,正好让此次春节打车“事故”的奶酪串成了一线。

不过,里森也谈到了,要减少事故的发生,让系统更加有弹性,我们可以通过设计额外的差错预防机制(切出更多层的奶酪),减少、失误、错误或设备失效的机会(奶酪上更少的孔),以及为系统中不同的零部件设计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努力使奶酪上的孔不要排列起来)。

而这些机制的创建,需要时间,更需要滴滴、政府、用户,三方的协同。

否则,我们将始终面对,别人开了咖啡馆,你就是不能开茶馆的国情困境。

本文系作者 翁章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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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晚10点半我在长宁打车,叫uber都叫不到,于是改叫滴滴,好不容易有师傅接单,也是抱怨起那个高峰加价、补贴都没有的情况下,司机的收入已经大大降低了,平台不知道因此收入多少呢

    回复 2017.01.23 · via pc
  • 滴滴自食恶果,不值得同情,高峰溢价的倍数很多时候并不全部给司机,因为滴滴还有等级政策,在"鼓励"的大旗下,如果跑的单数不够的司机,是拿不到溢价的,这一点非常恶心,因为乘客掏出溢价是希望打到车,但是,这个钱却并没有全额给到司机,我不敢说百分百,但是,我已经遇到几次了,在整个局面下,这绝对是有干预的。

    回复 2017.01.23 · via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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