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尼古拉斯·卡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苏格拉底是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同时通过读书获得别人的思想，人们逐渐对这样的读写行为习以为常，他们对自身记忆内容的依赖性也随之降低。过去必须存放在脑袋中的东西，逐渐可以存放在陶片、纸卷上，后来又可以存放在书本中了。正如那位伟大的演说家所预言的一样，人们开始把并非“来自本身，而是通过外在标记”获得的内容叫做思想。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不断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物和文学作品的日渐增多，人们对个人记忆的依赖进一步减弱。图书馆里和个人家中的图书报刊成了大脑生物学仓库的有效补充。人们不必再事无巨细地记住所有内容。他们可以查资料。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印刷图书的蓬勃发展还有另一重效应，苏格拉底没有预见到这种效应，不过他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在事实、观点、思想和故事方面，图书为人们提供了数量和种类都比以前丰富得多的供应来源，而且深度阅读的方法和文化都鼓励人们努力把书本上的内容记在脑海中。

1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地区主教伊西多尔注意到，阅读思想家写在书中的“话语”，“使它们更不容易从记忆中消失”。由于人人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读书进程，人人都可以自由制定自己的读书纲要，个体记忆这个概念的社会决定属性减弱了，而它作为与众不同的个人观点和个性特质基础的私人化属性加强了。

在书籍的启发激励下，人们开始把自己视为自身记忆的作者。莎士比亚就让哈姆雷特把他的记忆称为“自己大脑的书卷”。

写作会让记忆衰退，苏格拉底为此忧心忡忡。按照意大利学者和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说法，苏格拉底表达了“一种永恒的担忧：新的技术成就总是会废除或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珍贵、有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而且它们还具有深层的精神价值”。

事实证明，对记忆丧失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书籍的确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补充，不过，正如艾柯所说，书籍也“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它们并没有弱化记忆”。

荷兰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在他1512年出版的教科书中，重点强调了记忆和读书之间的联系。他敦促学生在书上写评注，看到“感人肺腑的词语，古雅或新奇的措辞，精彩的文体、格言和范例，还有值得记住的评论”，都要用“适当的符号”加以标记。

他还主张，所有师生都要随身携带笔记本，笔记内容可以按不同主题排列，“一旦发现值得记下的内容，随时都可以将其写在适当的位置上”。抄写摘录精彩内容，然后定期进行背诵，有助于牢记不忘。摘录引用的段落可以看做从书页当中采撷的“各种花朵”，它们可以在记忆的页面中保存下来。

伊拉斯谟的倡议跟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主张遥相呼应，塞内加也以植物作比喻，以此描述记忆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塞内加写道：“我们应该效仿蜜蜂。通过各种阅读采集而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应该分别收藏在不同的空间内，因为东西分别存放会更好。

然后，我们应该勤勤恳恳地运用所有的聪明才智，把我们品尝过的各种各样的花粉混合起来，将其酿成甜美的蜂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使外观表象还跟原来一样，其内在本质已经迥然不同于初始状态。”在伊拉斯谟和塞内加看来，记忆是一个大熔炉，它要高于我们记住的所有事情的总和。记忆是经过重新加工的东西，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