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亚马逊遇上了麻烦，一周前《纽约时报》和贝索斯刚刚上演了撕逼大战。起因是时报记者撰写长文称亚马逊的办公环境“极度恶劣和紧张”，“员工们被迫选择工作大于私人生活”，公司还令员工“在充满压力的绩效评估会议上互相揭短”——这让贝索斯同学倍感压力，尽管贝索斯公开回应和辟谣，但阻挡不住老美研究人员做出亚马逊员工满意度下降的结论。

一家公司被推上舆论风口，事实上反映了美国今日的劳工环境，为什么在技术发展已经让工作这件事变的更高效的今天，人们反而比以前更拼命？矫情的美国人又开始反思他们的白领生存状况，但白领过劳真的不仅仅是美国才有啊，在鼓吹“全民创业”的中国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冷静一下？以下内容由钛媒体编译自《纽约客》的评论文章：

【若离 / 钛媒编译】《纽约时报》最近用整整一个头版报道了亚马逊员工的工作环境，披露了该公司白领光鲜亮丽的背后不为人知的一幕幕辛酸事：别看是为堂堂科技业巨头效力，突如其来被老板解雇也是家常便饭；即使是懂得控制情绪的成年人，工作时也可能伏案大哭；更有甚者，有些员工挨骂仅仅是因为没能及时回复午夜12点后收到的电邮。

这篇报道让美国真实的劳工环境大白于天下。曾几何时，西方社会的人们认为，富有阶层理应有别于“蓝领”阶级，享受悠闲的生活；而如今，有一技傍身的蓝领阶层能既得到丰厚的报酬，又拥有合理的工作时间；相比之下，那些光鲜的专业人士们倒要为了饭碗忍受屈辱，为了工作重负疲于奔命。

50年前的预测全错了

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经做出一个有名的预测，预计到2030年，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时。1964年，美国《生活》杂志分两期发布系列文章，探讨其认为的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未来的社会趋势，将是人们有过多时间用于休闲娱乐。这个关于“有闲阶层的空虚”系列文章提出，“就连一些中立的预测者也认为，自动化正在使我们的经济向着每周工作30小时的方向发展。”该杂志后续又发布了相关文章——《未来的任务：怎样让生活过得轻松》。

不过这个预测似乎并没有成真。五十年过去，可以公允地说，人类根本不存在所谓“闲暇太多”的危机了。在律师事务所、银行、高科技公司等对技术有一定要求的专业机构，每周工作时长稳步增加，已经达到许多人无法承受的地步。2006年，和占全美人口20%的最低收入劳动者相比，20%收入最高的劳动者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几率高一倍。

历史潮流出现大逆转。何以至此？

非要找出原因挺难的，这仍是个自相矛盾的谜团。过去五十年，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涌现了无数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大批女性也参与工作。假设至少要做一定量的工作才能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那既然生产力已经提高，劳动者也增多了，为什么工作时间还更长了？一定出了什么新状况。

这个问题激发了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的浓厚兴趣。《纽约客》评论员、美国知名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曾写道，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有人觉得，美国人只是更喜欢工作，不那么爱休闲娱乐。按照这种理论，

强烈的职业道德感已经成为每个大学毕业生的荣誉勋章——谁要是忙于工作，就意味着此人地位重要。

工作也是职场中人引以为傲之处，他们在工作场合满足爱好，享受免费餐食，开会也变成放假的一种形式。还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工作量增加必然与社会贫富差距有关，收入最高的人赚得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变得更有价值。以这种理论推断，人们消费得越多，需求和欲望就越多，工作的愿望就更强。

到底谁该为“白领过劳”负责？

上面这些所谓的专家解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劳动者的决策和动机出发来寻找答案。

但这样漏掉了一点：即使有人确实想休闲娱乐，即使他们也的确可以选择休闲，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美国的社会运行系统在本质上和过多休闲相抵触？换言之，长时间工作可能既不是人们真实愿望的产物，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统治阶级压迫工人的体现。它们也许是社会系统和制度的副产品，不但占用了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而且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如果有的行业（比如电商领域的巨头亚马逊）成长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无霸，众人都牵涉其中，就可能出现这种长久工作的副产品。

在技术至上的行业，工作有着一些固有的限制，比如一间屋子或者一座桥完工了，工程就结束了。然而，白领的工作却可能因为并非真正必要的需求而无止境地累加——也就是说，驱使白领们尽可能努力工作的动力与真实的社会或者经济需求无关。

举个例子吧。工时过长是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以现行的诉讼制度为背景的。如果法律的社会功能是解决纠纷，那么现行诉讼制度还远远称不上公平或者合理解决纷争的最有效方式。恰恰相反，诉讼过量，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诉讼行为成了一场对社会并无必要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律师们之所以投入这场颇费心力的竞赛，只是因为他们有能力。

在过去，技术和某种专业主义给“军备竞赛”带来了先天的发展限制。可是在今天，各方面都在进步，任何一方都不会退出竞赛，以免白白让对手拥有竞争优势。

评论界有一种主流的声音，将过劳工作归咎于企业家们的贪婪。但讽刺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和底层员工一样不开心，而且一样经常超负荷工作。

由此来看，当前的制度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从业者得益。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让职场中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恶化。这成了一个怪圈：愿意卖命的员工太容易获得了，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雇主们本应有的顾虑，在过去的观念里，工作当然是仅仅发生在“办公时间”的事情，出了“办公室”这个物理空间就不存在了——别忘了，曾几何时这可是常识！

而今，工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俨然一场足球赛——残酷的是这场球赛的结束哨声似乎永远不会吹响。

我举的民事诉讼过多导致律师们工作环境恶化，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他许多行业肯定也有各自的军备竞赛，它们同样在创造未必必要的工作。

要破解这种尴尬的局面，倒也不难找到对策，不过很难付诸实施：无非是回归基本目标，追求工作效率，尽量少费力气满足社会的一切需求，让那些真正热爱工作的人选择多干活。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亚马逊实为一家工作环境恶劣的公司，却对外自称其指导方针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讽刺的。一定有让人过得更好的方式。（本文首发钛媒体，编译自纽约客评论文章。若离翻译，陈倩敏编辑）