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与新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兴起带来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 新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新的状态,而是信息技术的兴起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钛媒体注:美国自1991年开始,持续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增长,打破了20世纪60年的最长持续106个月增长的记录,“新经济”一词破茧而出。以此同时,这个过程贯穿了克林顿的整个执政生涯。而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再一次证明永久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是不可能的,但克林顿时代“新经济”的成就依然值得认真探讨和借鉴。

从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了一轮持续、稳定、较快地复苏和增长,持续十年之久,成为美国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更为神奇的是,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滞胀在这一轮经济扩张中消失得一干二净,经济稳步增长贯穿了克林顿执政8年的全部时间。

美国经济这次破纪录的连续增长甚至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最长持续106个月的增长。和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同的是,以前的增长通常伴随通货膨胀,特别是当经济持续增长而失业率下降之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不断增加。而克林顿治下的这轮经济持续增长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通胀率始终被牢牢的控制在3%之内。

在持续稳步增长几年之后,1998年美国GDP增速达到3.5%,1999年更是达到4%;而失业率却从1991年的6.7%降为1998年的4.5%,同期通胀率则由5%降至1.8%。另外,政府财政赤字也由1992年近3000亿美元高位回落到1997年首次财政盈余。股市的反应也十分抢眼,1993年1月,美国纽约道·琼斯指数为3310点,1994年1月上升为3978点,1997年1月上升到6448很快又突破7000点大关,7月中旬一举突破8000点大关。

这种在发达国家已经好久不见的长期经济景气,让美国学者们感到经济学居然不够用了,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于是有人宣告,传统的经济周期已经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不起作用了,美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超越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繁荣、危机、萧条、再度繁荣的周期性变化,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于是“新经济”一词破茧而出。

历史上,总是有人喜欢大声宣布“历史终结了”,接着历史肯定会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随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再一次证明永久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是不可能的。只要市场经济在,经济周期就不可避免。

尽管这样,克林顿时代“新经济”的成就依然值得认真探讨和借鉴。

定义“新经济”

最早认真定义“新经济”一词的是美国《商业周刊》杂志,1996年12月的文章中将新经济定义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下,传统经济的周期性不再明显。美国正从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在过去几年里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和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业的快速增长和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电子商务的发展。

之后的学者和主流舆论都认可了对“新经济”的这种定义,也就是说,新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新的状态,而是信息技术的兴起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讯业、信息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占美国GDP的30%以上,从事信息产业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从事传统产业的人数。1999年美国的汽车等“旧经济产品”的消费平均增长10%左右,而电脑、电话、娱乐、金融服务等“新经济产品”的消费平均增长25.5%。

尽管有学者认为如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也应包含在“新经济”的范畴内。但事实上,从GDP占比来看,信息技术之外的其他新兴科技领域所占比例很小。“新经济”的外延要比“知识经济”更窄,其指向更加特定。

实际上,人们更加认同,“二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互联网的软硬件技术是“新经济”的内核。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新经济”的步伐,但没有战后美国政府对计算机软硬件行业长期有力的支持,也就不会有“新经济”的突然爆发。

实际上,无论是半导体还是计算机硬件、软件,在发展的早期其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售给联邦机构,特别是国防部。国防部的采购支出在1964年至1990年的25年间增长了30倍还多。

《剑桥美国经济史》写到:“在美国,一个生机勃勃的独立的软件销售业的出现,离不开联邦政府投资建立的、受益于研究开发体系的研究和人事架构。政府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发展了一种典型的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团体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新观点、新产品不断涌现。像战后联邦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和采购一样,联邦政府对软件行业的政策也主要基于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事实也证明,政府对研究框架广泛的资金支持对扶持一个强大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有用。”

和中国等其他国家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不同,美国联邦政府重点通过国防预算采购扶持从事科技前沿研究的中小企业,并且特别注重所从事的基础技术研究和先进技术研究是军民两用技术。通过适当的技术转移政策,使国防部门开发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为工业界所吸收。同时辅以税收政策的特殊关照,美国国内税收法1986年规定研发经费增加后,研发主体可在10年内获得该增加值20%的退税。1995年底到期后,这项政策继续适用。2000年2月美国国会表决通过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研究法案》更是将其适用期无限期延长。

美国的“小企业计划”

2014财年,国防部发包给小企业合同额达530亿美元,已占国防部直接承包合同的23%。这个比例来源于1988 年颁布的《商业机会发展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国防部直接采购的合同份额中,必须至少有 20% 的合同优先授予小企业。 1997 年的《小企业再授权法案》将这一比例提升至 23%。

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出台了由国防部牵头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还有美国农业部、商务部、教育部等11个政府部门。这项计划1982年开始实施,30年多来,该计划对美国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全权负责该计划的管理与协调,国防部是该计划最大的资助者, 约占各部门全部资助金额的49.38%,累计资助资金超过140亿美元。例如,由美国晶体技术公司开发的集成电路关键器件镓砷晶片就是这一计划直接的受益者。

为了扶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发展,美国国防部专门成立了“小企业计划”办公室,该办公室主要负责一个命名为“导师·门生计划”的扶持项目,就是协助小企业(作为门生)参与大企业(作为导师)的主合同和分包合同。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小企业会得到大企业在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指导,从而提高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而给小企业当“导师”是大企业获得合同的前提条件。

由美国国防部制定的《联邦采办条例国防部补充条例》,对小企业的范围和适用政策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小企业合同预留及合同分包的方式,制定了与小企业管理局的法案相适应的条款,回答了如何通过导师制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这些指导性的条款为国防部如何开展中小企业帮扶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施规程。

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采购机构实体,美国国防部每年购买价值 3500 亿美元的货物或服务,占用 65% 以上的联邦预算。国防部每年采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足以让政府在政策制定时考虑这些采购支出的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国防采购体系中,还体现了充分的“容错”机制。那些获得了先期订单,但最终失败的项目将由国防部支付其研发成本。

2007年,国防部还出台了协助小企业以团队形式竞标的指导手册, 鼓励小企业可以通过合并合同和捆绑合同的形式组成联合团队竞标国防部的项目,以增强竞争力。合并合同和捆绑合同是专门针对那些一两个小企业无法承担的项目,他们可以组成联合团队参与竞争那些分工复杂或者前期资金投入大的项目。 (军事经济学院胡天杨、何亮《美国国防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启示》)

由巨额的国防部采购资金支撑起来的美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体系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需求精准地埋藏于采购清单之中,使那些尚未获得市场效益的前沿性科技,在研发初期就能够获得订单,减小了风险。

长期以来美国每年用于高科技研究和开发(R&D)的支出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8倍多,高科技对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高技术部门的贡献率也始终远高于经济中其他部门。1986~1990年,高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左右;1991~1995年,其贡献率达28%以上;1996年~2000年,这一数字接近35%。

在研究克林顿时代“新经济”为何崛起的原因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是美国科技水平和高科技产业持续领先的根本原因。的确,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高技术公司中大约20%在这里安家落户。但实际上,很多创业型科技企业的第一单订单就来自于国防部,没有国防部的这些订单,很多企业在天使资金花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资金跟进,凡专业研究美国科技体制的学者几乎都认为国防部采购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本文来自BT传媒·《商业价值》杂志2016年3月刊,网络独家首发钛媒体)

本文系作者 刘戈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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