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与新经济(中):微软成为反垄断被告,却避免了被肢解的命运

摘要: 当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引擎的时候,反垄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这种观念的变化和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所倡导和推动的创新驱动战略密不可分。

在20世纪的美国经济史上,谁成为反垄断的被告,谁就是那个时代风潮的引领者。1998年3月,创建微软的比尔·盖茨坐到了那个位置上,接受国会的反垄断质询。

在他之前的100多年里,太平洋铁路、洛克菲勒石油、美洲铝业、AT&T等著名公司的领袖都曾接受过反垄断调查,这些公司的下场无一例外是被肢解。

“在第一次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慷慨激昂地为他公司现在的经营行为进行辩护,并把微软公司描绘成美国新经济的旗手。”1998年3月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比尔·盖茨就反垄断调查在国会作证的内容,“在列举了微软对产业的贡献时,盖茨夸耀说软件制造商已经为美国创造了超过200万个就业机会,光去年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000亿美元,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引领着技术变革。”

随着个人电脑的迅速普及和互联网的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比尔·盖茨成为美国新经济的头号代言人。1994年4月,40岁的比尔盖茨第一次成为《连线》杂志的封面人物,从1995年开始,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比尔·盖茨连续成为《福布斯》世界首富。

“盖茨的立场,就像人们现在熟悉的,是对他个人所代表的产业唱赞歌:现在是美国高科技时代的早晨,我很自豪能成为仅仅用25年就给全世界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产业的一份子。软件产业已经以人们能够承受的价格创造了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更多经济发展的机会,并且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比其他任何产业赋予了人们更大的力量。”《纽约时报》大段的引用了盖茨在国会的证词原文。

没有找到抑制创新的证据,微软免于被肢解的命运

创立于1976年的微软是美国信息技术的代表企业,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背景下,微软迅速壮大,占据了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并利用与视窗系统软件捆绑销售的策略,迅速占领了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市场的入口。1997年10月,美国司法部指控这种捆绑销售违反了反垄断法。在历时3年的调查和庭审之后,2000年11月,微软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妥协。微软同意公开视窗软件的部分源代码,使其竞争者也能够在其操作系统上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虽然针对微软的垄断指控此后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微软最终没有像之前被反垄断起诉的那些著名企业一样被肢解。

诞生于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是美国第一部授权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案。在这部法律颁布后的100多年时间内,反垄断的理由和目的不断被修正,从最初的保证小企业的利益到后来演变成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而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则始终围绕着微软的市场垄断行为是否抑制创新。

微软没有被肢解,来自于美国社会和政府对于创新与垄断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在要素驱动时代,人们更趋向于认为垄断抑制竞争,大企业掌控了更多的市场资源,因而会利用垄断优势遏制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一项不确定的活动,除非有足够实力才敢承担创新风险,而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恰好为企业家提供了这种风险担保。大企业所具有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优势,使其可以从事那些技术先进但开发风险大的创新项目。居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也往往会具有更持久的意愿着力于新技术的研发。

众多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都参与到围绕微软垄断案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当年的标准石油案和AT&T案等传统型反垄断案不同的是,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领域形成的垄断实际上是因为其技术领先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垄断,微软的垄断地位靠的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资金实力或者控制通道。司法部首席反垄断经济学家鲁宾菲尔特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我们在控告微软时就意识到,对这类案子,经济上的规则已经变了。创新,远重于价格,才是微软案的意义。”

微软因为被怀疑通过垄断抑制创新而被起诉,最终又因为没有找到抑制创新的证据而免于被肢解的命运。当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引擎的时候,反垄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这种观念的变化和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所倡导和推动的创新驱动战略密不可分。

反垄断观念的改变,源于克林顿的“新经济”

在克林顿卸任若干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克林顿的宝贝女儿切尔西提到一个现象:20年前,她父亲从大学毕业时,一半的男青年想从政;而当她自己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想从政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想成为高管;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个个都想做高科技创业,搞创投公司,发明高科技产品,改变现在,改变未来。切尔西忍住没说,其实这都是他老爹的功劳。

从1993年,也就是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第3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并在第4季度创下了美国经济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纪录。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轮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增长会持续10年的时间。

克林顿发动的“新经济”攻势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据统计,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的1986~1990年,美国高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左右;而到了克林顿时代从1991~1995年,其贡献率达28%以上;而1996~2000期间这一数字高达35%;在克林顿结束任期的时候,美国和高技术及信息产业相关的产业已经占到了美国GDP中的40%。

克林顿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实施了科技创新国家战略。克林顿在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罗斯福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改造相提并论。

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接连发表了《技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技术用于美国经济增长:构筑美国经济实力的新方向》等一系列声明与报告。1994年,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主编并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在这份被称为奠定了“克林顿时代”基础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建设美国的明天,本届政府将把对科学的投资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报告提出了美国科技发展的5大目标:1.在科学前沿保持领先地位;2.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3.促进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增加对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投资并有效利用物力、人才和财力资源;4.为2l世纪造就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科技与文化素养。

1997年2月,克林顿将联合国提出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这一改动迅速被全世界所教授,让克林顿也顺理成章成为“知识经济”的“版权所有人”。在此之后两届任期中,克林顿毫不动摇的推动美国的创新。在他卸任的时候,美国彻底走出了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泥沼地带,美国经济又一次成功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创新驱动经济体,将全世界所有对手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克林顿对于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具体而细致。他首先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科技工作。克林顿亲自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总统科技顾问和商务部长等1O多位相关的内阁成员。

接着着手鼓励科技创新的立法。1993出台的《国防部授权法》,指令国防部面向企业发布技术转移指南,加大对接受国防部资助的非官方研发中心支持力度等。之后,1995年颁布了《国家技术转移促进法》,1997年颁布了《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2000年颁布了《技术转移商业化法》。

人才战略也是其中重要一环。1996年出台的美国《成人教育法》规定所有雇主每年必须支付全体员工工资总额l% 以上的资金开展在职教育。修改移民政策,将给外国技术人才的每年6.5万个名额很快提高到11.5万个,2001年甚至达到19.5万个。

另外、对于科技创新在税收、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努力以激发了民间持续、稳定、大量地进行科技创新研发投入。

《剑桥美国经济史》在“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的时代中,美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一章中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使其与其他工业国家完全不同的‘美国式的创新体制’决定?”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禀赋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肯定美国20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道,以及取得的非同寻常成果方面,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被分开。

“克林顿时代”科技创新战略的成功实施,再一次佐证了“美国式创新机制”的真实存在,以及政府在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和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不同的是,美国的科技创新动力并不是单纯通过市场的竞争自然获得的,克林顿做到了在美国体制框架内,用最正确的方式推动了科技创新,并导致经济转型的成功。(本文来自BT传媒·《商业价值》杂志2016年2月刊,网络独家首发钛媒体)

本文系作者 刘戈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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